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欧洲新秩序
纳粹高官们对“欧洲新秩序”内容的讨论与阐述，是同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相关联的，该条约被当时的《科隆日报》称作“新秩序的大宪章”。其实，该条约关于“新秩序”的表述非常简单。它声称，三国政府“认为世界一切国家各据有应有的空间是任何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决定在致力于大东亚以及欧洲各区域方面互相援助和合作，其首要目的为在各该区域建立并维持事物的新秩序，旨在促进有关人民的共同繁荣与福利。此外，三国政府愿意对世界上其他区域内有意与三国朝着同样方向共同努力的国家给予合作，俾使三国对世界和平的最终愿望得以实现”。因此，三国政府同意：“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条约还规定，为了实施条约，由三国政府“各自指派委员组成的联合技术委员会将迅速开会”[15]。条约所附的秘密议定书，规定设立三个委员会，即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负责协调三国的政策，解决协同作战和相互进行经济援助的问题。
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是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谈判的进程中，各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所承担的义务多少等问题上，因而该条约被包括当时人甚至当事人在内的许多人，解读为仅仅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从原先政治上的一般联合跨入了较为紧密的军事性同盟关系。尤其是，作为其后续条约的《德日意军事协定》（Militärpakt Deutschland Italien Japan，1942年1月18日签订），所涉及的内容，一是划分作战区域，二是规定军事援助的内容，这样就更容易强化原先的局限性误读，使人们忽视对“新秩序”含义的关注。协定规定，日本的作战区域“大致为东经70度以东到美洲西海岸的海面及这一海面的大陆和岛屿（澳洲、荷印、新西兰）等地区”，以及“东经70度以东的亚洲大陆”。而德国和意大利的作战区域“大致为东经70度以西到美洲东海岸的海面及这一海面的大陆和岛屿（非洲、冰岛）等地区”，以及“东经70度以西的近东、中东及欧洲地区，在印度洋方面，视作战情况，各方可以越过所规定的境界线进行作战”。关于作战的内容，协定规定，日本应该：（1）消灭英、美、荷在大东亚的根据地，进攻并占领其领土； （2）歼灭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的美、英陆海空军兵力，确保西南太平洋的制海权； （3）在美、英舰队几乎全部集中在大西洋的情况下，日本除在整个太平洋、印度洋地区加强通商破坏战外，并派遣部分陆海军兵力到大西洋方面去直接协助德、意海军作战。而德意两国应该：（1）消灭美、英在近东、中东、地中海及大西洋的主要根据地，进攻并占领其领土；（2）歼灭在大西洋及地中海的美、英陆海空军兵力，破坏其通商； （3）在英、美舰队几乎全部集中在太平洋的情况下，德、意派遣部分海军兵力到太平洋方面，直接协助日本海军作战。关于军事援助的内容，协定规定了六个方面，即：（1）相互通报其作战计划中的重要事项； （2）相互协力进行通商破坏战，包括通报作战的计划、经过、重要情报及其他必要事项，在使用作战基地、军队补给、休养、武器、车辆修理方面，相互协助； （3）相互协助收集和交换有关作战上所必需的情报； （4）相互协助制订有关作战战略； （5）相互协助提供有关军事通讯； （6）相互协助开辟三国间的军用航空线，开辟印度洋上的航路以及海上运输线。[16]
两份条约文本内容的局限性给纳粹高官们提供了较大的想象空间。经济部长冯克最早提到“欧洲新秩序”这个概念。还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前，即1940年7月25日，他就在向国内外记者的讲话中涉及此事。尽管他生性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计划和行政人员，然而经济部长的岗位使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从商业方面剥削欧洲其他国家。他提出欧洲应该在德国的指导下，从一种双边贸易协定的体制走向多边贸易协定的体制。他认为，新秩序将给整个欧洲带来好处：消灭失业现象和保证粮食生产国的剩余农产品有销路，并且可以不受世界物价波动的影响。[17]里宾特洛甫尽管身为外交部长，也给了“新秩序”以经济上的诠释。他认为，德国领导下的“欧—非半球”与日本领导下的东亚势力范围之间，应当“按照宽宏的方针”进行“自由贸易”，这种贸易关系不是以地区对地区，而是以国家对国家为基础的。即，像以前那样，“日本将同欧洲地区的独立国家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将同日本势力范围内的独立国家，如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等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欧洲国家（例如荷兰）有殖民地在远东的日本生存空间之内的，将从欧洲大空间的剥削中得到一份补偿。