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地下文化
专制统治与以政治笑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地下文化是一对孪生兄弟。
长期遭受普鲁士专制统治的德国人早就具有创作与传播政治笑话的习惯，以此宣泄心中的不满，苦中作乐。在纳粹高压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政治笑话此伏彼起，民众用纳粹能够容忍的词语，甚至用貌似正面的语言，来讽刺某些人或事，表达内心的不满，形成一股掏挖纳粹统治基础的暗流。由于讲政治笑话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大众现象，不仅受惩罚的几率不高，而且惩罚力度也难以膨胀，因而屡禁不止。据统计，这类事件进入法庭受理的部分中，60%讲笑话的人受到警告后即被释放回家，尤其是在酒馆里，如因多喝了几杯说了出格的话而受到惩罚，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少数被处以罚款，只有22%的案件被确定为“恶意诽谤”，判处五个月以内的监禁。[42]
“领袖国家”（Führerstaat）本来是官方用语，表明纳粹德国的基本性质，但是在老百姓的嘴里，它包含了“领袖的意愿就是国家的最高法律”的意思。[43]此外，由于纳粹政权穷兵黩武，奶油严重短缺，只好用人造奶油代替，这种人造奶油在纳粹时期被市民们称为“希特勒奶油”（Hitler butter）。与此相仿的是，纳粹政权为了达到优生的目的，对遗传病患者实施绝育手术，这种手术被民众称为“希特勒修剪”（Hitlerschnitt）。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希特勒杀害了曾经被宣传为自己的“亲密战友”的罗姆，民众在私下交谈中，建议修改国家宪法，增加一条：“政府总理个人有权任命和杀害他的部长。”
纳粹党的各级官员在社会上拥有特殊的地位，也成了民众讽刺的对象。这些官员都穿着统一的褐色制服，在帽子和领章上引人注目地饰有老鹰标志，[44]看上去既华丽又威风。但是民众们意味深长地称他们为“金雉”（Goldfasanen）。到了战争期间，德国将士在前线阵亡，一般都由这些官员去通知家属，于是民众又称他们为“死亡鸟”（Totenvoegel）。[45]与此相关的，纳粹党的党徽被称为“可怖胸针”（Angstbrosche）。纳粹党的不少官员营私牟利，甚至为了私利打击竞争对手，于是有了以下两则笑话。1.有个女厨子想煎土豆，可是没有油，于是她拿起一面纳粹党党旗在炉子上面摇晃起来。别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回答说：“在这面旗子下，很多人都肥了。”2.“谁是反动分子？”“占有一个纳粹分子想要的、薪水很高的职位的人。”[46]纳粹党执政后，一些见风使舵的人开始靠向纳粹党，尤其是1933年3月5日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43.9%的选票，更多的人涌入纳粹党，这些人被民众称为“三月殉道者”（Märzgefallene），更多的人称他们为“三月紫罗兰”（Märzveilchen）。[47]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称呼叫“牛排纳粹分子”（Beefsteak Nazis），指那些“褐色在外，红色其内”的人，即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员，出于各种原因，在1933年6—7月纷纷加入纳粹党，成为民众的嘲笑对象。
纳粹党的不少高层领导人，素质低下，缺点明显，成为民众的讽刺重点。戈林的名字叫赫尔曼，一则笑话讽刺其无知。19世纪期间，德意志人为纪念民族英雄赫尔曼（旧称阿尔米纽斯）率众在托伊托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旧译“条顿堡森林”）打败罗马人的事迹，建造了赫尔曼纪念碑。当戈林来到这块纪念碑前时，却谦虚地表示：“你们特意为我立了这么个纪念碑，真的没必要。”另一则笑话则讽刺其虚荣，因为他喜欢把所有的勋章都挂在胸前：在德国应该推行一个新的计量单位，1个戈尔=1个人能够挂在自己胸前的勋章的总和。纳粹理论强调雅利安人的优秀性，并以金发碧眼白肤作为衡量标准，但人们发觉不少纳粹领袖并不符合这些标准，尤以戈培尔为甚。于是出现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话：亲爱的上帝，弄瞎我的双眼吧，好让我能清清楚楚看见戈培尔是个雅利安人。[48]罗姆是个同性恋者，然而在他能够为希特勒所用时，当局从不提及此事，而在“长刀之夜”事件之后，希特勒公开把同性恋团体称作“邪恶团体”。于是公开的笑话很快紧随而出，称罗姆的男司机提出了领取遗孀抚恤金的要求。还有人取笑说，罗姆升天之后，天使们把无花果的树叶挂在其身后。有一则不涉及同性恋内容的笑话，则趁机把诅咒对象扩大到其他人：上帝保佑希特勒，上帝也保佑戈林和戈培尔，至于罗姆，上帝已经完全保护住了。
在纳粹体制之下，希特勒成了国家的最高独裁者，其他机构都是他手中的工具，尤其是国会，成了“接收希特勒声明的响板（即扩音传声筒）”和“昂贵的合唱团”，因为议员开会时只是高唱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和纳粹党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无权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于是在民众中就流传这样一则政治幽默：
——哪一个合唱团的成员比意大利歌唱家卡罗素（Caruso）挣得还多？
——国会议员！他们一年只表演一次，唱两首歌，却能挣得1.2万马克。[49]
在高压统治下，人们为了逃避迫害，行为举止难免有些怪异，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术语：“德国式一瞥”（Deutscher Blick）。当时，熟人之间在讲悄悄话之前，一般会隐蔽然而最大幅度地转动头和眼睛，以确保周围没有人偷听。结束时大多会说这样的话：“今天你没说什么东西。”“哦，我根本没同你说过任何事。”当时，当局正好规定德国人在互相见面时，必须高喊“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作为日常问候语，即“德国式问候”（Deutscher Gruß），于是对纳粹不满的人就乘机提出“德国式一瞥”，并很快在民众中流传开来。[50]由于被Heil Hitler取代的是Guten Tag（字面意思是“祝你有好日子”，即“你好”），于是有人就说，只要大家扯开嗓子喊“希特勒万岁”，德国人就没有“好日子”。[51]
