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抵抗活动
纳粹体制是有敌人的。它的建立和运行，伴随着搜寻、聚焦、打击敌人的残酷暴行。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如果找不到敌人，甚至可以制造敌人，用以扩大和巩固己方营垒。那些纳粹的政敌无疑会反抗，这就构成了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不仅如此，不少信仰不同的有识之士，在纳粹分子还具有较大欺骗性的时候，就敏锐地看到纳粹运动的罪恶本质，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然而，纳粹当局的极权统治和血腥镇压，加上民众的轻信，使抵抗运动举步维艰，不仅力量弱小，打击乏力，而且难以联合，大部分时间处于各自单兵作战的状态。纳粹政权是被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击败的。尽管如此，德国人自己的抵抗运动还是第三帝国历史中悲壮的篇章。处境艰难，更显不易。
在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德国共产党成了他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和牺牲品。德共为了生存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最早走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1933年3月3日，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和其他许多领导人遭逮捕，包括数百名党的工作人员在内的十多万党员被送进集中营或监狱。共产党很快转入地下从事非法斗争，其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于1933年2月26日合法出版了最后一期后，3月起成为地下出版物，起初在柏林，后来在国外出版。转入地下后，最初数年里每月出版三期，发行量为6万份。在台尔曼被逮捕后，中央委员会任命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1876—1960）为代理主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组成地下党的临时领导机构。该机构通过台尔曼的妻子罗莎·台尔曼（Rosa Thälmann，1890—1962）与他保持联系，向他传递党的重要决议，并传出台尔曼有关党的政策和政治局势的书面意见和笔记。[1]为了适应地下活动，德共改组了组织系统，成立了一批灵活机动的秘密小组，发送秘密的无线电广播，在群众中散发从国外运来的报纸和小册子，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据秘密警察报告，1935年共查明有5000处反法西斯刊物的传播站，1936年被秘密警察没收的所谓敌视国家的传单和文件达160万件，1937年达90万件以上。[2]
尽管当时共产国际还未完全改变“六大”的方针，包括对社会民主党的敌对态度，[3]但处于反法西斯斗争第一线的德国共产党，面临希特勒政权的疯狂镇压，开始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向对方提出开展两党联合反抗活动的建议。1933年2月7日，台尔曼在中央会议上指出：“击败希特勒-胡根贝格-巴本是当务之急，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希特勒统一战线。这是首要任务。”[4]他要求全党向群众揭露希特勒政府的实质，全力加强同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联合行动。1934—1935年，在黑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汉诺威、中巴登和上巴登、鲁尔区和柏林等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达成了关于统一行动的协议。1934年1月15日，南德一个专区的红色救济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作出决议，规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援助，加强团结。共产党人在展开斗争时甚至不排斥纳粹企业支部的力量，有时利用里面的底层官员，要求他们去向工厂主和德意志劳动阵线反映工人们的合理要求，有时则同他们一起展开怠工等消极斗争。当柏林亚斯令灯泡厂的企业主要求加快流水线运转速度时，工人们商议一致，在每六个加工件中少加工一个，以此迫使企业主放弃成命。1935年，柏林的西门子工厂经理决定取消周工资，改为按月计酬，每十天发一次工资，以此降低工人工资。该厂的工人在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的鼓动下，抗议厂方的做法，纳粹企业支部的官员向经理处和劳动阵线展开交涉，职工联名要求恢复原来的工资计算方法，并在车间里举行反对按月计酬的表决。最后西门子公司决策层不得不屈服。[5]然而，当时德共部分领导干部还抱有宗派主义情绪，仍然把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统一战线看作是吸收这些工人参加共产党的策略手段。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改变“六大”的方针，提出通过组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策略，反对法西斯，制止战争爆发。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还以德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大危机期间的行动为例，指出各国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失误之处。德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积极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于1935年10月3—15日在莫斯科附近举行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外称“布鲁塞尔会议”，在党史中算作德共第13次代表大会。会议反思了以往的教训，“尖锐地批评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给今后的工作找出了教训，以便从中汲取改变它的全部政策的力量并运用这种力量”[6]。