[18]有着纳粹“理论家”之称的罗森贝格则从综合的高度给予“新秩序”更为全面的含义。他在1940年10月27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声称德国支持划分生存空间来取代19世纪的经济与金融帝国主义，同时互相保护属于“生存空间”内的各国人民。他认为，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这种观点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类事件就不会重演。因此，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欧洲大陆，一个经济上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政治上则是完全独立的大陆。在那里，大德意志国将起着“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联系作用”。另有人补充说，当前的这场战争已经扩大了德国人民团结的概念，使之成为欧洲人民团结的概念。这一进程继续发展，其结果将是以生存空间的法律来取代国际法；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指导原则将不是民族自决，而是生存空间的自决。[19]
在纳粹高官们的推动下，1941年11月25日，德国政府把轴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和卫星国的代表召到柏林，重新签订国家法意义上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该次聚会被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成是“第一次欧洲大会”，称这次行动表明，“新秩序”与战斗在东方的欧洲十字军具有共同的意义。为了纪念这次聚会，德国电台播放了一首名为《欧洲之歌》（Europalied）的新歌，鼓励欧洲大陆各国人民为了团结和消除国际上的不和而奋斗。与此同时，柏林邮局使用了一种特制的邮戳，上面刻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联合阵线”字样和一张饰有剑与卐的欧洲地图图案。1941年11月28日的《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gemeine Zeitung）趁着这股热情发表文章说：“欧洲合众国终于摆脱了不和、斗争和苦难而诞生了。”[20]
由于意大利在三国同盟条约中与德国分享了在欧洲的利益，而其实际目标是建立一个环地中海的帝国，因而“欧洲新秩序”就扩展到了地中海和非洲。在当时纳粹媒体的宣传中，“欧洲—非洲”地区被认为是一片单一的“大空间”，地中海起着“连接欧、非两个地区的水桥”作用。[21]德国对非洲的权利要求据说是极为适度的。按照里宾特洛甫的说法，“如果德国能够收回以前属于它的殖民地，它大体上就满足了”，意大利将获得非洲最大部分的土地。
相比之下，希特勒的想法较为褊狭，他的兴趣在于扩大德国的版图，即要把那些德意志人居住的过去属于德国的或者经济上是德国所不可缺少的国家吞并进来，同时程度不同地控制其他地区。1940年6月德国打败法国后，希特勒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谈到，要把挪威和卢森堡变成德国的组成部分，而比利时的地位则需进一步研究，可能给予“佛兰芒人特殊的待遇”，并建立“一个勃艮第州”。至于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将“重新并入”德国，同时还将成立“布列塔尼自治州”。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方也需要深入研究，“这些地方根据所谓历史的或者政治的、人种的、地理的理由，或是根据任何其他的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不属于西欧而属于中欧的”。只是由于英国不肯投降，希特勒出于拉拢更多的法国人协助德国对英作战，才未将这些设想付诸实施。德国入侵苏联后，围绕苏联领土的处置问题，罗森贝格提出过一个设想，即要在占领地区内建立“三个庞大的国家单位，按照三种不同的法律加以管辖”。第一个是波罗的海地区，开始时作为“德国的保护国”，以后“通过对适当的种族成分德意志化，通过德国移民向该地的迁徙，再通过把不良分子全部清除出去”，变成德国本土的组成部分。与之相邻近的白俄罗斯，则由于“性质完全不同”，只能用作种族渣滓的“垃圾堆”。第二个地区是乌克兰，将成为“与德国结盟的独立国家”。第三个地区是高加索，将成为“一个有一名德国全权代表常驻的联邦国家”。然而希特勒对这一设想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哪些地方可以立即并入大德意志国。在1941年7月1日召开于元首大本营的东方领土问题讨论会上，他表示：奥地利从前的行省加利西亚（Galicia）应当成为“德国的领土”；“整个波罗的海地区”也应该成为大德意志国的组成部分；列宁格勒必须夷为平地，连同东卡累利阿一起交给芬兰人；在南端，必须把所有的外国人从克里米亚和“可能的最大的内陆地区”清除出去，然后移入德国人，再使它像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侨民居留地和“巴库周围的地区”那样，成为德国的领土。