在希特勒实施“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会纵火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环节。好多人不相信范·德·卢贝一个人能够烧着整个国会大厦，而冲锋队和党卫队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威力，于是一些人就把案件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由于冲锋队的缩写是SA，党卫队的缩写是SS，于是就有了以下两个笑话。
（1）一对父子坐在饭桌旁，儿子问：“爸爸，到底谁放火烧国会大厦？”爸爸回答说：“吃吧吃吧（Ess ess），别再问了！”（2） “谁在国会大厦放的火？”“萨斯兄弟（即SA与SS合写）。”另外两则笑话使用的语言就比较直接了。（1） 2月27日晚，戈林的副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戈林办公室，喊道：“部长先生，国会大厦着火啦！”戈林看了一下表，吃惊地摇了摇头，说：“这么早？”（2） “昨天我看见戈林在莱比锡大街了。”“是吗？那里什么地方着火啦？”
达豪集中营是整个集中营制度的代名词，它建成不久，人们就开始编造笑话，意在适应新的环境。有一则笑话称：
有两个男人在街上相遇。一个对另一个说：“太好了，又见你自由了！在集中营里过得怎么样？”
另一个回答：“好极了！早晨时，早餐给送到床前。咖啡、可可供挑选。然后是体育活动。中午饭有汤、肉和甜食。在喝咖啡、吃点心之前，我们玩些游戏。随后是个午休。晚饭后，我们看电影。”
问话的人很吃惊：“噢，全是瞎说吧！前些日子我见到迈尔了。他也在里面呆过，他可给我讲了一些事。”
另一个人严肃地点点头，然后说：“他已经又被抓回去了。”
另一个笑话则是杜撰了一句祈祷词：“上帝啊，为了不使我进达豪，让我成为哑巴吧！”
有两则笑话表达了对反犹政策的不满。（1）在莱茵河畔的一座城市里，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商店门口，警告路过的行人不要进入商店。一位妇女想进入一家针织品商店，岗哨挡住她，说：“不要进去！这是犹太人的商店！”“怎么了？我自己就是犹太人！”岗哨还是推开她：“谁都可以这么说！”（2）抵制犹太商店的代言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收到一封从北方小城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立即派遣犹太人来，否则无法进行抵制！”
随着扩军备战导致国内物资供应紧张，以及接二连三的募捐活动引起民众的反感，这些内容也成为政治笑话的讽刺对象。有一则笑话称：既然木材用于更重要的事情，那么，德国民众在四年计划的旗号下用什么生火取暖？很简单，用希特勒大脑纤维、戈培尔谎言织物和德国百姓的忍耐丝线混合成的材料。还有讽刺募捐的笑话。天主教徒说：“早祈祷，午祈祷，晚祈祷。”纳粹分子则说：“早上乞讨，中午乞讨，晚上乞讨。”此外，当时还出现这样的谣传：大众汽车将开始以“冬赈”机构的捐款箱取代方向指示灯，到时候老百姓会自动让路。
在对外政策方面，希特勒执政初年，德国尚处于《凡尔赛条约》的压制之下，德国民众对国际联盟的态度更多的是不满。在很多人看来，国际联盟意味着德国受奴役，几乎没有人会喜欢该组织。有一个笑话称：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开会期间，有一件寄存的包裹，上面写着“欢迎使用”，这个包裹里装着——上吊的绳索。另一则笑话则称，有一块新的国际联盟奶酪，有人问，这个奇特的奶酪究竟意味着什么，侍应生回答说：“这块奶酪会自动分解。”随着德国在外交上取得一系列胜利，政治笑话给予希特勒较高的荣誉：谁是德国最伟大的电工？阿道夫·希特勒！他给奥地利打开了电源，给俄国关上了电源，给全世界通上了高压，并且一直操纵着开关。与此同时，民众对于墨索里尼的投机心理甚为不满，给他起了个绰号——德国的收割帮手，甚至修改了凯撒的名言，称墨索里尼曾说：“我来了，当我看见他取得胜利的时候。”然而，当意大利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低劣的战斗能力时，又出现了如下政治笑话：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传来一个消息，说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参战。——“我们必须以10个师的兵力应对！”——“不，他是作为盟友参战的。”——“那就苦了，这至少要耗费我们20个师！”
然而在对英政策方面，政治笑话却把外交活动与希特勒的独裁理念结合起来。一则政治笑话称：希特勒在张伯伦和墨索里尼的陪伴下去钓鱼。张伯伦放下鱼钩，点上烟斗，在两个小时内不停地操作。墨索里尼轻率地跳入水中，抓住了一条又大又肥的梭子鱼。轮到希特勒，他下令抽干池塘里的水。看着鱼儿在池底挣扎，张伯伦问：“为什么不把它们舀上来？”希特勒回答说：“它们必须先向我发出请求！”[52]但是，在对英作战遇到障碍时，民众却对希特勒的无奈略有不满。一则政治笑话称：法国战败后，希特勒站在海峡边远望英国，失去了信心，深感侵袭太困难了。这时，摩西突然在他身旁说：
“如果你不迫害我的犹太人，我可以告诉你跨越红海的办法。”说时迟那时快，希特勒的贴身卫兵牢牢抓住摩西，用严刑强逼他说出：“我只要有上帝给我的那根拐杖，把它水平地横放在海峡上面，水就会退去，海也就会干枯！”“这根拐杖在哪里？把它交出来！”希特勒大声吼道。摩西耸耸肩，说：“收藏在不列颠的博物馆里！”
1941年5月10日，作为元首代表的赫斯单独飞英，这件事使希特勒极为难堪，只好将其称为“疯子”，并下达了内部命令，称一旦这位不忠实的部长归来，立即枪毙。但老百姓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对此事件作出反应。有一则笑话称，丘吉尔欢迎赫斯，说：“原来你就是那位疯子！”这位德国人谦虚地回答：“不，我只是代表！”另一句改编过的祷告词则表达了部分民众不想再跟随纳粹冒险者的愿望：“亲爱的上帝，让我发疯吧，以便成功地飞向苏格兰。”一则涉及集中营的笑话则讽刺5月10日前后官方对赫斯截然不同的评价：在集中营里，两位老相识相遇。——“你是由于什么原因进来的？”——“因为我在5月5日说赫斯是个疯子。你呢？”——“我在5月15日说，赫斯没有发疯。”
