第七节 农业政策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农业发展状况不太理想，农民处境不佳。若按经济部门的投资结构来看，1910—1913年，农业投资比重占到总投资的13.9%，而到1925—1929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0.9%。从产值结构来看，上述两个时段的数据分别是23.4%和16.2%。[117]当然，这些数据的背景之一是工业化。由于工业部门发展的速度更快，魏玛共和国中期的农业生产指数尽管上升了19%，但相对地位还是不断下降。经济大危机期间，农民再次陷入尴尬境地。尽管生产指数相对工业而言是逆向运行，即略有上升，但农产品价格却不断下降。农民希望通过增加产量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但在工业生产倒退的情况下，增加农业生产只能促使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降。据德国统计机关计算，经济危机期间，德国农业总收入下降28.5%，大部分农业经营陷入亏损状态，抵押人实行大量扣押。[118]
纳粹党的正式名称中尽管有“工人党”字样，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不少领导人，对农业和农民问题给予了程度不等的关注。有人认为，纳粹党人对于农民和农业生产是相当重视的。“第三帝国，或者至少是第三帝国的重要人物，想要成为农民国家（Bauernstaat），同时也想要有加速发展的工业化，这绝对不是误解或者宣传的技巧。就像反犹主义那样，这属于少数的被坚定执行的纳粹生活原则。”[119]
希特勒早在口授《我的奋斗》一书时，就赋予农业和农民阶层以崇高的地位：“维持一个健康的农民阶层作为整个民族的基础，这一可能性从来没有得到过足够高的估价。我们如今许多的伤痛都只是乡村和城市人口间不健康的比例关系造成的。一个稳定的中小农民阶层作为主干的存在，永远是抵抗社会疾病最好的保障，就像如今我们所拥有的那样。而且这也是使民族在经济内在的血液循环中，获得每天面包的独一无二的答案。”[120] 1933年10月1日，担任总理的希特勒在毕克贝格（Bückeberg）国家感恩节集会上再度强调：“农民是我们民族最先进最深刻的代表，……农民们用大地的果实供养人类，用家庭的果实维续民族。对农民，自由主义和民主马克思主义是如此的蔑视，而我们，纳粹主义革命则自觉地将他们看作是现在安定的支柱，是将来独一无二的保障。”[121]
希特勒对于农民的友好态度可能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122]但毋庸置疑的是，纳粹德国农业部长达雷对于农业则持有理想主义的观点。在主要由达雷构建的纳粹农业意识形态理念中，农民及农业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农民是民族的粮食供应者，是种族血源的守护神，是德国国防的重要支柱。纳粹分子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了保障国家粮食供应的重要性。“在世界大战中我们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超过75万人在战争中由于饥饿而死亡，这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十年来漠视国内生产基础的后果。”[123]而透过世界大战中来自英国的“饥饿封锁”，纳粹党人还看到了犹太人统治德意志的阴谋和“资本主义将民族经济交托给商业”[124]的危险。因此，出于国家和民族经济独立性的考虑，纳粹党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但是对于纳粹农业意识形态理念的支持者而言，重视农民和农业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种族和社会问题。达雷在其两本代表性著作《农民是北欧（诺迪克）种族的生命源泉》（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desNordischen Rasse）和《来自血与土的新贵族》（Neuadel aus Blut und Boden）中，论证了日耳曼人属于农业民族的特性以及农民对于日耳曼人的种族意义，提出了“血与土”理论。他指出，植根于土地之上的农业劳动，并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对于影响血统传承的婚姻关系进行严格控制，保证了日耳曼民族有能力维系和繁衍自己纯正的血统。正如后来希特勒所说：“农民使我们焕然一新，它为城市提供人口，它是千年来永生的源泉，它必须得到维护。……（纳粹主义）运动基于遗传生物学的原因，在农民中看到了健康民族的生命之源。因此，我们不仅要维护它，而且要壮大它。”[125]此外，“没有德国农民就没有德国士兵，没有德国士兵就没有德国农民，两者互为前提，互相照应”[126]。德国农民是捍卫德意志土地的重要支柱。“真正的军事国家一直是来自农民的国家，人们能够在斯巴达人、罗马人和普鲁士人身上准确得知。”[127]所以，日耳曼农民会为了其自由，为了捍卫属于它自己的土地而拿起武器，而军队也会为日耳曼优秀人种的选择和历练提供平台。总而言之，纳粹党人“血与土”的理念，由对金融界、对资产阶级社会、对贵族以及对于西方的敌对情感所构成，它植根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德意志农民是更好的人类，是德意志种族的根基所在。
在该理念指导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德意志农民利益、保护德国农业生产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成立了“德国粮食总会”（Reichsnährstand），达雷出任“德国农民领袖”；其次，出台了《国家世袭农庄法》（Reichserbhofgesetze） ；再次，颁布了《塑造新德意志农民法》，大张旗鼓地推进农民的垦殖（Bauernsiedlung）活动；最后，在农业领域实施一系列的“市场整顿”（Marketordnungen），努力实现德国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提倡实施“生产战役”（Erzeugungsschlacht）。