[22]希特勒的所谓欧洲意识，是同意相关的欧洲国家参与分享苏联的自然资源，因为“对苏战争是代表全欧洲的一场战争”，所以不仅是德国，所有同德国合作的国家都应该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有“这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战争，欧洲的公益应当放在民族的私益之上”。对于非洲，希特勒尽管要求重新拥有原来的殖民地，但明确表示不把它们看作一片“移民区”，因为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拥有足够的”这类土地了。他只把非洲的土地看作“一种提供原料的殖民地”。
两种不同的观念还延伸到对占领区的管理方法。一些热衷于“欧洲大空间”观念的高官，把主宰民族理论和领袖原则相结合，提出了大空间内行政管理的四种形式：结合管理——领导民族将通过外交代表“制订和指导”政策；监督管理——领导民族将行使严密的监督权；政府管理——“所有主要的行政工作将由领导民族的行政管理机构办理”；殖民管理——“在这种管理形式下，大空间的人民根本不可以参加行政管理工作”。他们认为，不论采用哪一种管理形式，国际法都将被抛弃，“大空间的秩序和大空间的行政管理，构成了一种新的共存的法律宪章，以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国际法’和‘宪法’这些名称都不再适用了”[23]。希特勒尽管坚持自己传统管理的想法，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吸取了他们想法中的不少内容。
随着德国侵略政策的步步得手和占领地区日益增多，德国的占领政策也逐渐成形。到1943年底，德国占领区出现了五种不同的类型，其中前两种类型的占领区属于大德意志国的组成部分。
第一种为“合并区”（Eingegliederte Gebiete）。它或是以德国新行政区的形式，或是以原来存在的州、行政区或省的增添部分的形式，由德国直接统治。欧洲战争爆发前已经并入德国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立陶宛的梅梅尔区，严格来说也属于这类地区。欧洲战争爆发后并入的这类地方包括：（1）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 （2）瓦尔塔兰（Wartheland）行政区； （3）并入西里西亚省的卡托维茨（Kattowitz）专区； （4）并入东普鲁士省的泽希瑙专区； （5）并入东普鲁士贡宾南专区的苏道恩专区； （6）并入东普鲁士阿伦施泰因专区的佐尔道地区； （7）并入莱因省亚琛专区的欧本（Eupen）、马尔梅迪（Malmedy）和莫雷斯纳（Moresnet）地区。
第二种为“民政长官管辖区”。虽然直到战争结束，德国没有通过法律宣布吞并这些地区，但是政府清楚地表明，它完全有意把这些地区最终并入德国。据纳粹官员供认，希特勒曾经限地方行政长官在10年内使阿尔萨斯和洛林完全德意志化。为了加快这一进程，这些地区的立法由各地的民政长官和柏林的政府部门共同提出，以便使那里的行政管理形式与德国完全一致。在这类地区，当局还采取各种步骤使地名甚至姓氏德意志化，强迫居民讲德语以代替当地的语言。在海关、邮电和铁道管理方面，这类地区中的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完全被当作德国的组成部分。属于这类地区的，在东南方，希特勒曾于1941年4月12日颁布相关命令，规定将南斯拉夫的下斯蒂里亚（Steiersche）地区和上卡尔尼奥拉（Carniola）、米埃斯塔尔（Miesstal）和西兰（Seeland）乡地区分别划归施蒂里亚马克行政区和卡恩滕（Kärnten）行政区。在西方，洛林并入萨尔-法尔茨行政区，成为新的西马克（Westmark）行政区；阿尔萨斯并入巴登行政区，成为新的巴登-阿尔萨斯行政区；卢森堡并入科布伦茨-特里尔（Koblenz Trier）行政区，成为新的摩泽尔（Mosel）行政区。在东方，原属波兰的比亚威斯托克（Białystok）省并入东普鲁士行政区。
第三种为“附属区”（Nebenland），主要包括保护国和总督（专员）辖区两种分类型。保护国即战前已经出现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自身有着一个名义上自治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基本上与德国相仿，其首脑享有“主权政府的首脑所享有的全部荣誉”，还保有在柏林派驻外交代表的权利。但是保护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没有很明确地规定过。它属于大德意志国的组成部分，被剥夺了作为“国际法上一个实体”的全部地位，在其之上还有一个德国监护机构。它被指定为一片专供掠夺的、可能加以德意志化的地区，成为“德国关税区”的一部分，并受到德国许多法律的管辖。在总督（专员）辖区中，比较稳定的是波兰总督辖区（全称是“波兰占领区的总督辖区”）和乌克兰专员辖区，有变化的是奥斯兰专员辖区。