随着战场形势日趋恶化，当局在国内实施超级总动员，老人少年都被赶上战场，供应也越来越紧张，民众对纳粹政权日益不满，对希特勒的讽刺也越来越多。抱怨超级总动员的笑话有：五月的金龟子飞呀飞！父亲在打仗，祖父也要上前线，这就是复仇。五月的金龟子飞呀飞！另一则笑话以各种变体流传，它把“人民冲锋队”说成是人们盼望已久的“神奇武器”，因为苏联人看见他们后肯定会大笑而死，这样德方就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穿制服的退休老人被戏谑地称为“晚熟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同时人们说1943年出生的人很快就要坐着童车上前线了。在维也纳，人们用幽默来对待食品定量供应问题：希特勒、戈林和粮食部长赫尔伯特·巴克举行作战会议。希特勒问戈林：“飞机和汽油能维持多长时间？”戈林答：“5年，我的元首！”希特勒问戈培尔：“通过宣传，国民的士气能够维持多久？”戈培尔答：“10年，我的元首！”希特勒问巴克：“您能为我们供应多长时间的粮食？”巴克答：“20年，我的元首！”希特勒用惯常的力气说：“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作战下去！”巴克不好意思地说：“我指的是只供应我们四人！”
纳粹当局的处境越差，对传播政治笑话者的惩罚就越严厉。同样一个笑话，在不同的年代，其传播者的遭遇大相径庭。有这样一则笑话：学校里挂着希特勒总理和戈林部长的画像，在两幅画的中间还有一些空位。教师问：“空位可以派什么用？”一名孩子站起来回答：“我们可以在当中挂耶稣的像，因为他从前也是被吊在两个罪犯当中的。”如果在1933年有人讲这个笑话，当局会作淡化处理。在大战中后期，该笑话作了修改，内容改成为：一名伤员快要死去，他想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死的。他让人叫来护士，对她说：“我作为士兵死去，我想知道，我是为谁献出生命的。”护士回答：“您是为元首和人民而死的。”士兵问：“元首能来我的床边吗？”护士说：“不，这不行，但我可以把元首的画像拿来。”士兵随后请她把画像放在右边。接着，士兵又说：“我是属于空军的。”护士给他拿来了戈林元帅的画像，并且放在左边。士兵说：“现在，我可以像耶稣那样死去了。”当时，有个叫米勒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因为一直同纳粹主义保持距离，因而非但得不到重用，还常常被调动工作地点。1943年8月，他被调到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工作。他没有注意到常到他住处干修理活的当地手工匠师傅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有一次，米勒神甫上完宗教课后与乡村教师交谈，后者转述了自己在小酒店里听一个农民大声讲述的上述笑话。神甫在回家的路上，偶然遇见手工匠师傅的父亲，此人正患着重病。也许是为了让这位病人高兴一些，神甫也向其转述了刚刚听来的笑话。不料，那个手工匠师傅立即到纳粹党地方领袖那里告发了神甫，后者又将事情上报给希尔德斯海姆的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对米勒展开报复，他们经常在神甫做弥撒时突然出现在教堂，耀武扬威地在楼区里四处搜索。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神甫一再被盖世太保传唤。神甫在审讯中竭力申明自己没有嘲笑元首的意思，而关于垂死士兵的故事实际上涉及基督教“牺牲思想”的比喻。他尽管面对种种威胁，但始终保护着那位讲故事的乡村教师，不肯说出他的姓名。在此期间，告密者受到良心的谴责，偷偷地在邻村的客店里与米勒见面，表示了自己的悔意。他向盖世太保提出撤销告发，但遭到拒绝。1944年5月中旬，米勒被逮捕，不久又遇上清算“七二〇事件”的浪潮，于同年9月中旬被处死。
【注释】
[1]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334页。
[2] 文暖根等：《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378页。
[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589.
[4]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29页。
[5]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297.
[6]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105页。
[7]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377—378页。
[8]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137—138页。
[9] 曹长盛主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1945）》，第261—262页。
[10]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397页。
[11]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138—139页。
[12]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 396—397页。
[13]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141页。
[14]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410—411页。