1933年9月13日，政府颁布《关于临时组建的德国粮食总会以及制定乡村经济生产的市场和价格管理措施的法令》（以下简称“德国粮食总会法”），[128]德国粮食与农业部长被授权组建德国粮食总会并整顿农业经济的秩序。德国粮食总会由此成立。它不仅横跨了乡村农林牧渔各个生产部门，而且将从事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行业部门也囊括其中。戈林在1936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国家感恩节庆典活动中提到：“500万乡村生产者，65万零售商和32万粮食加工企业工人都是德国粮食总会的成员。”[129] 事实上，这一数字被严重低估，因为所有的农场所有者包括其家庭成员，以及农业工人、庄园雇工和乡村公职人员，加起来就已经比这一数字多好几百万。1934年底，其成员数量据统计有1120万。[130]德国粮食总会的组织架构呈金字塔型，最顶端是全国农民领袖达雷。起初他有两个主要的协助者，一个是个人——国家执行官（Reichobmann），一个是机构——参谋部。前者协助达雷处理具体事务，后者负责该组织同党和国家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络工作，以及制定农业经济的总路线，从某种程度上行使全国农民领袖办公厅的职能。以后随着德国粮食总会的发展，在国家执行官下面设立了管理部。1934年管理部设置三个下属部门，分别是“人事处”“生产处”和“市场处”。“人事处”负责教育和管理乡村人群；“生产处”负责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技术帮助和经营指导；“市场处”管理农产品价格、产品分配以及制定种植和加工规则。以后各类乡村经济行业联合会都归属于市场处，使其拥有了管理市场的最大权限，逐渐成为总会机构中最重要的部门。粮食总会的地方下属组织，首先是19个大区农民领袖，皆配备有执行官和管理处。[131]最主要的基层组织是县农民协会，协会领导称作县农民领袖。全国大约有514名县农民领袖。县农民协会以下，是乡镇农民协会，由乡镇农民领袖领导。全国约有5万名乡镇农民领袖。[132]
德国粮食总会并不是如成立法令中所说，仅仅是一个行业内“法定的自我管理组织”，它在权力巅峰期甚至已经具备了国家机关的特征。在人事方面，达雷将德国农民领袖的功能，同政府农业部长结合起来，总会工作人员的待遇与职责也根据公务员相关法规来执行；在财政上，总会通过税收机关收取会费，而协会也享有广泛的免税权；在权限上，它有权制定市场与价格方面的管理法令或条例，甚至可以根据要求，获得警察和司法机关的支持；在组织架构上，由于农业部在州政府层面的缺位，[133]它完整的运作体系成了中央政府执行农业政策的唯一依靠。因此，德国粮食总会是执行国家意志的工具，或如克劳迪娅·弗兰克（Claudia Frank）所说的，德国粮食总会是德国的“准粮食和农业部”。[134]
1933年9月29日，政府颁布《国家世袭农庄法》。针对20年代的农业土地流逝和零碎化趋势，该法旨在使“农民的农庄在继承过程中免受超负荷负债和分裂的危险，由此它们将作为阶层的继承财产，长期保留在自由农的手中”[135]。法律规定德国7.5—125公顷的农场可以登记成为“世袭农庄”（Erbhof），其土地不得出售、抵押、拍卖和分割继承，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才能拥有“世袭农庄”。这类农民（本书称“世袭农”）必须是德意志人或同等血统者，他们应具备婚姻能力，不仅经济上可靠，而且政治上忠诚。如果被发现持有不同政见，则将被剥夺对农庄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对于他们婚姻能力的要求也是纳粹种族主义农民理想的必然要求。与意识形态相适应，“农民”（Bauer）作为荣誉称号保留给世袭农。其他的农场主，包括小园圃的主人和易北河以东的贵族地主，只能称为“农业劳动者”（landwirt）。在债务减免方面，世袭农享有更为优厚的政策资金支持，其土地不会因为债务问题被强制拍卖。该法规定了相应的继承顺序，依次为儿子、父亲、兄弟、女儿、姊妹、其他的女性后裔。它还组建了负责法律判定的“单子继承机构”（Anerbenbehoerden），从地方到国家形成三级法庭体系。
当局制定《国家世袭农庄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试图摆脱市场风险的愿望。据达雷称，“将来基本上能够避免分割和负债，也能够免于单纯的盈利性追求。……从如今乱七八糟的农庄和大地主及大小农场中，缓慢而有组织地，根据自然的挑选过程，重新塑造出基于这类世袭农庄之上真正的农民。没有突然的紧急法令，也没有对乡村市场包括乡村土地市场的骚扰，由此来保证德意志民族的粮食供应”[136]。该法不仅兑现了纳粹党上台之前对农民所作的承诺，[137]其关于世袭农资格的规定和继承次序的安排更是体现了达雷及纳粹党在农业领域的思想观念体系。达雷认为，《世袭农庄法》的基本点在于要使“农民成为血统的化身，而不再是一种职业关系，这是一种对于土地的世界观问题”[138]。“血与土”的理念要求将德意志人和土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世袭农庄法》就将农民与农庄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首先，世袭农庄属于农民；但是在将来，农民将属于农庄”[139]。
政府的第三个重大举措是推进农民的垦殖（Bauernsiedlung）。[140]纳粹党认为，出于保护农民的需要，只有最好的种族元素参与到国内的垦殖活动中，才能保证未来的一代人能够足够强大，在东部的边疆地区“筑造起一道抵挡斯拉夫人的墙”[141]。早在1924年，纳粹党议员就在国会中提出过加强垦殖力度的提案。1930年的《三月纲领》进一步提出，要让无法继承农场的农民儿子或者农业工人拥有新的农场，而首先考虑的是东部的边疆地区。达雷也积极支持垦殖计划，在早期纳粹党的农业政策机关内成立了一个特别的部门，名为“东部领土处”（Ostland），专门负责制定垦殖计划及处理相关问题。1933年7月14日，颁布了《塑造新德意志农民法》。政府将垦殖的权力收归中央，希望借此消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能产生的摩擦。1934年，纳粹党成立了“国家选拔德意志农民垦殖者办公室”（Reichsstelle für die Auswahl deutscher Bauernsiedler），但一年后旋即撤销，其工作职责转给了德国粮食总会管理部和地方上的州农民协会。垦殖申请者必须在大区农民领袖处申办一张“新农民卡”（Neubauernschein），然后领取一张由国会垦殖问题委员会颁发的《农民垦殖者说明书》，上面罗列了成为一名垦殖者的标准。为了进一步促进垦殖活动的开展，1935年1月4日政府通过了《国家垦殖法补充条例》，[142]禁止土地债权人阻止开展垦殖活动，但垦殖机关将保证其在土地分配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此外，还统一了垦殖者多样化的抵押利息负担，授权垦殖企业可以在不公开拍卖的购地中将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废除垦殖地上的租赁关系。