奥斯兰（Ostland，意为“东方之地”）专员辖区包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后由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行政机构比较成熟，德国出于各种考虑，给予它们更多的自治权，这样，属于附属区性质的只剩下白俄罗斯。对波兰总督辖区，德国官方曾经声明：该地区的特殊地位“使之无法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一般概念来予以分类。它自身就代表一个独特的法律概念。它既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也不是大德意志国的一部分，在关税和货币方面同德国和大德意志国完全分隔开……。但是它是大德意志国的一个势力范围，也是大德意志国权力范围的组成部分”[24]。然而关于乌克兰专员辖区和奥斯兰专员辖区，官方的政策不太明确，也许是担心明确的政策会影响以后把这些地方并入德国。罗森贝格原来曾经设想使奥斯兰成为一个广阔的殖民地式的“保护国”，由来自各日耳曼民族国家的合适移民移居到那里，并使其德意志化，而使乌克兰成为一个与德国紧密结盟的自治国。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奥斯兰中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取得了自治地位，而乌克兰却由一个德国人组成的行政机构统治。
第四种是“占领区”，这是含义比较宽泛、互相之间差异又比较大的类型。在德国所有的占领地区中，除了其他四种，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军事上和战略上对德国有着程度不同的重要性，但德方又认为不适宜立即将其并入。在行政管理方面，丹麦被德方树为“模范保护国”。德方力图把军事占领同有限地干预当地事务结合起来，即通过德国驻丹公使实行控制。因而德国政府在入侵的当天就宣布无意破坏丹麦的领土完整或干涉其政治独立。结果，不仅丹麦的议会制度继续发挥作用，连军队也完整无损地在特定地区行动。然而另一方面，德方却强力干涉丹麦的内政外交政策，不仅要求丹麦政府在国内镇压共产党，而且在外交上要紧跟德国，尤其是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丹麦被迫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除了丹麦，比利时、法国占领区、希腊、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残余地区等，由于在战略方面极其重要，处置更为严厉。这些地区被置于军管之下，由德国武装部队通过军事司令官直接控制。其中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在1944年7月发生变化，改由一个文职的德国专员前去主管，军事司令官的职位同党卫队与警察头目的职位合而为一。而挪威和荷兰，一开始就置于德国专员主持的民政机构的管理之下。
第五种是“行动区”（Operationszonen，一译“作战区”）。这是1943年9月意大利败降后，由德军占领的原来属于意大利拥有或管辖的区域。主要包含两个区域：亚得里亚沿海地区（Adriatisches Küstenland）和阿尔卑斯地区（Alpenvorland）。前者包括意大利的乌迪南（Udine）、戈里齐亚（Gorizia）、的里雅斯特（Trieste）、普拉（Pula）和阜姆（Fiume）等省，以及由意大利占领的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省、苏沙克与巴卡尔地区、克尔克岛（Krk）、路辛岛和刻索岛，由卡恩滕行政区长官兼德国总督弗里德里希·赖纳（Friedrich Rainer，1903—1947）任 该 区最高 专 员（Oberster Kommissar）。后者包括意大利的贝卢诺（Belluno）、南蒂罗尔（Sudtirolo）和特兰托（Trentino）省，由蒂罗尔-福拉尔贝格（Tirol Vorarlberg）行政区长官兼德国总督弗朗茨·霍弗尔（Franz Hofer，1902—1975）任最高专员。德国设立“行动区”的目的，据1944年4月希特勒向墨索里尼所作的解释，是考虑到德国人要在意大利继续作战，不得不使后方“畅通无阻”，而且还“不得不确保阿尔卑斯各山口，从而使游击队无法威胁这些狭隘的补给线”。[25]然而实际上，德国当局并没有放弃最终吞并它们的目的。在南蒂罗尔（south tyrol），德国人鼓励同德国“重新联合起来”的运动，逐渐禁止使用意大利语，并有计划地替换原有的统治机构。德国本土的报刊在提到南蒂罗尔时，也与提到奥地利、苏台德区、东方合并区和阿尔萨斯-洛林一样，把它说成是德国居民重返了德国的土地。