会议还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德共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德国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的统一行动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专制，推翻这种专制和制止战争。会议依据德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特洛伊木马”策略，即在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建立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重建自由工会，争取劳动青年，并利用法西斯群众组织中的一切合法斗争的机会。会议还决定根据新的形势改组党的组织系统，迄今为止基本上按照区域原则建立起来的地下党组织应该加以分散，改为主要在企业和法西斯群众组织中建立据点。会议选举威廉·皮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7]
布鲁塞尔会议以后，德国工人的斗争有所增加，连盖世太保也承认，称出现了敌视纳粹的活动有所高涨的趋势，气氛不那么平静了。不来梅的盖世太保警告说，不能低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数量及其斗争方式。汉堡的盖世太保谈到“恶劣的气氛”，还说工人受到“秘密的分化瓦解工作的影响”。在萨尔地区，共产党人强烈地显示了力量。慕尼黑的地下工作也没有放松。爱尔福特（Erfurt）的共产党宣传也很活跃。高速公路的建筑工地是盖世太保特别担忧的地方，他们在报告中把这些工地称为“不安定的策源地”。1935年7—8月份发生了13次罢工，4006人被捕，其中3568人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同年在柏林油印出版了《真理报》《阶级斗争》《人民之声》《红色传声筒》等报纸，丰富多彩的反法西斯材料向劳动人民揭露了纳粹的可耻行为，并号召他们与被捕者及其家属团结在一起。1936年全国发生了多起罢工。是年6月25日，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的奥培尔工厂（隶属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因不满工资过低而罢工，工厂管理层向党卫队报案，最后250名工人被开除，37名工人遭逮捕。在瓦纳艾克尔，四个矿井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在一个井塔上挂出写有“释放恩斯特·台尔曼！”文字的巨大标语牌。[8]
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德共布鲁塞尔会议的精神，各地共产党基层组织积极探索与其他力量联合，组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1936年3月29日国会选举前夕，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发表《告劳动人民书》，其中表示：“法国、西班牙的例子向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表明，只有共同合作和共同开展反对希特勒政权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就……。因此，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自由工会会员要求你们在3月29日的选举中一致投反对票，反对希特勒。”同时他们还散发相关传单，张贴标语，并撕毁盖世太保所贴的标语。同年夏天在柏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虽然盖世太保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还是向奥运会散发了大量的反法西斯宣传材料，其中有三方力量联合签署的《告奥林匹克参加者和奥林匹克客人书》、传单《亲爱的奥林匹克客人》和《我们呼唤世界青年》、袖珍版的《工人画报》特刊号、宣传材料《请您了解美丽的德国》和《我们呼唤世界青年》。这些材料揭露了纳粹专制统治的罪行和战争阴谋。反法西斯主义者还秘密地向外国记者揭露纳粹政权的白色恐怖。[9] 1936年底，柏林地区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基层组织成立了“德国人民阵线”，阵线采纳了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十点纲领。[10]纲领主要包括以下要求：推翻和消灭希特勒独裁；给每个人以平等权利和正义，废除血腥的司法制度，释放政治犯；保证信仰与世界观的自由；在一个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新国家里，由德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停止军备竞赛；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允许农民自由迁移；对银行、重工业及能源经济实行国有化。纲领的结束语为：“打倒德国的压迫者和败坏者！自由、和平和幸福的祖国万岁！”[11]
1936年12月21日，德国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发表《建立德国人民阵线，争取和平、自由和面包的号召书》。该文件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连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共同起草，并有40名共产党员、20名社会民主党员、10名社会主义工人党员和28名知识界及资产阶级代表在上面签名，成为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声明：“人民阵线不希望成为一个新的政党，它应当是一切决心为了德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者的联盟。参加人民阵线的政党和团体仍然忠实于它们自己的特殊的长远目标。是消灭褐衫党的暴力统治的愿望把大家联合在一起。只有推翻纳粹当权者才能使每一个政治的、思想的和宗教的派别有可能在自由的平等权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观点、目标和理想。”