政府对农民垦殖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资金上。垦殖农经常遇到资金问题，不仅购买土地需要资金，而且兴建土地上的房屋住宅，购买各种农业原料设备也都要花钱。这对于垦殖农是笔不小的负担。政府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垦殖农购买农用机械能获得特别折扣，1938年时，建筑材料免运费，1.5万马克的土地首付款中，政府补贴达到8800马克，而对于那些生育了众多子女的垦殖农家庭还有进一步的利息优惠。[143]然而，纳粹党对垦殖者的资格却有许多要求。首先要证明其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绝大多数垦殖者都曾经是农民或有过相关的从业经历。申请垦殖的农民不准负债，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其次是身体方面，要求健康并拥有强大的生殖力。申请者必须已婚或订婚，不得患有任何遗传性疾病，并递交1800年以来的家谱证明，不得有犹太血统。最后是政治方面的审核，这项功能一般由县农民领袖进行，申请者要递交一份履历，参加纳粹党各种组织者都会受到青睐，如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迹象，即遭拒绝。可见，纳粹党对于垦殖活动的重视，与以往有所不同。它不仅仅基于传统习俗，实现民族国家政策，而且附加了种族主义的净化功能。在社会发展方向上，它还反对工业中心化，凸显了对于社会再农业化的追求。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实现“自给自足”，政府通过全国粮食总会推出一系列的“市场整顿”措施。1933年7月15日，政府颁布《强制建立卡特尔法》，在全国经济领域引进“市场整顿”的法律基础。由粮食总会管理部的市场处负责管理和监督市场秩序。首先是固定价格体系，市场处通过行业联合会及其下属的经济协会，规定价格或浮动区间，调控农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同时，还辅之以产品的标准化，规定了农产品的等级，严格监督其生产质量。在包装、标签和运输问题上，对生产者作出一系列规定。行业联合会在较大的市场里建立了“等级评定委员会”，以评定等级标准，确定相应的价格。鸡蛋根据重量分成五个等级，并根据新鲜程度分成两大类，对应不同的固定价格。面粉根据由研磨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含粉量差别划分成三到四种类型。在牛奶加工行业，黄油只允许有五种类型，奶酪则根据所含脂量分成八个等级。对于农产品的包装也有要求，早熟土豆只能用粗布袋、厚纸包或塑料袋包装，鸡蛋只能装在箱子里。[144]果蔬和葡萄酒则要贴上标有质量等级和产地的标签。行业联合会规定其成员的上缴、接收、储存和加工义务，对不符合规定的企业实施处罚乃至关闭停产。其次，对产品的市场流动加以控制。在生产源头上，全国粮食总会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数据统计，与一次大战前不到30所会计中心相比，纳粹统治时期逐渐扩增到500所，覆盖了近5万家农场。而德国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时被用作数据样本的农场簿记账目，1933年只涉及7000家，到1944年则猛增到1.48万家。[145]农产品运出农场之后，政府的管制体系更加完备。农产品加工厂和贸易商的每一笔交易都要开列“交易凭证”（Schlußscheine）[146]，说明买卖双方的情况、产品的种类数量以及价格等，报送当地县农民协会及其相应的经济协会批准。全国粮食总会将供货关系固定下来，为生产者划定固定的销售区域。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交给指定的收购站点，然后贸易商再从这些站点提取货物，销售到指定的消费地区。全国粮食总会由此逐渐建立起封闭性的市场体系。最后是对种植品种与面积的干预，这在纳粹统治初期较少采用，因为纳粹党人不愿背负干预农民生产的骂名。
由于1934年谷物歉收，同时也考虑到要解决农产品，尤其是黄油、饲料以及棉料作物的进口依赖问题，1934年11月，全国粮食总会在高斯拉（Goslar）举行的第二次德国农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发起“生产战役”的号召。1934年12月，全国粮食总会对“生产战役”提出十项建议，希望通过扩大种植面积和密集种植，改变农业经济结构，摆脱生产困局，实现农业产量的提高。赫尔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1896—1947）为此准备了一个庞大的宣传计划，费用超过35.7万马克，包括发行一本名为《生产战役》（Erzeugungsschlacht）的杂志。宣传领袖戈培尔也要求党的各级机构积极配合，帮助宣传。根据1934年12月15日《柏林日报》报道，在“生产战役”发起后的一个月里，围绕该主题，6万人次的各级农民领袖总共组织了42万场集会。[147]全国粮食总会的宣传人员马不停蹄地赶往各个集会会场，结合当地的特点，宣传“生产战役”的农业生产规划。宣传活动的顶峰是冬季末举办的“绿色周”（Grünen Woche）农业展览会。该展览会最早由国家旅游局于1926年提出，目的仅仅是为了消除各农民协会在柏林集会期间沿街叫卖农产品的现象。但纳粹政府充分利用了该展览会，全力宣传和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和产品。农民可以在展会上获得关于干草收获、猪的饲养和其他牲畜养殖的改良方法。展览会甚至还建立了“样板农庄”，向农民示范如何合理地安排农业生产和管理。[148]戈林受权主持“四年计划”后，任命巴克作为“乡村经济事务组合”（Geschaeftsgruppe Landwirtschaft）的领导人，与自己一起向德国粮食和农业部、全国粮食总会发布命令。同时，戈林还在四年计划办公室里成立了“价格构建委员会”，作为最高国家机关负责制定和监督各类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149]四年计划办公室通过这两个部门，凌驾于德国农业部和全国粮食总会之上，直接插手农业领域的事务。