德国控制了大半个欧洲，但这些被控制的地区并没有因此而打破长期阻碍互相交流沟通的壁障，甚至连德国的民众也不能自由地出入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同德国之间，隔着一道内部疆界。德国平民除非持有内政部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否则就不能进入这些占领区。1940年7月20日，内政部长弗兰克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东方合并区、总督辖区和“内政部长规定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是需要特别许可证才能进入的地区。以后又增加了乌克兰和奥斯兰，从而使德国占领下的东方地区几乎全部需要入境许可证。1942年5月，希姆莱撤销了所谓“东方地区的警察界限”，从而使德国平民无须办理其他手续便能赴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和瓦尔塔兰行政区旅行。然而，放开的地方极为有限，赴其他地方的通行证“原则上只在申请的理由就作战努力而言是关系重大时，才予以颁发”，而接受这类申请的行政区警察当局都奉命“对每一份申请书进行严格的审查”，未经批准而偷越“内部疆界”的人，一经捕获就严加惩办。对西方的占领地区，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的相关地区，希姆莱于1942年4月实施了一种特殊的签证办法，以代替先前发给来往于这些地区的平民的军事通行证。按规定，只有三种类型的旅行能获得批准：为国家和纳粹党出差，商业性的旅行，从比利时和法国来的外籍工人的旅行。除此之外，其他各种旅行一概都被禁止。在其他地区，甚至通常在社会上享有特权的那些人，如纳粹党各办事处和附属组织与相关团体的人员，没有特殊的许可都不能越过“内部疆界”。[26]
在经济上，纳粹政权秉承和发展了中世纪时代的野蛮做法，把占领区作为掠夺对象。不过，在具体手法上，因地而异，因时而异。
最直接的，是索取占领费。根据一般规律，占领者只能向占领区收取占领费，然而在欧洲战争期间，德国除了向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典型的占领国收取这种费用，还以“上缴金”“防务捐赠”等名义，向其他国家索取类似费用。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第49条规定，占领费的数额，“只应限于驻军或该地行政管理的需要”，然而纳粹当局却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尤其是各个国家的支付能力来确定数额。
表12-2 截至1944年2月底所征收的占领费用（单位：百万马克）[27]
10.希腊[28] 3758.1
16.西班牙[29] 78.5
在波兰，以“总督辖区为换得军事保护而对帝国防务的捐献”为名的“防务捐赠”逐年增加。1941年的数额为1.5亿兹罗提（złote），招致德国财政部的恼怒，1942年春天即增加到5亿兹罗提，晚些时候又猛增到13亿兹罗提。当时德方提出的理由是，它在总督辖区的驻军数约达40万人，每月需花费1亿兹罗提的费用，因而1942年全年需要13亿兹罗提，但实际上，当年德国的驻军仅为8万人。1943年，德国财政部开出了30亿兹罗提的数额，并提出“总督辖区应将2/3的财政收入上缴给德国”的苛刻要求。[30]在法国，根据占领军军需主任的指示，占领军将士的亲属安装的假牙，包括金银制作的牙套，所需费用也列入占领费之内。1941年底，法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曾抱怨：“以占领费为名征收的捐税，往往大部分用于负担同占领军生计无关的支出。”据估计，这类支出所占的比重高达75%。丹麦仅1942年一年，就向挪威的占领军总司令部输送了2.2万头牛、1.75万只猪、2870吨黄油、近500吨果酱、80万只鸡蛋、3000吨水果和蔬菜，另外还要将大量的活牲畜、黄油、奶酪、鸡蛋和海鱼直接运往德国。连德国士兵与丹麦妇女所生的孩子，其抚养费用也列入了占领费之中。1944年上半年，丹麦每月支付的相关费用达8600万马克之多，超过了其1941年收入的三倍以上。[31]在比利时，占领费用起初为每月8000万马克，1941年初上升到1.2亿马克，很快危及比利时货币的稳定性，因而被迫下降到原来的数字。然而，德国军方总是会寻找各种借口，每月增加2000万—3000万马克，因而到1941年9月，又回到1.2亿马克。这样，比利时每月必须交纳的款项超过其常规税收收入一倍多。为了占有比利时的41吨黄金，德国又提出收取“额外占领费”的要求。
与索取占领费用有一定关联的，是在使用外国劳工的过程中加重对占领区的盘剥。德国在使用外国劳工的过程中，对西欧国家的劳工，在招募和使用时都相对宽松，而在波兰和苏联，则大量使用了强制手段。但是在支付报酬的方式上，都使用了同样的手法。如对比利时工人，德国企业按规定不能直接用马克支付工资，而应将马克转入德国政府管辖的一个集体户头上，工人拿到的，则是计入占领费预算的比利时法郎。这样，德国实际上是无偿地使用了外国劳工的劳动。1943年9月德国占领意大利部分领土后，抓走了50万战俘充当强制劳工。雇佣这些工人的企业，将工人工资汇入德意志银行的“工资储备金账户”，冲抵意大利应缴的占领费，然后由意大利银行用里拉向工人家庭支付工资。而在乌克兰，根据1942年的相关规定，每从那里强征一名工人或年轻女人到德国，“其留下的全部财产及现金”就必须交给村中的长者保管，后者将其转让以实现其价值。“所有活物（马、奶牛、猪、羊、母鸡、鹅等）、草料、秸秆、农作物”必须即刻提供给占领军的经济主管部门出售。村中的长者必须将买卖所得收益和现金存入德国信贷银行的“限制使用账户”。按德方的说法，这些钱等到工人返回故乡后再归还，以便他们能够重购牲畜和物品。在工厂里，这些从东部强征来的劳工只能领取最低级别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这还不算，1940年8月5日，德国军事部发布命令，规定在德国务工的波兰人必须缴纳“社会福利税作为所得税附加”。据此，在德国的波兰人，不管是自愿在德国充当劳工，还是在被德国吞并的国家劳动，原则上都要缴纳特别税，数额约占工人毛收入的15%，从事农业劳动者除外。以后，德国财政部又授权，将这一规定延伸至其他强制劳工群体，特别是受歧视的群体。不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也得缴纳这种附加税。作为最后的结果，东欧劳工、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所支付的税款是德国人的三倍以上。此外，东欧工人在剩余收入中还得被扣除每天1.5马克的所谓住宿费用。一般来说，他们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为10马克。[32]
