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协定》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建立于1918年，是个民主化程度和工业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多民族国家。全国人口共约1500万，其中捷克人750万，斯洛伐克人250万，两者相加为1000万，占总人口的2/3。在其余的少数民族中，德意志人为320万，占总人口的21%，主要居住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苏台德（Sudeten）地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波兰人等，不到200万人。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体制以政党-议会体制为基础，没有对少数民族提供特殊保护，民族性政党也必须通过赢取选票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发言权。在20年代，国内各民族基本上能融洽相处，没有发生大的冲突。经济大危机袭来后，德意志人大批失业，而政府的救助政策偏向捷克人，德意志人对此颇有微词。[19]正在此时，纳粹党在德国迅速崛起，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苏台德地区的纳粹势力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原先，奥匈帝国就有“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帝国瓦解后该党分裂成三支，其中一支在捷克斯洛伐克活动。1933年，该党与“德意志民族党”一起遭到政府禁止。同年10月，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组建了“苏台德德意志祖国阵线”（Sudetendeutsche Heimatfront），由主张实现德意志人民族自治的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1898—1946，旧译“汉莱因”）主持。当时，该地的少量德意志人主张立即将该地并入德国。1935年，该组织改名为“苏台德德意志人党”（Sudetendeutsche Partei），并在当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成功，占据了全部66个德意志人议席中的44席，成为最大的德意志人政党，[20]很快受到德方的青睐。德国外交部给予其每月1.5万马克的秘密资助，并通过驻捷使馆插手其活动。亨莱因对德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1937年11月19日，他在向希特勒表明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态度时，改变了原先仅限于争取“自治”的目标，表示该党的目标是“把苏台德德意志地区，甚至整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地区并入德国”，尽管它“表面上还必须表示赞成维护捷克斯洛伐克及其领土完整”并提出一个“显得切实可行的目标”。[21]
德国顺利地合并奥地利后，对捷克斯洛伐克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按照希特勒的既定方针，后者就成了德国下一步的侵略目标。从苏台德区来说，德奥合并事件给予德意志人极大的鼓励。他们不断举行要求“回归”德国的示威游行，高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口号，要求苏台德区“回到德国老家去”。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召集亨莱因等人到柏林开会，表示当时迅即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时机还不成熟，但要求亨莱因不断“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22]
4月24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Karlsbad）[23]召开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名为《卡尔斯巴德纲领》的八点要求。其内容为：德意志人应享有与捷克人完全同等的地位；承认苏台德德意志民族集团在国家范围内有权维护自己的平等地位；确定并承认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定居区域；在苏台德德意志人定居区内组建功能齐全的自治政府，掌管德意志民族集团的事务，维护其利益；制订相应法规，保护德意志人定居区域以外的德意志平民的利益；废止1918年以来对苏台德德意志人采取的不公平举措，并为此支付赔偿金；德意志人居住区内的所有官职都必须由德意志人担任；任何人都拥有坚持德意志因素和德意志世界观的完全自由。[24]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亨莱因举行谈判，同意特赦1200名纳粹政治犯，并加紧制订少数民族条例，以满足国内所有少数民族的要求，但拒绝给予苏台德区完全自治的地位。亨莱因便中断同政府的谈判。局势骤然紧张，苏台德问题很快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中心。
5月19日，德国《莱比锡报》刊登一则消息，称德国正在调动军队。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的情报机构也获悉，德国四个摩托化师已在德捷边境地区集结，并作好了袭击波希米亚的全面准备。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这些消息无疑会成为触发进一步行动的导火索。5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宣布坚决捍卫民族主权，实行部分动员，征召一级预备役人员和若干技术后备人员入伍。德捷边境的局势急剧紧张起来，出现了“五月危机”。法国外长发表谈话：“如果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履行法捷同盟条约。”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也对德国驻英大使说：“欧洲一旦发生战事，英国能否置身事外，殊难预料。”