参加者决定采取共同措施，以反对法西斯恐怖，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揭露希特勒政府的战争准备，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号召书把维护和平、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的安全等作为中心任务，要求推翻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建立一个剥夺军火垄断企业、银行、容克地主和军国主义者，并由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德国。[12]从以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纳粹暴力独裁统治下，德国的人民阵线运动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然而它所提出的斗争理念和目标，成了纳粹统治时期人民反抗斗争的旗帜和标志。
在大部分地区，共产党青年党员还与天主教青年结成战斗同盟。虽然双方的世界观不同，但共同防御法西斯的袭击。他们共同举办周末学校，协商在劳役营中提出共同的要求。由于他们的斗争，莱茵区、勃兰登堡和汉诺威等地当局不得不决定解散劳役营。[13]
1938年5月14日，德共中央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策略。会议分析了由于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加紧干涉西班牙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威胁而出现的新形势，认为希特勒政府提出建立大德意志国和“德国人民的自决权”的口号，只不过是要掩盖其对其他国家的掠夺政策，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正在准备以武力对世界进行帝国主义的重新瓜分。会议讨论了德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希特勒反对者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总结争取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斗争的经验。会议提出维护和平的斗争是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无法制止战争，就要通过推翻希特勒政权来结束战争，只有所有的希特勒反对者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实现这一点。由此，德共中央向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小组发出建议：齐心协力反对法西斯恐怖，围绕在德意志劳动阵线和其他法西斯组织中开展共同活动达成协议，成立统一战线委员会。[14]
1939年1月30日至2月1日，德共在巴黎南郊塞纳河畔的德拉维尔（de la Ville）举行名为“伯尔尼会议”的第14次代表大会，共有22名代表与会。会议审议了布鲁塞尔会议以来德共的工作，肯定了1938年5月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并根据新的形势确定了新的任务。会议抨击希特勒政府“同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这些战争贩子缔结联盟的政策”，要求取消《反共产国际协定》。会议要求共产党组织和成员的团结对象应该包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权而正在进行正义战争的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积极援助被德国法西斯势力置于极为不公正地位的奥地利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强调“这是德国的民族利益所在，这样做可以保证德国人民在这些国家中找到的不是敌人而是盟友”。会议进一步发展了布鲁塞尔会议的决议，全面制订了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纲领，这个共和国必将从德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希特勒专制的共同斗争中产生。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应该像魏玛共和国那样让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而应当由统一的工人阶级同农民、中间阶级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决定德国的命运。纲领要求一切公民，不分出身、等级、种族和宗教，都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废除希特勒政权的一切与人民为敌的法律，剥夺法西斯垄断资本家和银行资本，进行民主土地改革。党的中央委员会还提出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党问题，供全国的工人阶级讨论，强调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的基础应该是共同努力推翻法西斯专制，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15]
会后，反法西斯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宣传会议的决议，宣传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奥地利共产党关于反对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地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实行暴力统治的号召。尽管条件极为困难，意大利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于1939年5月签署的《钢铁盟约》的口号，也在国内传播开了。“法西斯侵略者从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滚出去！”“斩断伸向波兰、巴尔干国家以及地中海国家的法西斯魔爪！”“撕毁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军事协定！”这些类似的口号都是秘密宣传的内容，并且还出现在房屋围墙上。[16] 1939年5—6月，在西壁防线（Westwall）发生了怠工事件，盖世太保的一份情况报告承认，发现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传单与文件。有人在汉堡的工厂里散发传单，要求工人们对于用德国的名义去压迫别国人民一事不要保持沉默。在萨尔地区，有一份传单把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称作德意志民族的耻辱。
