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网络
纳粹党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架设起一个以自己为核心、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机构重叠的社会组织网络。此举可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强化社会控制网络；改变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组织相对缺少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群体归属”的心理需求；按纳粹主义精神对德国社会实施整合，充实“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纳粹党在执政前，曾组建过一些外围组织，如希特勒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等，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执政以后，它不仅继续保留这些组织，还大量增设新的社会团体。1935年3月，一项法令将这些社团组织划分成两类，一类被确定为纳粹党的分支组织，它们从结社法的角度属于纳粹党的一部分，另一类是纳粹党的附属协会，拥有自己的法人地位。
属于纳粹党分支组织的，除冲锋队和党卫队以外，还有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这两个组织的情况本书已经作过介绍。
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r Frauenschaft）系纳粹党的分支组织。它尽管成立于纳粹党上台前，但初时规模并不大。在纳粹运动兴起初期，参加者中也有女性，但大多是跟随夫兄一起参加，平时只是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如为冲锋队员缝补衣衫、做饭、洗衣、提供急救护理，在经济萧条时期募集捐款等。直至1930年，女性人数在纳粹党内仅占6%。1931年，纳粹党为扩大影响，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妇女组织，以原有的“德意志妇女团”为基础，将各种纳粹女性团体组合在一起，建立了“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1932年，该组织正式成为纳粹党的下属机构。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进一步解散了所有具有政治倾向的妇女组织，突显出该组织的地位。1934年2月，希特勒任命联合会原副主席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担任全国妇女领袖，该组织的垄断地位更加明显。根据纳粹理论对女性社会功能的定位，该组织不可能参与当局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按照党内上层的指示进行传达，然而也自成一体，在中央、大区等处都设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各由一名女性领袖分管。虽然，每当与同级男性领袖发生意见分歧时，上级领袖有权介入争端并享有最终发言权，但一般而言她们具有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有权决定自己工作班子的规模和组成，有权任免下级妇女领袖并向下级组织发布命令。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是纳粹统治时期一个很庞大的组织，1939年拥有330万成员，到1942年增加到620万，占全国女性总数的1/5。[11]该组织还设有五个工作部门。“民族母亲服务部”负责宣传纳粹的人口政策，并辅助政府的福利组织，为“有价值”的母亲与儿童提供帮助，为年轻女性开设各种孕产护理、家庭健康和家庭美化等培训课程。“民族及家政经济部”负责培训年轻女性的家政管理技能，并通过举办展览会与讲座、播放录像、出版书籍杂志、开设课程等途径，配合政府引导女性的日常消费，使其与政府的经济政策保持一致。“文化教育培训部”负责文化事务，通过收集、编辑、排演传统的德国歌曲、舞蹈、音乐，寻找真正的德国民俗，宣传德国风格的艺术和装饰，以培养家庭主妇们的历史文化感，并通过开设课程，向家庭主妇们讲授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救助服务部”负责提供辅助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并与红十字会联合，向妇女传授基本的急救知识，与空防社团一起对女性进行防空培训。“边境与境外部”负责与境外德意志人保持联系，强化其德意志民族情感。为了使组织内的工作人员更好地完成政治教育与实践指导，政府还专门开设了3所全国性培训学校。到1938年，已有3890名女性参加了111节课程的培训。在地方上亦有32所短期的培训学校，来传授日常工作的必备知识。[12]
纳粹党分支组织还包括：
民族社会主义机动车驾驶团（Nationalsozialistischer Kraftfahrkorps，缩写NSKK），1930年成立，由阿道夫·休恩莱恩（Adolf Hühnlein，1881—1942）任主席。其前身是1927年成立的冲锋队机动车驾驶组织（Kraftfahrwesens der SA），以后曾经改组成“民族社会主义摩托车驾驶团”（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utomobilkorps，缩写NSAK）。[13] 1931年底拥有成员1万人，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猛增到50万人。1938年曾经参与入侵奥地利等军事行动并协助训练坦克驾驶员。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1926年成立。