利用占领军将士驻扎在欧洲各地的机会，纵容甚至鼓励他们在各地大肆购买生活用品寄回德国，一方面用以释放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操纵银行和货币系统，盘剥被占领国，通过一个举措达到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的效果。自从1940年10月1日德国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之间关税规定被取消后，当地人开始抱怨德国人“毫无顾忌”的购买欲。“通往德国的快速列车的行李架经常被很重的箱子、形状不规则的包裹及鼓鼓囊囊的袋子所填满”，人们甚至在军官和高级公务员的行李中发现毛皮、手表、药物、鞋子等令人惊奇的贸易商品，其数量令人无法想象。在法国，准备回乡探亲的德国士兵个个都带着沉重的包裹，“这些行李中装满了女士衣物、各式各样的巴黎特产和奢侈品。虽然都是少量购买，但对法国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出现了黑市和通货膨胀，使得法国居民越来越难买到生活必需品”。这些德国士兵被巴黎人鄙夷地称作“马铃薯甲虫”或“科罗拉多甲虫”。[33]不能回家探亲的士兵则通过军邮包裹把世界各地的物品寄回国内，这些物品包括北非的鞋子，法国的天鹅绒和丝绸，希腊的利口酒、咖啡和雪茄，俄罗斯的蜂蜜和熏鱼，挪威的鲱鱼，等等。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地区，由于物价较低，成了德国人的购物天堂，那里的商品经常被买空。一名士兵的女儿回忆道：“我父亲时不时从东部寄来的包裹总是令人很开心，当连队在里加停留时，父亲寄来了装着黄油的金属罐头和可口的红茶。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双既粗糙又很大的鞋子和系带子的靴子，这两双鞋一直到战后都还可以穿，并且一点也不汗脚。还有一个我引以为豪的用上好的俄罗斯皮革做的公文包被我拿来当作书包。……一床很厚的绿色羊毛毯陪伴我度过了童年的寄宿时光，同样的，还有一件深咖啡色的羊毛衫，它的领子是白色和棕色相间的。”即使在苏联将士饱受饥饿之苦的列宁格勒前线，德国士兵也往家乡寄出了数量超过300万个的战地军邮包裹，里面的物品包括食品、烧酒和其他战利品。直到2003年，还有人在信中谈到当时的情况：“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很多很棒的东西，亲戚和朋友们都以国外寄回来的包裹为荣……寄件人的威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并且经常会被人们用来和没寄任何东西的人进行比较。收到珍贵物品的人也经常对只收到战地军邮信件的人吹嘘自己的礼物。”[34]开始时，德方军政当局对德军将士购买物品和邮寄包裹的数量有所限制，但到1940年10月，戈林下令完全取消购物限制。他认为，“各方面对被占领区商品销售一空的顾虑是杞人忧天”，“与控制购买和限制邮寄相关的措施”是“心理上无法接受的”。他提出了“携带豁免”的概念：“对休假士兵携带的所购商品的限制应当放宽。士兵所能携带的东西以及他个人和其家庭成员的必需品允许被携带。”希特勒甚至称赞德国武装部队是“最天然的中继站，当每个士兵想给其妻子和孩子寄点什么的时候，它总是有求必应”。1942年夏天，他再三提醒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士兵从东部前线往家乡带的东西”，那是“对家乡非常有利的津贴啊。”当个别官员和海关公务员反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劫掠时，他大发脾气，因为他要让士兵保持健康的情绪：“我现在要像强盗一样地前进。我还能从东部带点什么呢？艺术宝藏？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只剩下那么一点吃的了！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比让士兵们的家人得到它们更好的事情了。”在另一场合，他表示：人们必须“把回乡休假的士兵看作最完美、最简单的运输工具，允许他们给自己的家庭成员带回尽可能多的食品”。[35]