在《价格冻结令》（Preissstopverordnung）框架下，四年计划办公室适当调整了农产品售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提供企业信贷和国家补贴援助，用于购买机器和满足农业工人住房建设的要求，以此削弱由于价格“剪刀差”对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在第二个四年计划期间，农产品的“义务上缴”全面铺开，监控也更为严格。每个乡镇都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对于没有完成上缴任务的农场进行审核，查找原因。无故没有完成上缴定额的农场和农民受到严厉处罚，而超额完成任务的农民则被授予“农学奖状”（diplom）。[150]在戈林采取行动之后，达雷也于1937年3月23日号召开展“全国乡村劳动竞赛”（Reichsleistungswettbewerb des deutschen Landvolk），要求评选各大区和全国范围内的最佳农庄和最佳乡镇农民协会，以此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51] 1937年，粮食总会在全国推广使用“农场卡”（Hofkarte）。先由农民填写登记表，其中涉及有关农庄所有者的任务、劳动和经营情况等约150个项目，然后由主管的县农民协会“农场科”将这些数据转录进农场卡。土地面积超过5公顷的农庄被归类，而小农场的数据则被归并。最后，全国有200多万个农场以及90%的耕地面积登记入卡。这一详细的数据统计，不仅有利于制定粮食生产领域的计划，而且也是监督农场生产的重要依据。1937年春，各级农民协会根据达雷的命令，建立相应的“经济咨询所”（Wirtschaftsberater），推动经营管理的合理建议能够到达每个农场。
纳粹政权这一系列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呢？各种资料表明，它们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全国粮食总会将原来农村中各种协会组织和专业机构都吸纳进自身的结构中，同时也将它们的所有工作都集于一身，造成工作琐碎而繁杂。粮食总会的基层组织既要调控和监管农业领域的生产，还要参与对世袭农庄的考察和管理，以后还要配合战争机器的运转，催缴粮食，分配劳动力和抽调兵役。在莱茵兰，县农民领袖一周要工作六天，随机从他的工作日记中抽取一段，就会发现他晚上经常要开会。[152]此外，全国粮食总会还经常受到纳粹党与政府其他职能机关的掣肘。纳粹党大区领袖不愿意看到所辖区域内存在着大区农民协会这样的独立王国。国家行政机关的地方大员也想干涉大区农民领袖的任命。而全国粮食总会还要同莱伊领导的“德意志劳动阵线”争夺农业劳工，同沙赫特领导的工业集团争夺外汇资源。德国的农业部门并没有因为统一在粮食总会的领导下，而使自己在竞争中更具有发言权，反而使自身的命运更依赖于农民领袖个人的荣辱。
《国家世袭农庄法》在实际操作中也并未发挥预想的效果。被登记为世袭农庄的农场可以向单子继承法庭申请继承或者撤销世袭农庄的资格。1935年，在传统上实行单子继承的地区，这一比例较低，平均大约有10%的世袭农庄提出申请，相反，在实行分割继承的地区，其比例则高达30%甚至 61%。[153]这些申请一般都获得批准。政府对待世袭农庄的土地流转[154]问题也不太严格。1935年，在单子继承法庭处理的涉及世袭农庄土地流转的86480起申请中，只有3156起被拒绝，另外7755起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两者共占总数的12.6%。[155]有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从法庭‘体谅的判决’来看，可以认为《世袭农庄法》根本就没有真正付诸实施”[156]。在减债问题上，世袭农庄获得的资金远大于其他类型的农场。然而，政府在减债问题上对于世袭农庄的大力扶持，并没有使世袭农庄表现出比其他农场更为突出的还债能力。1937年8月份，东部地区有20%的世袭农庄没有根据减债程序达成的协议及时偿还债款，而相应地区的大农场，这一比例只有5.9%。[157]《世袭农庄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农庄无法抵押，就使得世袭农庄无法获得足够的贷款以投入再生产，这对其发展是一个致命的短板。
政府执行的垦殖政策，必定要触及贵族大地产主的利益。达雷出任农业部长后，对贵族大地产主的态度有一定的缓和。他首先否认了大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对立……是单纯地方上的，人事和具体事务上的”[158]。他同时提出，“单个的大地主，以自身的力量管理健康的农场，该大地主本身也能适应德意志的经济结构，那么他的大地产就应该得到保留。另一方面，与此相反，在经济上不再能够维持的大地产将被引领走向具有生命力的经济结构。这毫无疑问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用德意志农民再度填充东部易北河地区”[159]。这一方面为大地产的存在留下了口子，但同时也将达雷所代表的纳粹农业意识形态同大地主的交锋战场，定位在了实施农民垦殖的领域。大地主奋起反抗。当《塑造新德意志农民法》付诸实施时，两名大地主立即写信给兴登堡总统，认为将大农场分割出售、用于垦殖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10万块垦殖地的获得不能通过挥一挥手来实现。兴登堡迅速将信件转给希特勒，希特勒则向地产主们表示，他已经从希姆莱处获悉了大地产的经济效益。戈林也在1933年初对波美拉尼亚的乡村联盟协会表示，如果现存的农业形势遭到破坏，就不应该开展垦殖活动。[160] 1937年，农业部的官员表示很难获得垦殖用的土地，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大农场是农产品最好的供应者。[161]大农场生产的黑麦和土豆，占据了当时主要粮食产品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对大农场实施分割处理，势必会影响到主要粮食产品的生产。对于想要实现农产品自给自足的纳粹政府而言，必然会有所顾忌。此外，垦殖的资金问题和资格审查也妨碍了农民农场的推广。由于确立了世袭农庄和从事国防建设，许多土地退出市场，导致地价攀升，加重了垦殖农的负担。而纳粹意识形态上对于垦殖农血缘的审查也使许多有垦殖意愿的人望而怯步。因此，从1933年到1940年，一共建立了不到2.2万座新的农民垦殖农场，总面积为362442公顷。[162]这远未达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水平。
