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荒漠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化事业曾经呈现相当繁荣的局面，柏林第一次能以欧洲文化都城的地位同巴黎和伦敦媲美。各种思潮和艺术流派在德国竞相登台表演。德国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对外国产生反作用，形成德国历史上不多见的文化交融。纳粹党上台执政后，以纳粹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需要进行控制和摧残，魏玛时期德国文化的光辉立即黯然失色。希特勒就任总理不久，普鲁士艺术研究院的成员们就被要求签署一项声明，保证自己在“已经改变了的历史形势下”，不从事公开反对政府的活动。[41]戈培尔曾经强调，纳粹事业千秋大业，务必先剔除“陈腐”[42]，把破坏现存文化放在第一位。此外，就整体而言，纳粹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很低，对文化建设兴趣甚少。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文化遂一落千丈，形成“文化荒漠”。
1933年3月初，在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生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开始自发地准备焚烧“非德意志文化”的书籍。5月10日晚，这场闹剧终于正式开幕。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两万册书籍被扔进熊熊烈焰，冲锋队和党卫队的乐队在一旁演奏进行曲和德意志民族音乐助威。趁此机会，戈培尔向学生们发表讲话，他的声音还通过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学生们，全国的先生们女士们：极端的犹太理智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德意志革命已经成功地深入到德意志精神的领域……你们正在将过时的罪恶精神推进熊熊烈焰。这是一个伟大、有力、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向全世界证明，十一月共和国[43]的精神基础已被摧毁……在这些灰烬中，将升腾起新的精神体系的火凤凰……过时的精神正在被焚毁，新的精神将伴随着烈火在我们的心中升起……我们在烈火前的誓词是：国家、民族和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万岁！万岁！”[44]九名学生代表把九个领域的著作扔进大火，并朗诵般地发出控诉。其他的大学城也纷纷安排“焚书日”。按一份大学生宣言称，被焚的对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意志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一切书籍。希特勒政府不仅以1933年2月4日的《关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总统法令》为依据，声称按照法令规定，警察有权没收其内容可能危及公共秩序的出版物，[45]以此为焚书行为作辩护，而且还大肆鼓动，把焚书称颂为一项“反非德意志精神的行动”[46]。
被焚书籍的范围，按照当时的规定，以焚书的目的为导向，包括以下内容。
1.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巩固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境界。〔被焚书籍作者〕马克思（Marx），考茨基（Kautsky）。
2.反对颓废和道德堕落，在家庭和国家中强调纪律和伦理。〔被焚书籍作者〕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恩斯特·格莱泽（Ernst Glaeser），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
3.反对思想流氓（Gesinnungslumperei）和政治变节者，提倡奉献于国家和人民。〔被焚书籍作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Friedrich Willhelm Förster）。
4.反对过度夸大人类的动物特性，提升人类精神的高贵性。〔被焚书籍作者〕弗洛伊德学派，《蜡制面像》（Imago）杂志。
5.反对歪曲德国历史并贬损其英雄人物，提倡敬畏历史和先人。〔被焚书籍作者〕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维尔纳·黑格曼（Werner Hegemann）。
6.反对带有民主—犹太印记的孤独的新闻从业者，提倡积极地加入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去。〔被焚书籍作者〕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格奥尔格·贝恩哈德（Georg Bernhard）。
