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毁约扩军服务的纳粹外交
希特勒政府采取的一次次毁约扩军举动，对外交政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如何解除主要大国的恐惧，平息外交危机。政府的主要对策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努力使世界霸主英国维持20年代所推行的“扶德抑法”政策，全力同英国搞缓和，力争与英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甚至结成联盟，以求在英国的谅解下作好对外扩张的准备。
希特勒在作出冒险举动后，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英国的不满情绪上。他上台执政不久，就于1933年5月派遣其助手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去伦敦，向英国政府说明纳粹运动的“和平与防御性质”。[49]同年10月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当月底就主动与英国及意大利接洽，声明愿意重新商讨军备问题。后来三国进行了秘密谈判。1933年12月5日，希特勒会见英国驻德大使埃里克·菲利普斯（Eric Philpps），抱怨德国的边界完全处于无防御状态，法国人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散步般进入德国。他呼吁英国与意大利联合起来，阻止法国可能采取的冒险举动。[50] 1934年11月，德国军备专员里宾特洛甫也会见了英国政府官员约翰·西蒙和安东尼·艾登，向他们解释“当前德国正在进行的重整军备工作的性质，强调它是没有侵略目的的”[51]。1935年春德国宣布公开扩军时，希特勒又邀请西蒙和艾登访问德国。翌年3月德国进军莱茵区，希特勒为了顺利渡过危机，派遣里宾特洛甫携带一份和平计划赶到伦敦，表示要就英国最为敏感的空军问题进行谈判，缔结一项空军协定，许诺德国将返回国际联盟，并同英国缔结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以保证“最终而可靠的和平”。[52]
1935年6月德英两国缔结海军协定，标志着希特勒对英和解外交的顶峰。对德国来说，该协定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军事价值。它除了作为拆散斯特莱沙抗德阵线的一种手段，主要用意是向英国表示友好，以此作为同英国达成全面协议甚至结成联盟的前奏。当时德国正在建造两艘2.6万吨级的袖珍战列舰，英国感到担忧，希特勒政府便提出缔结一项承认英国海军优势的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两国海军力量的比例是16∶10，而希特勒所提议的比例是近3∶1），表示德国无意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在该协定的正文里，双方都把它称作“成为两国间永久和最终协议的协定”。[53] 1936年8月，希特勒任命里宾特洛甫担任驻英大使，临别时表示：“给我把同英国的联盟带回来！”[54]里宾特洛甫到达伦敦后，为实施这一政策施展了全身解数，范围所及甚至包括英国强硬派代表人物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1937年，他主动约见丘吉尔，说自己“本来会当德国外交部长的，但他请求希特勒让他到伦敦来，以便为缔结英德协约甚至英德联盟作详细的说明”。与此同时，希特勒等人在国内也多方活动，在1936年经常会见英国政界的头面人物，如伦敦德里（Londonderry）勋爵和自由党领袖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等，大肆鼓吹英德友好的重要意义，竭力使对方产生对德国的好印象，为英德和好铺垫道路。[55]
法国是德国的紧邻，对德国重整军备的行为最为敏感，也最有可能与波兰一起对德国的扩军行动进行军事干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里都大肆反法，叫嚣“法国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这个逐渐与黑种人混合的民族，抱有犹太人统治世界的目的，是白种人生存的永久性祸害”，鼓吹要“一举在精神上把它的脊椎打断永远踏在脚下”。但是当他上台执政后，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德国的毁约扩军阶段，还是把中立法国及其盟国，争取排除它们的干预放在重要的位置。然而，德法关系不同于德英关系。一方面，纳粹党一贯的反法宣传和德国陆军扩军行动引起了法国的警觉，另一方面，德国扩军备战过程中的几次冒险举动（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宣布公开扩军、进军莱茵区）都需要以法国的活动为借口，因此在这一阶段里，德国对法国的策略是又拉又打，以拉为主。