纳粹统治时期农业的总体生产情况，根据政府农业政策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在欧战爆发前呈现两个阶段。1933—1936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农产品生产有了提升，自给率从1930年的70%上升到1934年的81%，1936年达到了84%。[163]这时不仅贯彻了达雷的农业意识形态中关于市场秩序的理念，而且实施了显著的利息和税收管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1937—1939年为第二阶段。从1936年的第二个四年计划开始，纳粹政府基本上淡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追求，经济目标成了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这一追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38年农业生产比十年前上升了20%，比1935/36年上升了10%。1939年收入盈余达到纳粹统治时期的最高点，为35亿马克。[164]整个30年代，德国人口增加了200万，1939年粮食自给率依然维持在83%。[165]尽管直至1939年底，德国还是一个粮食进口国，尤其在脂肪类和饲料作物上，但是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全国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提高。达雷甚至信誓旦旦地表示：“在粮食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不可能再度出现。元首和德意志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完全信任德国的粮食供应。”[166]然而，就土地所有制结构而言，虽然纳粹党从意识形态出发，鼓励和支持中小农的发展，但是由于农业生产资金的紧张和农业劳动力的持续流失，中小农场的经营更容易陷入困境，而大地产受到的伤害相对较小，因此固有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变。德国农产品的结构性矛盾也未得到有效改善。饲料作物匮乏，直至战争爆发前仍然有20%左右的饲料需要进口，[167]这直接制约了饲养业的发展。油料作物也同样存在缺口，1938年，全国仍然需要进口150万吨油料作物，为此须支付2.31亿马克。[168]
纳粹党对于农业的重视在其国家预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业部的预算从1934年到1939年大约增长了620%，而同一时期其他部门平均只增加170%。其开支从原来的第八位上升到第四位。然而与意识形态上对于农民和农业地位的突出强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33—1939年，全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8%下降到18%，从事农林业的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则从28.9%下降到26.0%。[169]其原因是政府不愿放弃对于军备工业的高额投入，而民众也对社会的工业化发展趋势更感兴趣。
【注释】
[1] 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Köl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7,S.35.
[2] BA,NS/22/10,BA,NS/22/11，转引自Avraham Barkai,Die Wirtschaftsauffassung der NSDAP.S.10.
[3]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174页。
[4] [英]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165页。
[5] [英]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190、148—149页。
[6] Adolf Hitler,Hitlers Zweites Buch:Ein Dokument aus dem Jahr 1928.S.163.
[7]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scism.Greenwood press,New York,1968,p.96.
[8] Adolf Hitler,My New Order.pp.145-156.
[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66.
[10] 见[联邦德国]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扬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页。
[11]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67.
[12] [德]格茨·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刘青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290页。
[1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81-382.
[14] [联邦德国]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60—61页。
[15] Matthew Stibbe,Women in the Third Reich.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1.
[16]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Leyden:Berg Editorial Offices,1997,p.118.
[17]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114.
[18]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Clays Ltd.England,1971,p.76.