希特勒对此恼怒不已，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5月23日，德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称德军在捷克边境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已经跑到德国的亨莱因奉命返回布拉格，重新恢复同捷克政府的谈判。5月30日，希特勒发布《关于“绿色方案”致德国武装部队三军总司令的命令》。新版方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开头部分。原方案为“我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新版改为“在最近的将来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是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定”。实施方案的时间节点，在方案中并未标出，只是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态不可避免的发展，或者在欧洲发生将为我们提供难以复得的意外的有利机会的其他政治事件，都可能促使我及早采取行动”，但在凯特尔的相关信件中，明确指出“本命令最迟必须于同年10月1日前实施”。[25] 18天后，6月18日，当局又下发了一份题为《希特勒签发的战略指令》的文件，该件题头下标有“绝密”“只限军官参阅”“只限一名军官缮写”等字样。希特勒通过该文件向下属表示：“只有像占领非军事区和进入奥地利时的情况那样，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而英国也不会加以干涉之时，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26]
《绿色方案》是纳粹德国闪击战战术的首次大规模使用。它提出，“从军事的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最有利的途径就是根据一个使德国忍无可忍的挑衅事件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对敌人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行动……在敌人的军事准备状态还未发展到不可战胜的时候，我方就必须以在时间上和规模上都出其不意的突然进攻来结束战前的外交紧张时期”。进攻的过程要尽可能的短，“必须在最初的两三天内就造成一种局势，向那些想要进行干涉的敌国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并诱使那些对捷抱有领土要求的国家立即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为此，“陆军的首要任务是，在空军发动进攻的同时，尽可能大量使用突击部队……在许多地点和战略上有利的方向插入捷方的防线，……迫使捷军交战而歼灭之，并迅速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空军“通过对捷克的通讯系统、动员中心和政府的攻击，瓦解其军事动员，造成其民政事务管理混乱，使其武装部队失去指导”。要达到这一目的，“武装部队的战备要按下列原则进行：1.三军的全部力量必须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 2.在西线，将只配置最低限度的兵力作为必不可少的后卫，在东线与波兰和立陶宛相接的其他边境，将只采取守势，南部边境要保持严密监视； 3.能供迅速动用的陆军各部队必须快速而有力地攻克敌边境防线，并尽快装备大批机械化部队，以确保大胆地突入捷克境内”。
《绿色方案》在德国将领中引起很大的恐慌。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在呈送勃劳希契的意见书中拒绝对这项计划共同承担责任。他担心由此引发一场欧洲全面战争，“根据人们的预见，这场战争将不仅以德国的军事失败而且以其全面崩溃而告终”。海军总参谋长京特·古泽（Günther Guse，1886—1953）中将也对形势作了同样的估价，他看到“德国的生存遭到威胁”。贝克打算通过勃劳希契发动将军们拒绝执行希特勒的战争计划。他说：“这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最后决断。如果这些指挥官不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国家政治知识和良心行事，那么历史将让他们承担血债。如果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准许他们去执行一项命令，那就是军人服从的界限。”他还说：“如果一个身居最高职位的军人在这种时刻只把履行军事使命这个有限的范围看作是他的职责和任务，而不认识对整个民族的最高责任，那就是缺乏见地。非常时期要求采取非常的行动。”[27]他为此于1938年8月18日辞去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该职务后由弗兰茨·哈尔德接任。希特勒很希望通过实施《绿色方案》一举攻占捷克斯洛伐克，加快侵略的步伐，并借此练兵，为日后扩大侵略战争创造条件。然而，由于此时他还不敢同英国正面对抗乃至交战，加之追求“一次切一片”的取巧性策略，因而力图排除英国的干预，单独对捷克斯洛伐克开战。然而，张伯伦力求避免战争以维护英国的整体利益，因而不许德国对捷开战。于是德英之间展开了为时数月的交涉。
英国政府为了压制捷政府让步以消除希特勒的口实，于1938年7月26日宣布派下院议员沃尔特·伦西曼（Walter Runciman，1970—1949）赴德，以非官方身份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伦西曼抵捷后，立即在布拉格和苏台德区之间穿梭奔走。9月4日，捷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sch，1884—1948）在各种压力下作出极大让步，在谈判中拿出一张白纸，要求苏台德德意志人党谈判代表写下全部要求，并预先答应定会满足这些要求。当对方因惊愕和猜疑而不愿动手时，贝奈斯甚至拧开自己的自来水笔，要求他们口述自己的要求。对方提出与《卡尔斯巴德纲领》相近的要求，贝奈斯遵守承诺，予以同意。德方一时乱了阵脚，感到难以应对。9月7日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出现游行示威，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一名代表遭到捷骑警马鞭的抽打，于是德方趁机要求亨莱因全面中断谈判。同月12日，希特勒在纳粹党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发表“毒汁四溅”的演说，宣称德国的权利“受到无耻的侵犯”，“决不能以克制态度同捷克人这样的……敌人达成和解”，“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意志人既非手无寸铁，也未遭人遗弃”，叫嚷“对每一次进攻马上予以还击”。[28]亨莱因趁机带着数千名纳粹分子逃到德国，宣称现在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解决问题。