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是以它提出的与法国军备平等甚至优于法国[56]的要求遭到拒绝为借口的。但在这次冒险行动前后，德国发起了第一次强大的对法和平攻势。1933年9月中旬，希特勒亲自向法国大使保证德国的和平意图。同月底，牛赖特在日内瓦向法国外长提议，在裁军谈判进入僵局的情况下，德法两国可以达成直接的谅解。[57] 10月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后，法国反应强烈，积极靠拢英国，着手同苏联谈判缔结互助公约，鼓吹组建“东方洛迦诺”体系。德国则将和平攻势升温。11月中旬，外交部指示国内报刊发起宣传运动，鼓吹德法两国实现和解。16日，希特勒又亲自会见法国人士，借此向法国公众作出和平保证，表示对阿尔萨斯-洛林已不感兴趣。[58] 1933年末到1934年初，在德国的倡导下，德法两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由于双方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德国宣布公开扩军是以法国改变兵役法为借口的，而且随着德国相对地位的加强，它对法国的攻击也加剧了。但是，面临法国所倡导的英法意斯特莱沙会议的召开和《法苏互助条约》的缔结，它还是对法国使出了“拉”的一手。1935年5月2日法苏条约签订，21日希特勒即在国会发表被称为“最动听”的和平演说，“向法国庄严地承认和保证它在萨尔公民投票后决定的边界”，“从而最后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一切要求”。同月，戈林也在参加波兰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元帅葬礼期间同刚从苏联签约归来的赖伐尔举行会谈，大肆反苏，重弹对法友好的老调，表示“希望与法国邻居化干戈为玉帛”。[59]
德国出兵莱茵非军事区是最大的一次冒险举动，法国完全可以凭借在边境上的优势兵力对德国采取警察行动。为此，希特勒也采取了不少行动。
事前，1936年2月21日，他亲自同法国记者谈话，提到德国的和平政策，指出布尔什维克对法德两国的共同威胁和法德两国人民交恶的愚蠢性。[60]希特勒在向全世界宣布进军莱茵区的同时，向英法等国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表示：愿意同法比两国签订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由英意两国作担保；愿意同法国的东方盟国签订同样的条约；同意德法边界两边都实行非军事化；愿意重新加入国际联盟。
法国面临德国的步步进逼，为战争的阴影所吓倒，为反共的叫嚣所迷惑，为和平的诺言所陶醉，逐渐丧失了对德国的相对优势地位。1937年11月希特勒在内部高层会议上宣布扩张计划时，已不惜同法国兵戎相见。
意大利也是个法西斯国家，其称霸目标是南欧、北非和地中海，意在建立一个环地中海的大帝国。在希特勒看来，该目标的实现主要将损害英法两国的利益，导致同英法的冲突。因此，尽管德意两国在南蒂罗尔问题上有争议，对奥地利也都怀有野心，但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时，还是把意大利定为德国的争取对象和潜在同盟者。希特勒执政初期，意大利害怕德国强大后会吞并奥地利，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希特勒急切染指奥地利、宣布公开扩军的情况下，它赶紧以屯兵勃伦纳山口、参加斯特莱沙抗德阵线等行动相对抗。但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后，它同英法之间的矛盾激化。随后，它又与德国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在此基础上，意大利与英法之间的距离日益扩大，而意德之间的距离日益缩短。经过德国的一番努力，意大利终于在1936年10月同德国缔结了“轴心”协定，翌年11月又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基本上站到了德国一边。
德日关系的发展也不平坦。1937年以前，德国无暇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亚洲，加之内部各部门在对亚洲政策上有分歧，军事部和外交部比较倾向于把对华关系作为重点，而里宾特洛甫及其办公室希望重点争取日本，[61]因此德国在亚洲的行动是多重而又混乱的。由于这一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和英反苏”，需要打出“反共产国际”的旗号来摆脱孤立状态。从日本方面来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处境孤立，统治集团内部南进派和北进派相持不下，而打出反共旗号，靠拢法西斯德国，既能摆脱孤立状态，又不会引起世界两强英国和美国的敌意，也不会引发国内的大争吵。于是，1936年11月25日两国缔结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约定“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置，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同时约定要帮助“感受威胁的第三国”。[62]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基于策略考虑，既不愿意因为支持日本而损害同英美等国的关系，也不希望因为抛弃中国而丧失在华经济利益和军事影响。因此，1937年7月20日，德国外交部通过各驻外使团表示，德国在中日冲突中持中立态度。[63] 7月28日，它又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日本的行动违反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德国不顾日本的反对，拒不从中国撤出军事顾问团。当日本威胁要中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时，它表面上同意停止向中国提供物资，实际上并没有履行诺言。