[19]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118.
[20] Maxine Y.Woollston,The Structure of the Nazi Econom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92.
[21]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刘法智、杨燕怡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03页。
[22] 指原料、机器、工具。
[23] 仅指机器和工具。
[2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83.
[25]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176页。
[2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72.
[2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94.
[2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76.
[2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98.
[3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78.
[31] Werner Tornow,Chronik der Agrarpolitik und Agrarwirtschaft des Deutschen Reiches von 1933-1945,Bonn:Droste Verlag GmbH.,1972,S.112.
[32]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400-401.
[33] 此人后来成为抵抗运动领导人。
[3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281-287.
[35]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201页。
[36]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86.
[37]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47页。
[38]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138页。
[3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416.
[4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412.
[4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417.
[42]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47页。
[43] [德]格茨·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第41页。
[44] 其具体内容为：“我们要求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赁给小工商者，要求国家和各州在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者。”
[4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02.
[4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02-303.
[47]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S.409.
[4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04.
[4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04-305.
[50] 两个表格均引自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07-308.
[51]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61页。
[52] 卡特尔是生产集中化进程中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垄断形式，当集中化再进一步发展，达到只有1—2个大垄断企业有效控制该领域的市场时，卡特尔组织也就没有必要了。
[5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14-315.
[54]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114页。
[5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09-310.
[56]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116—121页。
[57]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198页。
[58]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15页。
[59] Timothy W.Mason,Dokumente.52 Auszug aus den Monatsberichten der Reichstreuhänder der Arbeit für die Monate November und Dezember 1937,S.430.
[60] ReichsgesetzblattI(1939),S.313.
[61] Martin Rüther,Arbeiterschaft in Köln,1928 -1945.Köl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0,S.289.
[62]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u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 1933.Pfafenweiler:Centaurus Verlagsgeselschaft,1995,S.166.
[63] Michael Schneider,Unter Hakenke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1933bis1939.Bonn:Dietz,1999,S.518.
[64]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u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1933.S.180.
[65]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p.137-138.
[66] Herausgeben von Wolfgang Mechalka,Deutsche Geschichte 1933 -1945:Dokumente zur Innenund Außenpolitik.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2002,S.61.
[67]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61.
[68]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251.
[69] Timothy W.Mason,Dokumente.191 Erlaß des Reichsarbeitsministers an die Reichstreuhänder der Arbeit vom 4.September 1939.S.1101-1111.
[70] Timothy W.Mason,Dokumente.190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 zum Abschnitt IV der Kriegswirtschaftsverordnung vom 11.Oktober 1939.S.1099.
[71]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cis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68,p.368.
[72] 两个表格均引自[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207页。
[73] Aus dem Lagebericht der Staatspolzeistele Aachen an das Geheime Staatspolizeiamt in Berlin.In:Herbst Michaelis / Ernst Schraepler (Hg.) :Ursachen und Folgen.Bd.9.S.689-690.
[74]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208、222页。
[75]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265—266页。
[76] [美]时代生活编辑部编：《第三帝国：新秩序》，张显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77] Adolf Hitler,Rede vor dem Hamburger Nationalclub von 1919 vom 28.2.1928.In:Werner Jochmann:ImKampf um die Macht,Hitlers Rede vor dem Hamburger Nationalclub von 1919.Frankfurt am Main 1960.S.102.
[78]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ü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 1933.Pfaffenweiler 1995.S.65.
[79] Avraham Barkai,Die Wirtschaftsauffassung der NSDAP.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B 9/75,1.März 1975.S.10.
[80] ReichsgesetzblattI 1933.S.285.
[81] Tilla Siegel,Leistung und Lohn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dnung der Arbeit”.Opladen,1989,S.43.
[82] Völkischer Beobachter,17.Januar 1934.S.1.
[83] Werner Mansfeld & W.Pohl & G.Steinmann/A.B.Krause,Die Ordnung der nationalen Arbeit:Kommentar zu dem Gesetz zur Ordnung der nationalen Arbeit und zu dem Gesetz zur Ordnung der Arbeit im öffentlichen Verwaltungen und Betriebe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aller Dürchführungsbestimmungen.Berlin,Leipzig,Mannheim,München,1934,S.10,177.
[84]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22,23,154.
[85]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224.
[86]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27.
[87]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352-357.
[88]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80-82.
[89]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S.95.
[90] Soziale Praxis 45 (1936),Heft 19,S.60-564;参见Andreas Kranig,Lockung und Zwang.S.232.
[91] ReichsarbeitsblatII(1936).S.67.
[92] Soziale Praxis 44 (1935),Heft 2.
[93] Hermann Dersch(Hrsg.),Arbeitsrechtssammlung.Mannheim,Berlin,Leipzig.1933 - 1945.Bd.221935.S.97.
[94] Arbeitsrechtssammlung.Bd.24(1935).S.44.
[95] Wolfgang Spohn,Betriebsgemeinschaft und Volksgemeinschaft.die rechtliche und institutionelle Regelung der Arbeitsbeziehungen im NS Staat.Berlin,1987,S.114.
[96] Arbeitsrechtssammlung.Bd.25(1936).S.87、193.
[97]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80-82.
[98] Wolfgang Spohn,Betriebsgemeinschaft.S.20.