张伯伦决定亲自登台，于9月15日到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举行第一次会谈。希特勒在会谈中提出了使苏台德德意志人地区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张伯伦回国后，与法国政府一起压服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9月22日到戈德斯贝格（Godesberg）与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不料希特勒借口形势发生变化，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的军、警、宪和海关、边防人员必须在10月1日前全部撤出苏台德区，该地区德意志人占半数以上的区域由德军实施军事占领，其余区域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撤出地区的所有军事设施均应保持原状，一切商业的和运输的物资，尤其是铁路车辆，均应完整无损地转交德国，食品、货物、牲畜、原料等一概不得搬移。希特勒出尔反尔的做法引起英法两国强硬派的愤恨，英法捷三国都表示拒绝德方的要求。希特勒面对这一局面，不得不放弃一举侵占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计划，决定暂时先侵吞苏台德区。9月26日晚，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说，时而狂吼，时而尖叫，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总统作了极其卑劣的攻击。然而说到英法两国时，用语温和亲切，别有用心地感谢张伯伦争取和平的努力，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由于张伯伦坚持避战求和的基本方针，希特勒又作了小范围的让步，慕尼黑会议得以在1938年9月29—30日举行。会前，希特勒在德国边境登上墨索里尼的火车专列，事先作了沟通。会议开始后，墨索里尼取出由德方起草但以自己名义提出的备忘录，作为讨论的基础。各方围绕该方案作了些许交涉，很快达成一致。9月30日凌晨1时，四国签署了《慕尼黑协定》（Münchner Abkommen）。
《慕尼黑协定》规定：“德国军队将于10月1日开始分阶段占领（捷克境内——引者）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捷方的“撤退应于10月10日完成，不得对现存的任何设备加以破坏”；其余有着最为突出的德意志特征的领土将由德、英、法、意、捷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迅速确定，“并由德国军队在10月10日占领”；国际委员会将决定举行公民投票的地区，“在公民投票未完成前，该地区应由国际机构占领”，时间不迟于11月底；“边界的最后确定将由国际委员会完成”；居民“应该有自由选择迁入或迁出被移交领土的权利，选择权应在本协定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自由行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四个星期内将从其军队和公安部队中解除任何愿意去职的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职务，同时应释放因政治罪行而正在服刑的犯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如未在三个月由有关政府予以解决，则应列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四国政府首脑间另一次会议的议题”，“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已告解决时，德国和意大利方面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29]
根据《慕尼黑协定》的规定，1938年10月1日，德军首先从南面进入捷克境内，开始占领第一区域。当德军从西面向东进占第三区域时，希特勒以征服者的姿态随军进入苏台德区，并在卡尔斯巴德检阅了德军第一坦克师。10月5日，贝奈斯总统在德国的压力下辞职，随即流亡国外，由性格软弱的艾米尔·哈查（Emil Hácha，1872—1945）接任。
协定签署后，张伯伦认为希特勒建立大德意志国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英德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了调解，从此欧洲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证。为了确保两国间和平协商途径的通畅，他事先准备了一份《英德宣言》草案，于9月30日上午请希特勒过目。希特勒很快在上面签名。宣言称：双方一致承认，“英德关系问题对两国和欧洲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双方把《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看成是“两国人民永不彼此开战的愿望的象征”，双方保证“采取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可能与两国有关的一切其他问题，并力图继续努力消除一切可能引起纠纷的根源，从而对保证欧洲和平作出贡献”。[30]
从希特勒方面来说，他既没有机会实施《绿色方案》以练兵，又未能一举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因而满心不如意。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他显然是情绪低落，对整个议程都显得暴躁不安”。据沙赫特回忆，他在回柏林途中对党卫队官员说：“张伯伦这家伙使我进不了布拉格，真叫我扫兴！”[31]并发誓要完成这一计划。1938年10月21日，他下达《给武装部队的命令》，规定军队在短期内的扩张任务有两个：消灭捷克国家的残余部分，占领梅梅尔（Memel）。在执行前一个任务方面，文件规定军队“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摧毁捷克国家的残余部分，如果它执行反德政策的话”，但军队“为应对这一事件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规模要比绿色方案所作的准备工作小得多，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次没有事先计划好动员措施，他们必须保证处于持续不断的更高的准备状态”。[32]
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国国内的民族分离运动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自治运动最烈。1938年10月6日，斯洛伐克宣布成立“自治政府”，翌日，戈林接见“自治政府”副总理，表示支持斯洛伐克独立。11月，布拉格当局通过了有关的自治法案，同意斯洛伐克拥有自己的内阁和议会。国名也从原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写成“捷克-斯洛伐克”。在整个1938—1939年冬天，德国都在煽动捷国内的少数民族分离运动。1939年2月12日，希特勒亲自在总理府接见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和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斯洛伐克能够独立，我将至感快慰”。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再现高潮，并导致国家彻底瓦解。是月6日至9日，哈查总统在对民族分裂活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解散了卢西尼亚自治政府和斯洛伐克自治政府，并软禁了斯洛伐克政府的总理、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在斯洛伐克实施戒严。希特勒立即利用该事件，于11日下达采取行动的命令。12日，布拉格和其他大城市纷纷发生纳粹分子的挑衅事件，德军14个师秘密集结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边境。13日，希特勒召见从软禁中逃亡的斯洛伐克总理约瑟夫·提索（Josef Tiso，1887—1947），要他宣布斯洛伐克“独立”。提索当即表示“不会辜负元首的关怀”，第二天就发表了德国外交部起草的斯洛伐克《独立宣言》。16日，提索致电希特勒“要求保护”，希特勒立即复电同意，并派兵进入斯洛伐克。[33]