德波战争爆发后，柏林的反法西斯小组散发传单，传单劝告青年们不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两百万父兄，在任何地方都要同战争贩子进行最尖锐的斗争，强调只有消灭希特勒等一伙战争贩子，才能获得和平。然而在战争初期德国一再取得胜利的背景下，反抗斗争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在战争爆发时，大约有30万反法西斯战士被关押，在1939年9月的头几天里，又有成千上万的反希特勒人士，其中首先是共产党人，被逮捕并关进集中营。在这些人中，多数人以前就曾因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而被多年监禁，其中数千人是几周前才被释放的。以后当局继续残酷镇压反法西斯人士，据官方报道，1939年有143名从事反抗活动的青年人被处于死刑，1940年该数字上升到306名。
1942年5月，莱茵河下游和鲁尔区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在研究矿山工人的思想情绪时指出，那些非常关心自己与德国人民前途的人们说：“但愿工人阶级的国家苏联不要被打败，否则我们今后几十年都要当奴隶。”会议认为，矿山工人的健康的阶级感情的表露，更加说明共产党人有义务“坚持不断地向我国人民阐明，法西斯在军事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立即为争取正义的和平而斗争，才能保证我们人民的国家的生存。只有推翻希特勒政权，才能获得和平，拯救民族，才能使德国人民从法西斯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会议决议提出，“垄断资本的犬群”是“战争的唯一罪魁和牟利者”，“必须经过真正的人民革命推翻他们，剥夺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永远不再为患”。决议还提出：“我们的人民采取这样的行动越快，民族灾难就越小；遭受希特勒侵略和奴役的各国人民将由此看到，德国人民和希特勒及其罪行毫不相干，他们将不对我们进行报复，而向我们伸出兄弟般的友谊之手，同意缔结公正的和平，对我们以平等民族相待。”[17]
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苏德战场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反抗斗争也随之高涨起来。
1943年7月12—13日，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以及一批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德军官兵，在莫斯科附近开会，成立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一译“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由工人诗人埃里希·魏纳特（Erich Weinert，1890—1953）任主席。该组织的成员初期为德共党员、德国战俘和侨居苏联的德国反法西斯人士，后扩大到国内和旅居西欧南欧各国的德国人士，其中有工人、农民、职业军官、知识分子、共产党前国会议员、工会干部、进步作家、政治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工会会员及持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世界观的人们。魏纳特在会上作了题为《我国人民的光荣道路》的主报告，接着进行讨论。共产党主席威廉·皮克在讨论中谈到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教训。尔后，会议一致通过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告武装部队和德国人民的宣言》，宣言称：“从来没有一个外来的敌人像希特勒这样把我们德国人推入如此不幸的深渊。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已经打输了。德国只有以无穷的牺牲和苦难为代价才能勉强打下去……现在是我们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德国人民还继续毫无反抗，毫无主见地任人引向毁灭，那么，战争每延长一天，德国人民就将不仅更加削弱，更加无力，而且罪责也将更大……德国人民需要也愿意立即实现和平。但是，没有人愿意同希特勒缔结和约，甚至同他谈判也没有人愿意。”宣言宣告德国一切反希特勒力量的斗争目标是组建一个“自由德国”，号召各式人等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宣言要求：各条战线上的官兵要紧握手中枪，勇敢地开辟回到德国和通向和平的道路；各阶层居民要用一切手段和一切方法反对希特勒政权，在各地成立战斗小组，推翻希特勒政权，结束战争；全体德国人应该为了人民和祖国，反对希特勒和他的战争，争取立即实现和平，拯救德国人民。宣言提出了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未来国家的基本政策：建立强大的民主的国家政权；剥夺战争罪犯和发战争财者的财产；立即废除一切建立在敌视人民和种族仇恨基础上的法律以及希特勒政权的一切有损自由和人的尊严的设施；恢复和扩大劳动者的政治权利及取得的社会成就；保障劳动权和合法挣得的财产；立即释放希特勒政权的受害者并对他们进行赔偿；对战争罪犯和他们的幕后唆使者进行公正而无私的审判，同时赦免一切用实际行动及时同希特勒划清界线并参加“自由德国”运动的纳粹拥护者。会议选举38人担任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成员，并设置了总务委员会、行动部、自由德国报和自由德国广播电台编辑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委员会、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苏德战场组、战俘组等下设机构，以后又增补了教会问题工作处。[18]