7.反对以文学形式贬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兵士，加强对国民实施军事精神的教育。〔被焚书籍作者〕E.M.雷马克（E.M.Remarque）
8.反对刚愎地毁损德意志语言，保护好我们民族最珍贵的遗产。〔被焚书籍作者〕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
9.反对自大和专横，尊崇不朽的德意志民族精神。〔被焚书籍作者〕图霍尔斯基（Tucholsky），奥西茨基（Ossietsky）。[47]
纳粹当局有计划地迫害和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1933年8月，政府公布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揭开了这一行动的序幕。1934年3月和11月，又公布第二、三批名单。至1936年底，共公布七批名单，近300名文化人被迫流亡。1937年起，纳粹当局进一步加快迫害的步伐。到1938年底，共有84批、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他们当中包括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旧译亨利希·曼，1871—1950）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her Gropius，1883—1969）、米斯·范德尔罗厄（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1867—1945）、库特·图霍尔斯基、赫尔穆特·冯·格拉赫（Hellmut von Gerlach，1866—1935）、奥托·韦尔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希勒和瓦尔特·梅林（Walter Mehring，1896—1981）等。这对德国文化的损害更加深刻。盖世太保直接介入了禁书和迫害文化人的行动。据1937年2月15日杜塞尔多夫盖世太保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称，从1936年9月8日至11月14日，区内有38名盖世太保成员参加了禁书行动，他们搜查了全区898家书店中的2/3，共没收37040册书籍。[48]
随着纳粹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禁书的范围也越来越大。1938年12月31日，当局集中采取了一次禁书行动，据行动报告称，被没收的书籍涉及18个类别。除此前早已明确列入的如德文版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占27%）、境外反对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的作品（占11%）、具有和平—自由倾向的作品外，还增加了不少类别，如：基督教营垒内反对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国家野心的文学作品；将会对纳粹主义“基本价值”造成“损害”和“歪曲”的德语文学作品；批评纳粹政府立法程序的作品；歌颂恩斯特·罗姆和奥托·施特拉瑟周围“叛国者”的作品；“反动民族主义（即君主主义）文学”作品；不利于外交政策的作品；有损德国军事防卫能力的作品；涉嫌削弱种族实力（鼓吹生育控制）的作品；任何种类的犹太人作品。[49]
文学领域受到的摧残更为严重。20年代兴起的文学现代主义流派，如“马路文学”，被当作“文学布尔什维主义”遭到禁止，还包括如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等具有传统精神的作品。纳粹德国文学协会在魏玛城定期举行“作家集会”，向作家们提出新的写作任务，即“鼓舞”民众投身于德意志“民族”的事业，推崇“血统与乡土”的种族主义偶像，标榜“人民”与“战斗”文学的写作范例。在纳粹德国，每部文学作品或剧本都必须先送交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上演。当局还通过全国文学协会，向全国发布一项对“有害和不受欢迎的文学作品”的秘密禁令，文后附上了禁书目录。在种种压力之下，一部分作家流亡国外，失去自己的语言区，另一些则实行“内心流亡”，即拒绝写作，或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写作而不出版。德国著名的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在希特勒执政之初曾经颂扬纳粹国家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声称“完全拥护新国家，因为在这里开拓了自己道路的是我们的民族”[50]。当他在1933年底认清自己的迷误时，即被纳粹当局当作“蜕化分子”加以贬斥。他被迫于1935年以曾经当过的军医官身份入伍，实行“体面的流亡”。然而到1938年，他还是被全国文学协会公开除名并禁止写作。为了排斥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化“渗透”，并催生纳粹主义的文化作品，纳粹政府于1937年禁止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并先后设立了自己的奖项。1935年，科学、教育与国民教育部借5月9日席勒逝世130周年的机会，设立了“席勒奖”，准备表彰以“民族社会主义精神”写作的德国剧作家。然而，由于当时距离纳粹统治完全确立的时间还不长，评选委员会竟然挑不出既符合这一政治标准，在艺术上又不至于太丢脸的作品，只得宣布获奖者空缺。[51]1937年，当局又设立了“德国国家艺术及科学奖”[52]。