3月14日深夜，希特勒把哈查总统和捷外长召到柏林，通知他们说，他已下令德军明晨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把这个国家并入德国，如果他们拒绝投降，布拉格就会被炸成废墟。在希特勒的胁迫下，哈查被迫在德国事先拟好的《德捷协定》上签字。协定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为实现最后的和平起见，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交到德国元首的手中。”[34] 15日清晨，德军大举侵入捷克境内，占领布拉格。翌日，希特勒宣布成立“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由前外长牛赖特任“德国保护长官”。
【注释】
[1] 参见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p.172-175.
[2] [英]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潘人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3] Robert Wistrich,Who's Who in Nazi Germany.p.156.
[4] [英]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306页。
[5] 参见Gordon Marrtel (ed.),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econsidered:The A.J.P.Taylor Debate after Twenty five Years.Boston:Routledge,1980.
[6] [英]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46页。
[7] 郑寅达等：《泰勒挑起的一场论战———希特勒究竟该不该对战争的爆发负责？》，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8] 郑寅达等：《泰勒挑起的一场论战———希特勒究竟该不该对战争的爆发负责？》。
[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29.
[10]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48号文件。
[11] Paul R.Swee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Series D,V.1,pp.55 - 67.
[12] Jürgeg Gehl,Austria,Germany,and the Anschluss,1933-1938.London:Longmans,p.28.
[1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32.
[14] Norman Rich,Hitler's War Aims:Ideology,the Nazi State,and the Course of Expansion.pp.97-98.
[15]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33.
[16]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上册，第528页。
[1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35.
[18] Norman Rich,Hitler's War Aims:Ideology,the Nazi State,and the Course of Expansion.p.100.
[19] Dagmar H.Perman,The Shaping of the Czechoslvak State.Leyden:Berg 1962,p.98.
[20] Hugh Seton Watson,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1918-1941.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2,p.280.
[21]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上册第534页。
[22] Valdis O.Lumans,Himmler's Auxiliaries:The Volksdeutsche Mittelstelle and The German National Minorities of Europe,1933-1945.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82.
[23] 现名为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
[2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40.
[25]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74号文件。
[26]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76号文件。
[27]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上册，第535页。
[28] [英]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林书武等译，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96—97、106页。
[29]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130号文件。
[30]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132号文件。
[3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49.
[32]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141号文件。
[3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551-552.
[3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