为了在第一时间更多地抢购占领区的商品，纳粹当局印制了“德国信贷银行”纸币（RKK）作为支付手段。该货币由国家货币印制厂印制，面额从0.5马克—50马克不等，与正常马克等值，被国家银行头目称为“披着货币外衣的征收收据”。通过这个形式，当局又找到了释放国内通胀压力的另一条通道。该货币不能在国内流通，也不能兑换成马克，以防止掠夺他国财产的手段反向冲击国内的金融市场。[36]德国信贷银行设立于1939年9月，一直存在到1945年。管理委员会中有国家银行、财政部、经济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成立初期，银行总部设置在波兰占领区内，1940年夏迁往布鲁塞尔，1941年6月迁往柏林。从成立到1941年8月，仅仅两年时间内，该银行就发出了54亿马克的纸币，以后发行的数额还是个谜。德方相关人士曾经得意地夸赞德国信贷银行是德国银行的速战队：“发行德国信贷银行纸币使德军每入驻一个新的地区即刻就能获得所需的金钱，而且该银行还可辅助承担德国与被占领国之间的清算交易。通过这样的方式，各国发行银行在货币政策上被步步紧逼，直到他们顺从并用本国货币负担德国军队的货币需要及预支清算账户。如果他们拒绝或不再发挥作用，就要建立一个新的发行银行来替代。”根据惯例，入侵国在控制住被占领国并实施正常统治后，就应该取消诸如此类的临时货币，将当地的货币作为唯一合法的支付手段。在丹麦，德国遵守了这一惯例。但是在法国，尽管法国中央银行期待“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占领区第二发行银行的德国信贷银行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法国放弃这种纸币”，但德方一直在使用这种披着货币外衣的收据。1943年7月，德方的这种做法对法国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在法方和德方金融专家的压力下，这种纸币才于1943年12月初退出法国市场。[37]德方还人为确定汇率，以掠夺更多的财物。其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即强制规定克朗贬值1/3。占领法国后，法郎的汇率由之前的100法郎兑6.6马克强制改为兑5马克，使法郎贬值近25%。而1941年进攻苏联后，竟然强使占领区内的卢布贬值470%。即使在意大利，1943年占领其部分领土后，也将里拉的汇率由100里拉兑13.10马克降为兑10马克。[38]
当使用货币手段抢购货物的效率逐渐受阻时，当局开始鼓励士兵们用家中的实物换取当地的有用之物。这一现象在乌克兰占领区尤其兴盛。德国士兵为了得到鸡蛋、食用油、肥肉、腌熏肉等乌克兰的产品，纷纷写信回家，要求妻子们清理储藏室，并且拜访亲戚朋友，把所有能收集到的东西都寄往占领区，旧衣服和旧家具自不待言，以下这些物品也是信件中经常提到的：盐、火柴、打火机火石、酵母、女士内衣、手袋、粉碎机、黄瓜刨皮刀、吊袜带、糖精、护肤霜、小苏打、指甲油、发酵粉、唇膏、牙刷。有人把盐论磅寄出，然后每两周能收到5—10只鸡蛋以补充营养。甚至有人向乌克兰运送了500公斤盐，可以换得相当于1万马克的物品（1磅盐可以换得1只母鸡，10磅盐可以换得1只羊）。有时德国士兵会用“非常便宜的玻璃首饰”换取一整箱大约2000只鸡蛋。甚至还出现了“链式交易”：有人把1双新靴子寄到乌克兰，在那里换到8升食用油，以后再用这些油换到1件新大衣。如果他有兴趣，则可以用这件大衣换取更多的食物。一名德国士兵曾在两天内寄回23个包裹，内中的物品包括：1号包裹，2只母鸡和蜂蜜； 3—4号包裹，母鸡； 5号包裹，鸡蛋； 6号包裹，面条； 7号包裹，粗面粉； 8号包裹，豌豆； 9号包裹，麦片； 10号包裹，肥肉； 11—12号包裹，菜豆； 15—16号包裹，肉类； 17—19号包裹，鸡蛋、肥肉、面粉； 20—22号包裹，鸡蛋、糖、黄油； 23号包裹，香肠和蛋糕。在其他时候寄出的包裹里，还包括“一箱酒和卡尔库拉绵羊皮，2300只鸡蛋”“一箱酒和两桶蜂蜜”。[39]
纳粹当局试图完成的最具有长期意义的行动，是在“建立欧洲经济新秩序”的旗号下，对各国经济结构实施强行改变。纳粹高层人士声称，欧洲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在欧洲组建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无组织的自由主义将被集中计划取代，通过创设充足的信贷，可以保证欧洲各地都达到高度的就业水平。1940年9月，冯克在维也纳国家博览会上说，如果每个国家为了要生产从钮扣到火车头这一切东西，因而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建立重工业，并且只能靠关税、补助金和限制进口来维持这种重工业，那么就是在经济上精神错乱。为了代替这种方式，欧洲各国之间应当发展专业分工，以有利于全体。[40]纳粹当局最初的设想，是让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中心，其他国家则沿着非工业化的方向实施产业调整，为整个欧洲的粮食与饲料自给作出贡献。东南欧地区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策将继续实施，同时放弃其军备及辅助工业；南斯拉夫的纺织工业也被某作家说成是“从欧洲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甚至在西欧，虽然全面的非工业化根本办不到，但是他们也设想出某些改变：丹麦应当减少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应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法国也应成为主要是农业经济单位和粮食输出国。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延长和军火供应压力的增大，纳粹当局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如果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能够为战争服务，那里的生产就维持原状，有时甚至还可以扩充。但是，这些地方的工业生产，必须完全服从德国的战争需要。因此，军备产品和德国所需原料的产量，不少都增加了，而纺织品、玻璃器皿和德国够用的原料的产量，则听任其下滑。如在比利时，2164家纺织企业中就有1360家被关闭。