1938年1月2日，以后被希特勒誉为“俾斯麦第二”的里宾特洛甫提出一份关于外交政策的备忘录。文件提出，如果德国与日本、意大利加强联合，“促使这些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同我们的坚如磐石的团结”，就能有效地起到制约英国的作用，使英国面临“可能在三个不同地区即东亚、地中海和欧洲同时作战”的威胁，从而“不能在欧洲给予法国以足够的支持”。“在这样的局势下，万一德国同法国的某个东欧盟国发生冲突，英国可能会制止法国去干预，而使冲突局部化”。[64]该建议获得希特勒高度评价，欣然采纳，德国由此急剧调整对亚洲的政策，从中国撤出军事顾问团，并向日本提出缔结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然而从日本方面来讲，它还没有正式决定跨出南进的步伐，因而不愿意参加以西方国家为敌的同盟条约。双方需求的差异使得两国间的交涉旷日持久。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是德国内外宣传中的主要打击对象。纳粹当局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其反共反苏的本性在起作用，也有希特勒的策略考虑。他在1924年口授《我的奋斗》一书时，对苏联主要持谩骂的态度，然而在1928年口授《第二本书》时，则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分析了德苏关系的前景。首先，他认为，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只要俄国政府继续用布尔什维主义毒害德国，那么相信德苏之间会取得谅解就是荒唐的”。德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将妨碍德国政府镇压德国共产党。其次，德国在重整军备时期，不能与法国、英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冲突，但是，“假如德国真想与俄国结盟反对西欧，明天它就将再一次成为历史性的战场”，被迫以孱弱的军事力量仓促应战。再次，即使德苏两国结盟，当德国同英法等国发生冲突时，也很难指望得到苏联方面有效的支援，因为苏军越过波兰领土支援德国“只可能在德国不再存在时”才可能实现，而它通过海路在德国登陆，“只要英国和法国完全控制波罗的海”，就难以实现。[65]既然德苏之间维持友好关系对德国是弊多利少，那么，利用英法等国统治集团反共反苏的偏好，“借布尔什维主义的幻影，以遏制凡尔赛体系的势力”，建立德国的军事主权，完成法西斯国家的初步联合，当然就成了希特勒较为有利的选择。
在这一时期内，尽管德苏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经济和军事联系，希特勒也多次通过公开或秘密途径向苏联传递友好信息，如1933年3月23日，他曾在演说中表示要“维护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在接见苏联大使时，保证德国完全意识到同苏联的利益一致性，[66]但是出于策略考虑，德国政府每做出一个冒险举动，除了大摇一阵橄榄枝外，就是大叫一通“布尔什维克威胁”。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其借口之一是“赤疫侵袭柏林”；德国拒绝参加“东方洛迦诺公约”，是以“民族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无法共同缔结什么公约和协定”为理由的；德国宣布公开扩军后，希特勒等人在会见英法等国主要官员时，也是以“说到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的危险时，鼻孔也会颤动起来”的激愤情绪大肆反苏；德国进军莱茵区，在希特勒的嘴里又成了“德国向东发展”的前提，是“建立对莫斯科的防疫带”；法西斯国家的初步联合，也披上了“反共产国际”的外衣。反苏反共成了希特勒束缚英法等国手脚的咒语。
至此，德国在外交上以对英和解、中立法波与反对苏联为手段，步步得手，既阻止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又初步完成了毁约扩军、瓦解对德包围圈和寻觅战友的任务，作好了对外扩张的准备。
【注释】
[1]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德国高级军政会议上的讲话，参见Louis L.Snyder,Encyc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172.
[2] Norman Rich,Hitler's War Aims:Ideology,the Nazi State,and the Course of Expansion.New York:Andre Deutsch,1973,p.9.
[3] Paul R.Swee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Washington:Series D,V.1,1950,No.246.