同年7月19日，《自由德国》周报开始出版，该报封面的上下方都印有黑白红三道横线，篇幅为四版。总共出版了120期，其中1943年为24期，1944年52期，1945年44期，所需经费由苏联政府提供。周报在苏德战场和战俘营传播，有时也传到其他国家。它还通过多条渠道传入德国。7月20日，设在苏联境内的“自由德国”电台开播，起初每天三次，共50分钟，1943年10月起每天四次，共1小时25分钟。从1944年1月起每天六次，共2小时，同年7月起每天八次，共4小时25分钟。每次广播时都使用短波、中波和长波三种波段，经费和设备由苏联政府提供。播音开始时的呼叫语为：“注意！注意！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我们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广播。我们号召拯救国家。”播音结束前的广播词为：“德国必须生存下去，因此希特勒必须灭亡。和我们一起为自由、独立的德国而斗争吧！”[19]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广泛开展活动，向德军官兵和德籍侨民宣传反战思想，以后又在国内许多地区和城市成立地下活动小组，协助盟军解放德国，直到1945年11月2日才解散。
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还拥有类似下属组织的反抗团体。拥护其纲领的组织有：德国军官联盟（Bund Deutscher Offiziere），1943年9月中旬在苏联成立，成员为被苏军俘虏的德国中高级将领，1945年春参加者已有将近4000名军官；德国侨民联盟，1943年11月在法国成立，成员为德军官兵、德国侨民和托特军事工程公司的工人，曾倡议组编自由德国军队，加入法国抵抗运动部队作战，出版地下刊物《西线士兵》；自由德国反法西斯委员会，由在希腊的原德军官兵组成，曾出版地下刊物《地中海士兵》。自由德国反法西斯委员会曾经向德军部队散发传单，其中写道：“你知道吗？希腊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对我们参加阵线的每一个士兵和军官，保证尊重他们的尊严和生命安全，保证在战争结束时让他们立即返回家乡！如果你们想重新见到祖国和你的家庭，请到我们这边来吧！”[20]
在德国本土，最大的反纳粹和反战地下组织是泽夫科夫-贝斯特兰-雅科勃抵抗组织（Saefkow Jacob Bästlein Organisation）。安东·泽夫科夫（Anton Saefkow，1903—1944）是德共鲁尔区领导人，1933年即被判刑入狱，狱中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加刑，欧战爆发前夕获释。此后他和党员伯恩哈德·贝斯特兰（Bernhard Bestlein，1894—1944）、弗兰茨·雅科勃（Franz Jakob，1891—1944）一起，在联合了柏林地区30个大工厂中的抵抗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了该抵抗组织。以后，该组织在柏林大工厂建立基层小组，又同马格德堡、哈勒、莱比锡、德累斯顿、汉堡、汉诺威、杜塞尔多夫等地的抵抗小组建立联系。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反对希特勒和战争的人士在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推翻法西斯政权，成立民主的人民政府。成员们除了在工人中从事宣传和联络活动，还把联系网络伸向其他各个领域，在空军后勤部、军事工业部门、陆军总司令部、监狱、集中营，以及战俘和外籍劳工中从事活动，通过从前线回家休假者同部队建立联系，鼓动军队集体向苏联方面投诚，帮助外籍战俘和劳工用自己的语言出版资料。该抵抗组织还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同从事“七二〇事件”的人士建立了联系，并在事件发生后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三位领导人都在1944年9月18日遭到纳粹政权杀害，并有100多名成员先后遇害。遭到这次打击后，该组织的活动能力锐减。
“红色乐队”（Rote Kapelle）是共产党影响下又一个较为重要的抵抗组织。该组织又名“舒尔策-博伊森-哈尔纳克抵抗组织”（Schulze Boysen/Harnack Kreis），欧战初期在苏联情报人员莱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1904—1982）协助下建立，由德国航空部中尉哈惹·舒尔策-博伊森（Harro Schulze Boysen，1909—1942）和德国经济部高等参事、经济学家阿尔菲德·冯·哈尔纳克（Arvid von Harnack，1901—1942）领导，主要成员有艺术家、作家、军人、记者、大学生和工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占多数。该组织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分别开设公司作为自己的工作据点，还联络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等重要军工企业和德军指挥机构中的反纳粹分子，并与埃森、莱比锡、汉诺威、慕尼黑、汉堡等地的反法西斯小组频繁接触。该组织的成员广泛搜集各种情报，通过设在德国本土和西欧各占领区的100多座秘密电台传递给苏方。从1940年起，该组织共发出约1500份重要情报。它还以德、俄、波、捷、法、意等文字，出版了名为《内部战线》的刊物，致力于争取成百万外籍强制劳工参加反对纳粹政权的共同斗争。该组织的活动引起了纳粹当局的重视，德军最高统帅部侦察和反侦察局“阿勃韦尔”（Abwehr）和盖世太保联手，成立“红色乐队别动队”加紧搜寻。1942年8月，该组织的100多名成员被逮捕。敌人在审讯中的残忍暴虐令人难以想象，一名被捕者试图从德国中央保安局大楼的四层楼上跳下去，并想把一名监守他的盖世太保官员带下去，只是在最后一刻，遭到了一名急促赶来的党卫队员的阻拦。特别法庭对被捕者作了判决，考虑到种种因素，两名原籍美国的女性被判六年和十年徒刑，但希特勒对此作了修改，将这两人与其他人一样，处以绞刑。“红色乐队”经过这次打击，活动能力急剧遭到削弱。
德国共产党还有不少秘密小组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展开活动，最大限度地破坏战时生产，帮助生病和体弱的战俘。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下，强制劳动者尽管遭到最残酷的白色恐怖，常常因最微小的过错而被绞死，但他们仍然坚持消极怠工，使自己的劳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