在随后处理占领区的工业问题时，德国当局把所有占领地区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已经并入或预计将要并入德国的地区，如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波兰的上西里西亚、阿尔萨斯-洛林、卢森堡，这类地区的经济生活由德国当局直接管理；第二类是被当作“殖民地”的地方，如波兰总督辖区、巴尔干诸国、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占领区，这类地区也由德国当局直接控制，不准当地人自行管理；第三类是西欧国家，包括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它们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当地自行负责，但纳粹当局在其之上设立相应的机构加以监督，左右其决策。[41]
第一类地区中的重工业产业，不仅近期能够用于支撑德国的作战能力，从长期看，也有助于推动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中心。德国对这些地方的政策是把它们的经济完全并入德国的工业体系，因此，它们躲过了其他被占国家所遭遇到的大规模掠夺。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没收产业的事情，其斯科达工厂和布尔诺军备厂也很快融入德国的军备生产体系，接受德国的军备订货单。在上西里西亚，由于该地不易受到空袭，被占期间燃煤产量大为增加，重型工程和军备的生产能力都得到充分利用，还建造了合成石油厂。在战争末期，它已经成为德国东部和对苏前线的最重要中心。
德国对第二类地区的工业政策最为严苛。1939年10月19日，戈林发布了一道关于在波兰各个地区所应采取的政策的指令，其中规定：“在总督辖区，凡是能够用于德国战时经济的原料、废铁、机器等等，都必须从该地运走。对于维持居民仅足糊口的低生活水平并非绝对必要的企业，必须迁移到德国去，除非这种迁移要花上异乎寻常的长时间，因而不如在原地完成德国的定货更为实际。”1941年11月25日，最高统帅部军备采购局联络参谋处提出一份关于在东方占领区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一般原则的报告，由于当时德军刚刚侵占了大片的苏联领土，因而其针对的主要是苏联占领区。报告指出：“东方占领区的生产只有在下列这种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应予以考虑：（1）为了减少运输量（即制成钢锭或铝锭前的生产工序），（2）为了顾及在该地区进行紧急修理的需要，（3）为了在战时利用军工部门的全部设备。剩下来尚待决定的是：鉴于欧洲工业能力的负担已经过重，卡车和拖拉机的生产在战争期间可以考虑恢复到何种程度。不准在东方占领区发展相当规模的消费品和制成品的工业。加工处理东方占领区出产的原料和半成品，并且照管这些东方地区——它们将像殖民地那样遭到掠夺——对工业消费品的最为迫切的需要，以及它们的生产资料，凡此都是欧洲工业，尤其是德国工业的任务。”
德国对第三类地区的工业政策，介乎于前两者之间。因为西欧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东欧国家，同时，德国也并未计划把这些国家全部并入自己的版图。占领初期，其对策主要是大肆掠夺这些国家储存的商品和设备，到了1940年9月，纳粹当局感到使用一部分西欧的庞大工业资源更为有利，于是很快改变对策。9月14日，陆军军械部门首领向其下属机构发出指示，称：“我极其重视下述建议，即西方占领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工厂，应尽可能加以利用，以减轻对德国军备生产的压力并增加战争的潜力。丹麦境内的企业也将日益用以承做转包工作。”然而，根据当局的规定，工业生产只允许在德国的需要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倘若有些工业产品对于维持德国的作战行动并不重要，或者原料缺乏，生产就应大幅度削减，直至全部停止。如果这些机器对德国有用，就被运往德国，劳工则被送往军事工业中为“托特组织”工作，或者送往德国本土。那些被允许继续生产的工业部门，大部分产品都是保留给德国的。其中比例较高的如工业精密零件、重型铸件、镁、碳溶胶，100%的产品运往德国，比例最低的是麻棉混织品，12%的产品运往德国。直接为战争服务的产品中，航空器材，90%给德国；海军器材，79%给德国；石油和汽车燃料，80%给德国。[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