[4] Andreas Hillgrube,Hitlers Strategie,Politik und Kriegsführung,1940 - 1941.Frankfurt /M.:Bernard & Graefe Verlag 1965,S.14.
[5] [英]华尔托斯：《国际联盟史》，封振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下卷，第102页。
[6] Paul R.Swee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Washington:Series C,V.2,1950,No.9.
[7] W.N.Medlicott /Douglas Dakin /M.E.Lambert,Document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London:ser.2,vol.5,1970,No.406.
[8] [美]格哈特·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年》，何江、张炳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5页。
[9] Esmonde M.Robertson,Hitler's Pre War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s.London:Longmans 1963,p.11.
[10] Bruce F.Pauley,A History of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7.
[11] Paul R.Swee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Series C,V.2,No.393.
[12]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上部第一分册，吴万沈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4页。
[13] Elizabeth Wiskemann,The Rome Berlin Axis: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tler and Mussolini.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1959,p.35.
[14] R.R.Koerner,So Haben sie es Damals Gemach:Die Propagandavorbereitungen zum Österreichanschluss Durch das Hitlerregime,1933-1938.Vienna: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Wissenschaftl,1958,S.154.
[15]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365—366页。
[16] 德国军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称作“国防军”，此法令已经使用了新的名称“武装部队”。
[17]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187.
[18]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371页。
[19]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20] 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8—30页。
[2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514-516.
[22]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16.
[23] John W.Wheeler Bennett(ed.),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7,pp.44-45.
[24] John W.Wheeler Bennett(ed.),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6.p.119.
[25]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85.
[26] 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pp.135-136.
[27] [德]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戴耀先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28]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08.
[29] 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曾一再提出要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把战略重心转向海洋，但并未被 希特勒采纳。
[30]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第74页。
[31] Wilhelm Deist,The Wehrmacht and German Rearmament.London:Macmilan Pr.Ltd.,1981,pp.15-16.
[32] 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London,1981,pp.35-36.
[33] 对付法国及其东欧盟国，当时活动半径为402—804千米（250—500哩）的中程轰炸机已经足够。当然，生产远程轰炸机既可以对付法国，日后也可以用于进攻英国和苏联。但生产一架四引擎远程轰炸机的原料和资金，可以生产两架半双引擎中程轰炸机。
[34] [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6—257页。
[35] Esmonde M.Robertson,Hitler's Pre war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s,1933 -1939.p.85.
[36]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第86—87页。
[37] 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p.155.
[38]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第88页。
[39]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109.
[40] [德]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第5—7页。
[41] [德]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第13—14页。
[42] [德]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第三章，第41页起。
[43] [德]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第116页。
[44]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二卷：大战前夕，潘咸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08页。
[45] 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pp.133-135.
[46] Berenice A.Carroll,Design for Total War:Arms and Economics in The Third Reich.Hague:UMI,1968,p.100.
[47] Donald Watt,Too Serious.London,1975,p.64.
[48] Wilhelm Deist,The Wehrmacht and German Rearmament.pp.42-43.
[49]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00.
[5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510-511.
[51] Norman Henry Gibbs,Grand Strategy.V.1 Rearmament Policy,London:HMSO,1976,p.135.
[52] Maurice Cowling,The Impact of Hitl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08,145.
[53]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42、44页。
[54] Klaus Hildebreand,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Berkeley &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p.46.
[55] 参见[德]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刘同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4页。
[56] 1933年秋，德国外长牛赖特亲自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提出在军备控制的第二阶段，德国的军事力量应大于法国，以便对抗法国的东欧同盟体系。参见[美]格哈特·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年》，第226页。
[57] [美]格哈特·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年》，第233—234页。
[58] E.Robertson,Hitler's Pre war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s.p.26.
[59] 参见[德]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第17—20页。
[60] Klaus Hildebrand,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p.42.
[61] [美]格哈特·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39年》，上册第227页。
[62]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111页。
[63] Paul R.Swee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Series D(1937— 1945),V.1,Washington,1950,No.463.
[64]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号文件。
[65]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第49—50页。
[66] [奥地利]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二卷，第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