初期由威廉·坦姆派尔（Wilhelm Tempel，1905—1983）任全国领袖，受施特拉瑟兄弟的影响较大，1928年由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接掌后，成为希特勒的得力工具。1932年起先后由格哈尔德·列勒（Gerhard Rühle，1905—1949，1932—1933年在任）、奥斯卡·施坦贝尔（Oskar Stäbel，1901—1977，1933—1934年在任）、阿尔伯特·德里希魏勒（Albert Derichsweiler，1909—1997，1934—1936年在任）、古斯塔夫·阿道夫·舍尔（Gustav Adolf Scheel，1907—1979，1936—1945年在任）任全国领袖。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该组织于1935年7月24日从“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中分离出来，总部设在慕尼黑，长期由瓦尔特·舒尔策（Walther Schultze，1894—1979）任主席。此人系纳粹党早期党员，参加过“志愿兵团”和1923年啤酒馆暴动，20年代在巴伐利亚州议会活动，并无大学任教经历。[14]
属于纳粹党附属协会的有如下述。
德意志公务员全国联盟（Reichsbund der Deutschen Beamten，缩写RDB），亦称“民族社会主义公务员联盟”（NS Beamtenbund）。该组织1918年12月即已成立，时称“德意志公务员联盟”（Deutscher Beamtenbund），希特勒执政后，强令其领导人赫尔曼·内夫（Herman Neef）于1933年10月将组织改名，纳入纳粹统治系列。纳粹政权倒台后，该组织在联邦德国以原名称重建，存在至今。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Ärztebund，缩写NSDÄB），1929年成立于纽伦堡纳粹党党代会上，由格哈尔德·瓦格纳任主席。初时成员很少，1933年后快速增加，1938年达到3万人。
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Juristen），1928年成立，最初成员仅233人，1932年增加到1374人，1935年达到82807人。1936年改组成“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Rechtswahrerbund，缩写NSRB）。1928—1942年由汉斯·弗兰克任主席，1942年以后由奥托·格奥尔格·蒂拉克接任。
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1929年成立，总部设在拜罗伊特（Bayreuth）。初时作为纳粹党争取各级各类教师的外围组织。1935年7月，其中的大学教师另行组织“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本组织遂作为中小学教师的专属团体。
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r Volkswohlfahrt，缩写NSV），1933年5月3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成立，总部设在柏林。重点负责处理纳粹党员及其家属，尤其是母亲和青少年的福利与救济事务，也主管诸如“冬赈”和“母子救助”等福利事务。内设六个办公室，分别主管组织、财务、福利与青少年救助、民众健康、宣传、技能训练等事务。仿照纳粹党的地区结构，在大区、分区、分部、支部、小组各级设立区域组织。1938年成员达1100万人。
民族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救济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 Kriegsopferversorgung，缩写NSKOV），1930年成立，1939年成员1600万人。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技术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Bund Deutscher Technik，缩写NBSDT） 1936年成立，前期由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1891—1942）任主席。该组织在纳粹党的大区一级设有分会。
上述这些组织纵横交错，辐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像蜘蛛网一样覆盖整个社会。在纳粹统治时期，不论男子还是女子，不论成人还是儿童，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属于“民族同志”，就必然是某个相关组织的成员。
纳粹当局对社会的控制与渗透，不仅通过有形的社会组织，还向社会引入自己的节日，制造纳粹主义的社会氛围。这些节日与德国的传统节日一起，影响着德国民众的心绪与生活节奏。纳粹当局引入的节日包括：
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纪念日；
2月24日，纳粹党重建（1925年）纪念日；[15]
3月，原全国悼念德方战争死难者日改名为“英雄追思日”，并逐渐从追思英雄转化为颂扬英雄主义精神，1939年再次改名为“庆祝军事主权恢复日”，口号是“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4月20日，希特勒生日；
5月1日，民族劳动节，强调各阶层携手，强化民族共同体；[16]
5月第二个周日，母性节，强调生育与培育；
6月21或22日，夏至日；
9月，纽伦堡党代会欢庆；
11月9日，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政变纪念日；
11月第四个周四，感恩节，数千名来自各地的农民代表聚会布克堡（Bückeberg），以各地传统的方式游行，颂扬“血与土”理念。[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