[99]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im “Dritten Reich”,Deutsche Arbeitsfront,Unternehmer und Staatsbürokratie in der westdeutschen Großindustrie 1933-1939.Paderborn,1991,S.128.
[100] 转引 自Christopher Rea Jackson,Industrial labor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Labor law and society in Germany,1918-1945.Harward University,1993.（博士论文未刊本） p.1023.Vgl.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S.207.
[101] Michael Prinz,Vom neuen Mitelstand zum Volksgenossen.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en Status der Angestellten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zum Ende der NS Zeit.München 1986,S.222-223.
[102] Christopher Rea Jackson:Industrial labor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Labor law and society in Germany,1918-1945.p.1012.
[103] Michael Prinz,Vom neuen Mittelstand zum Volksgenossen.S.223.
[104] Michael Schnei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S.572.
[105] Michael Schnei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1933 bis 1939.S.573-574.
[106] 该机构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位于杜塞尔多夫，1933年7月起隶属于德意志劳动阵线。
[107] Chup Friemert,Produktionsästhetik im Faschismus.Das Amt “Schönheit der Arbeit”von 1933 bis 1939.München,1980,S.102.
[108] Wily Müler,Das soziale Leben im neuen Deutschla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Berlin,1938,S.188.
[109] Schönheit der Arbeit durch Grünanlagen im Betrieb.Aufklärungsheft,hrsg.vom Amt “Schönheit der Arbeit”der NSG “Kraft durch Freude”.Berlin Juni 1935.转引自Chup Friemert,Produktionsästhetik im Faschismus.S.118.
[110] Chup Friemert,Produktionsästhetik im Faschismus.S.135.
[111] Rückblick auf die Aktion “Gutes Licht gute Arbeit”.In:Deutsche Bergwerkszeitung Nr.50 vom 28.2.1936,ZstA,Deutsche Arbeitsfront,Nr.6261,Blatt 54.
[112]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Berg Editorial Offices,1997,p.163.
[113] [联邦德国]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63页。
[114] Chup Friemert,Produktionsästhetik im Faschismus.S.143,131.
[115] Timothy W.Mason,Dokumente.12 Siebente Anordnung zur Durchführung des Vierjahresplans über die Verhinderung rechtswidriger Lösung von Areitsverhältnissen vom 22.Dezember 1936.S.230.
[116]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S.242.
[117] [联邦德国]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25—226页。
[118]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8页。
[119] David Schoenbaum,Die braune Revolution,Eine Sozial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Köln:Kiepenheuer & Witsch 1968,S.197 f.
[120] Hitler,Mein Kampf.München:Eher,1925,S.151 f.
[121] Völkischer Beobacheter.Nr.267 von 3.10.1933,Rede:1.10.1933.
[122] 不少人指出，希特勒对农业问题兴趣不大，也所知甚少。他的私人副官弗里茨·魏德曼（Fritz Wiedemann）在回忆录中说，“从毕克贝格国家农民日上可以看出，希特勒对农业根本不感兴趣。”（见Fritz Wiedermann,Der Mann,der Feldherr Werden Wolen:Erlebnisse und Erfahrungen des Vorgesetzten Hitlers im Ersten Weltkrieg und Seines Spaeteren Personlichen Adjuntat.Velbert 1964,S.69 f.）而德国著名农业思想史学者海因茨·豪斯霍夫（Heinz Haushofer）也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对骑马心存惧意，甚至不愿意在设计建筑时添加植被的人，他对于“乡村经济，尤其对农民，根本不会有发自内心的关切”。(见Sigmund von Frauendorfer und Heinz Haushofer,Ideengeschichte der Agrarwirtschaft und Agrarpolitik.München 1958,S.199 f.)
[123] Richard W.Darré,Um Blut und Boden.München: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42,S.463.
[124] Richard W.Darré,Zur Wiedergeburt des Bauerntums.imUm Blut und Boden.München: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42,S.62.
[125] M.Domarus,Hitler.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 bis 1945.Würzburg:Domarus,1962,Bd.I.S.253.
[126] Richard W.Darré,Das Ziel,imUm Blut und Boden.München: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42,S.159.
[127] Richard W.Darré,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 der Nordischen Rasse.München:Lehmann,1929,S.326.
[128] Gesetz über den vorlaeufigen Aufbau des Reichsnaehrstandes und Massnahme zur Markt und Preisregelung fuer Landwirtschaftlich Erzeugnisse 13 Sept.1933,RGBl 1.Reichsverlagsamt,S.626 f.
[129] Gerd Ruehl,Das Dritte Reich:dokumentarische Darstellung des Aufbaus der Nation.Berlin:Hummelverl.,1937,S.282.
[130] Hans Buerger,Die landwirtschaftliche Interessenvertretung in der Zeit von1933bis zur Gegenwar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Westdeutschen Verhältnisse.Erlangen & Nürnberg:Univ.,Diss.,1967,S.72.（博士论文，未正式出版）
[131] 1938年前，这些领袖分别设置在：巴登、巴伐利亚、汉诺威、黑森-拿骚、库尔黑森（Kurhessen）、库尔马克（Kurmark）、梅克伦堡、东普鲁士、波梅尔、莱因兰、萨尔普法尔茨、萨克森-安哈尔特、萨克森自由州、西里西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图林根、威瑟-埃姆河（Weser Ems）、威斯特伐利亚、符腾堡。
[132] Reischle und Saure,Reichsnaehrstand.Aufbau,Aufgaben und Bedeutung.Berlin:Reichsnährstand Verlagsges.m.b.H.,1940,S 71.