[15]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418—419页。
[16]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243页。
[17]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262—263页。
[18]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492—494页。
[19]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494—495页。
[20]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287页。
[21]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346—347页。
[22] 本节的大部分内容和引文，除另作注释的部分外，均引自曹长盛主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1945）》，第238—304页。
[2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298.
[24] 现为波兰城市皮瓦（Pila）。
[25] Robert Wistrich,Who's Who in Nazi Germany.p.100.
[26]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14.
[27] 王琪：《反纳粹运动中的歌德勒团体及其对德国后希特勒时代的构想》，载于《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28]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17.
[29] 王琪：《反纳粹运动中的歌德勒团体及其对德国后希特勒时代的构想》，载于《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30] Kurt Finker,Deutscher Widerstand,Demokratie heute:Kirche,Kreisauer Kreis,Ethik,Militär und Gewerkschaften.Bonn:Bouvier,1992,S.27.
[31] 该机构于1939年改称“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简称不变。
[32] Eugen Gerstenmaier,“Der Kreisauer Kreis.Zu dem Buch Gerrit van RoonsNeuordnung im Widerstand”,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67.7,S.236.
[33] Michael C.Thomsett,The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The Resistance,the Underground,and Assassination Plots,1938-1945.Jefferson,N,C.:McFarland & Company,1997,p.119.
[34] Kurt Finker,Graf Moltke und der Kreisauer Kreis.Berlin:Dietz Verlag,1993,S.66.
[35] Jürgen Heideking/Christpf Mauch/Marc Frey,American Intelligence and 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A Documenta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6,p.150.
[36] 引自维基百科Die Weiße Rose条。
[37]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328-330.
[38] 引自维基百科Die Weiße Rose条。
[3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p.301.
[40]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340.
[4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12-313.
[42]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第70页。本节内容除另注出处外，大多引自此书。
[43]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106.
[44]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Nazis.Chicago:Time Live Books,1980,p.59.
[45]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p.106、350.
[46]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第35页。
[47]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223.
[48]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第17页。
[49]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426-427.
[50]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27.
[51]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第40页。
[52]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