魏玛时期的德国电影曾以新颖和独创闻名于世，但希特勒和戈培尔认为它们浸透了“犹太人思想”。纳粹党在电影界清除所谓“犹太人影响”，强使电影业“脱出自由主义的营利思想的范围……使它能够接受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履行的那些任务”。电影业暂时仍然维持以私人电影公司为主的局面，但都被置于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电影司和全国电影协会的严格控制之下。戈培尔对电影的选题、演员、导演、剧本都握有生杀大权。每部新影片公映前，都要在戈培尔的家中放映，由他审片。欧洲战争爆发后，戈培尔把全国所有制片厂和发行单位都并入纳粹分子掌握的“宇宙电影公司”
（Universum Film AG），[53]使其共有17个制片厂，从胶片生产到拍摄发行实现“一条龙”的控制。
纳粹德国拍摄的故事片，有14%纯属直接为纳粹政治宣传服务的，其中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Hitlerjunge Quex）和《犹太人绥斯》（Jud Süß）等臭名昭著的影片。对于能用以歌颂纳粹政权光辉“成就”的纪录片，纳粹当局不惜重金，力争提高拍摄质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和《奥林匹亚》（Olympia）两部纪录片，都是由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导演制作。前者记录了1934年纳粹党集会性代表大会的场面，由120人组成拍摄组，使用多种摄影手法拍成。后者记录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完毕后又花了一年半时间从事后期制作，1938年4月20日推出作为希特勒生日献礼。这两部影片在拍摄艺术上有所创新，前者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获得大奖，后者在威尼斯电影节获一等奖，1948年再次受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嘉奖。它们都被纳入纳粹政治宣传的轨道。
纳粹当局还拍摄了大量从事政治宣传的“每周新闻片”。这种片子制作周期短，宣传性强，当局的投资日益增加。1939年每部新闻片的胶片平均长约300—400米，放映约20分钟。1943年片长增至1000米，放映时间35分钟。拷贝数也从1939年平均700部，增至1942年的2000部。[54]这种政治性新闻片一般安排在故事片之前放映。对纳粹宣传日益反感的观众增多，他们便推迟进入影院，只看故事片。戈培尔为此下令各影院禁止迟到者入场。在僻远的农村，一般由纳粹党的电影宣传系统负责放映。纳粹党的电影宣传系统，由全国宣传指导处所属电影办公室领导。在各地设置各种等级的电影宣传办公室，1939年共约3.1万个，所放影片基本上服从政治需要。[55]
在造型艺术方面，魏玛时期德国画坛曾出现表现主义派、抽象派、印象派、新现实派并存的繁荣局面。建筑领域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创导的包豪斯（Bauhaus）学派，一反19世纪后期追求繁缛豪华的风气，大胆使用钢筋、水泥、玻璃等新的建筑材料，强调建筑学家、雕塑家和画家共同协作，建造精确、实用、具有立体布局的高大建筑，以及由大批坐北朝南的平顶楼房组成的大片街区。纳粹党执政后，身为“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领袖和“纳粹党文化和世界观教导事务特别代表”的罗森贝格激烈反对现代主义文化，把建筑上的“包豪斯学派”、抽象派绘画、无调性音乐、爵士乐和“马路文学”，都斥之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加以打击。然而纳粹党内不乏现代主义文化的追随者，在希特勒上台前，不少纳粹头目曾青睐爵士乐，即使在希特勒上台后，纳粹运动内部也有人反对诋毁现代绘画。1933年6月，纳粹大学生联合会在柏林大学讲堂聚会，坚持认为表现主义绘画具有“德意志特有的风格”，称这种绘画与抽象的日耳曼装饰艺术及中世纪的表现形式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曾两次试图举办现代主义画展。戈培尔尽管是个谎言大师，但是在艺术方面，却是支持现代主义流派的。他不仅处处与罗森贝格作对，甚至试图从理论上论证现代主义的合理性。他表示，纳粹党人是一群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分子，不仅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如此，而且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因为所谓现代的，就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对于艺术，它只有一种形式，这便是现代的形式”[56]。希特勒尽管粗通艺术，但其审美观基本上停留在少年时代的艺术潮流中，并利用独裁体制，凶猛打压现代主义流派。1935年，他在纳粹党党代会说：“每年都在翻新。一会儿是印象主义，过不了多久便是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当然还有什么达达主义。”他把这一切都称作“有毒的花朵”和“霉菌”，是资产阶级颓废精神的具体表现。他号召要以法西斯主义“纯洁、健全的本能”来抵制现代的“艺术败坏者”。面临希特勒的压力，戈培尔随之转向，谴责现代派艺术是附庸风雅，是病态和腐朽的，应该遭到清除。