[133] 根据1934年1月30日的《国家重建法》，德国各州并没有归属全国农业部管辖的农业部门，其相应职权部门隶属于其他部门之下，只有普鲁士在1935年1月之后才将其乡村经济部与全国农业部联结起来。
[134] Claudia Frank,Der“Reichsnaehrstand”und seine Urspruenge,Struktur,Funktion Und ideologische Konzeption.Hamburg:Univ.,Diss.,1987,S.119.（博士论文，未正式出版）
[135] Reichserbhofgesetz vom 29.September 1933,RGBl.I,Berlin:Reichsverlagsamt,S.685.
[136] Richard.W.Darré,Bauer und Landwirt.in,Um Blut und Boden,Reden und Aufsätze.München: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40,S.208.
[137] 即1930年3月6日纲领宣称将不允许德国的土地成为金融投机的目标。
[138] Richard.W.Darré,Um Blut und Boden.S.101.
[139] David Schoenbaum,Die braune Revolution,Eine Sozial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Köln:Kiepenheuer & Witsch,1968,S.202.
[140] 即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农民提供土地，进行农业生产。
[141] J.E.Farquharson,The Plough and Swastika,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45.London and Beverly Hils:Sage Publications,1976,p.144.
[142] Gesetz zur Ergaenzung des Reichssiedlungsgesetzes vom 4 Januar 1935,RGBl.Teil 1,1935,S.1.
[143] Vierteljahrsheft zur Statistik des Duetschen Reiches,1938,Band 2,S.4-7.
[144] Verordnung über die Regelung des Eiermarktes,21.12.1933 RGBl.Teil 1,S.1103.
[145] Gustavo Corni und Horst Gies,Brot Buter Kanonen,die Ernae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Berlin:Akad.- Verl.,1997,S.332.
[146] “交易凭证”在不同情况下名称有所变化，但其本质都是作为监管控制的手段。如在谷物贸易时，由分配者（指贸易商、供销社、经纪人或者代理商）开具给生产者的“供货证明”（Ablieferungsbescheinigung），交由县农民协会保存，而生产者直接与磨坊之间的交易则需要出示特别的“粮票”（Mahlschein）。参见W.Meinhold,Grundlagen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Marktordnung.Berlin,1937,S.121.
[147] Clifford Lovin,Die Erzeugungsschlacht 1934 - 1936.in Zeitschrift fue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22(1974),S.214.
[148] Gustavo Corni und Horst Gies,Brot Buter Kanonen,die Ernae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S.323.
[149] Gesetz zur Durchführung des Vierjahresplans,Bestelung eines Reichskommissars für die Preisbildung.29.10.1936.RGBl.S.927.
[150] Gustavo Corni und Horst Gies,Brot Buter Kanonen,die Ernae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S.332.
[151] R.W.Darre,Die Stundeist Gekommen.in:NS landpost,26.3.1937.
[152] J.E.Farquharson,The Plough and Swastika,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45.p.74.
[153] Friedrich Grundmann,Agrarpolitk im Dritten Reich,Anspruch unde Wirklichkeit des Reichserbhofgeset.,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79,S.65 und S.180.
[154] 包括土地的出售、租赁或延长租期，以及分割和抵押等行为。
[155] Friedrich Grundmann,Agrarpolitk im Dritten Reich,Anspruch unde Wirklichkeit des Reichserbhofgesetz.S.184.
[156] Dietz,“Deutsche Agrarpolitik seit Bismarck”,in:Zeitschrift fue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1964,S.209.
[157] Leo Drescher,Die Entschuldung der ostdeutschen Landwirtschaft.Berlin,1938,S.35.(手写稿付印，未正式出版)
[158] R.W.Darré,Um Boden und Blut,S.262.
[159] R.W.Darré,Um Boden und Blut,S.265.
[160] K.Heiden,Geburt des Dritten Reichs.Zurich:Europa verl.,1934,S.185.
[161] J.E.Farquharson,The Plough and Swastika,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1928-45.p.147
[162] Adelheid von Saldern,Mitelstand im “Dritten Reich”:Handwerker,Einzelhändler,Bauern.S.79.
[163] Claudia Frank,Der Reichsnaehrstand und seine Ursprünge.Hamburg:Dissertation,1988,S.201.
[164] Adelheid von Saldern,Mitelstand im "Driten Reich" :Handwerker,Einzelhändler,Bauern.S.114.
[165] Dieter Petzina,Autarkiepolitik im Driten Reich.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ierjahresplan.Stuttgart:Dt.Verl.- Anstalt,1968,S.94.
[166] F.Grundmann,Agra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des Reichserbhofgesetzes.Hamburg:Holfmann und Campe,1979,S.102.
[167] Dieter Grupe,Die Lebensmitelversorgung Deutschlands seit 1925,Hannover:Strothe,1957.附录
[168] Gustavo Corni und Horst Gies,Brot Buter Kanonen,die Ernae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S.312.
[169] David Schoenbaum,Die braune Revolution,Eine Sozial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S.206 und S.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