在希特勒的号召下，由全国美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1892—1959）具体组织，纳粹政权发动了一场“清理艺术殿堂”运动，要将所谓有害于民族共同体的“资产阶级颓废艺术”轰出德国社会。全国公私博物馆都遭到“清理”，一切处于纳粹标准之外的绘画都被“剔除”，其中包括塞尚、凡·高、马蒂斯、高更、毕加索等人的作品。1935年，纽伦堡作了一次预演，当地纳粹党大区举办了名为“颓废艺术”（Entartete Kunstc）的展览会。1937年，纳粹政权在全国艺术中心——慕尼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德意志艺术宫”（Haus der Deutschen Kunst）落成，另一件则是开办“颓废艺术”展览会，将纳粹党重点打击的五千多件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作为“反面教材”拿出来公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德国艺术馆地盘较大，观众显得比较空荡，而后一个展会的场地局促，要想进入破败的陈列室必须经过狭窄的楼梯，展品又带有“告别”的性质，因而观众拥挤不堪，“等候入场的人从叽叽嘎嘎作响的楼梯一直列队排到街上”。希特勒在演说中告诫民众：“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说明才能证明它们有权利存在，并且为那些欣赏那种愚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无聊货色的神经病者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将不再能公然在德意志民族之前陈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然而面临络绎不绝的人群，“颓废艺术”展往往几天后就草草收场，以避免继续“放毒”。
“德意志艺术宫”是一座单调的拟古主义建筑，宽达160米，被希特勒称为“不仅伟大，而且壮美”，说它在建筑艺术上是“无与伦比和无法模仿的”。[57]落成后的第一个展览会，便是纳粹政权隆重推出的“大德意志艺术展览会”，大力张扬纳粹当局所推崇的“现实主义风格”。纳粹主义艺术强调歌颂领袖，诉诸民众，崇尚暴力和“奋斗”精神，把大部分绘画降到宣传画的水平。作为“民众”代表出现的人物，只有共性没有个性。诸如“德意志工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士兵”“德意志家庭”等主题的绘画，都是千篇一律的货色。展会中所陈列的作品，系从1.5万幅应征作品中挑选出来，共900幅，大多是自然主义的风景画、乡土题材、英雄崇拜和学究式古典主义作品。据内行人士称，这些作品都是他们在其他国家从未见到过的“最蹩脚的货色”。
除了绘画，其他领域的现代派也遭到打击。希特勒上台当年，著名的“包豪斯建筑学院”被扣上“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帽子，被迫解散，大量教师和学生流亡美国和欧洲各国。建筑领域普遍采用希特勒所欣赏的庙堂式、具有希腊式圆柱和罗马式立面的风格。为了同包豪斯学派划清界线，公墓管理部门甚至不敢树立平顶墓碑，生怕沾上“现代主义”的嫌疑。讽刺文学剧团“胡椒磨”被赶出国门。“坟窟”剧团演出的剧目，语言风趣，寓意深刻，深受观众喜爱，但由于经常讥诮时弊，遭警察查禁，主要演员被送进集中营。爵士乐遭到禁止，但是由于顾及同西班牙的关系，与之相近的探戈舞和伦巴舞却安然无恙。
在音乐方面，魏玛时期德国曾出现过以《春之祭》为代表的无调性音乐。这些反传统的音乐流派和外国传入的爵士音乐，在纳粹时期都遭到禁止。有幸的是德国人拥有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等大师级音乐人才，古典音乐得到保存。但因不少优秀的音乐演奏家流亡国外，音乐演奏水平下降。同时，实施禁锢使德国音乐传统得不到发展。德国古典戏剧保持了原有的水平，现代戏剧则受到严格控制，水平一落千丈，观众日益减少。
自然科学领域，因纳粹当局否认科学的世界性，大力推崇所谓“德意志科学”，竭力排斥“非德意志科学”，整个学术水平遭到严重破坏。如前所述，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创始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学说就被斥责为“犹太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一些被看作能直接服务于纳粹当局的学科，如种族学、政治教育学、军事学等，出现畸形的发展。生物学、心理学等则按照纳粹理论的需要，大幅度篡改，灌入种族主义的内容。
总之，在纳粹的文化荒漠中，意识形态领域中充斥的只是反人道、反科学、为纳粹主义作注解、为纳粹政策张目的煽动，缺少真正的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