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宣传思想与手段
纳粹党非常重视宣传攻势和思想灌输。希特勒在1933年9月，即执政后第一次纽伦堡党代会上，区分了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的差别。他说：“1933年1月30日，民族社会主义党获得了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到同年3月底，外在的纳粹革命已经完成，因为政治权力已经掌控在我们手中。然而，只有那些无力充分理解这场残酷斗争的真正内涵的人，才会认为世界观之间的搏杀也已经结束。如果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与其他政党一样，那么情况就会如此。对其他政党来说，获取了全国政权，就达到了它们野心的顶峰，也因此证明了自己的存在。然而，意识形态仅仅把获得政权看作是履行使命的第一步。‘意识形态’这一词汇本身就包含有一种庄严的声明，要将一切行动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基础之上，因此也具有了明确的方向。”[1]纳粹运动的发展与壮大，除德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为其提供了基础和养料外，纳粹党的宣传攻势也起了重要作用。该党利用经济大危机的时机，展开大规模的宣传鼓动，抨击魏玛体制和其他政党的失误，张扬自己的主张和所谓“追求”，甚至不惜招摇撞骗，制造恐慌气氛，最终获得了执政机会。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同样需要持续的思想灌输和宣传运动来配合各个领域的“一体化”运动，并巩固纳粹政权。
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领袖戈培尔，虽然未对宣传理论作出必要的阐述，然而对如何进行宣传却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想法。他们的宣传思想成为纳粹当局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宣传是纳粹党全面控制国民的工具和手段。
希特勒强调，宣传是一种手段，一种武器，必须妥为规划，以有效地服务于目的。[2] 1933年春，戈培尔出任政府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伊始，分别召集全国的报刊、广播和电影界人士开会，公布纳粹当局的宣传政策。他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纳粹党的工具，它们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毫不讳言纳粹宣传要使用暴力，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
纳粹党元首代表赫斯在1935年5月总结思想灌输工作时说：“在德国，新思想的影响不仅扩及政治方面，而且扩及整个广义的文化领域，亦即扩及艺术和文学、科学和经济、军队和劳动者、社会和家庭。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受到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影响，或受这些影响而改变。”[3]
由于宣传在纳粹体制中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功能，因而拨给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预算经费与年俱增：1934年为2610万马克，1935年为4080万马克，1938年增至7070万马克。
第二，纳粹宣传不受科学和事实的束缚。
纳粹主义理论和纳粹政权的政策，大多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也就是反科学的，如果纳粹宣传要以科学和事实为依据，必将寸步难行。因此，纳粹领袖们极端蔑视宣传中的客观性。
戈培尔认为，纯客观的东西，不过是躲在学院围墙内的教授们玩弄的雕虫小技，纳粹党的宣传大可不必理睬客观性那一套。他说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作出任何空头许诺。希特勒强调，纳粹宣传要争取民众，必须掌握打开他们心扉的钥匙，这把钥匙“不是无益的客观态度，而是坚决的意志”。[4]在另一场合，他明确表示：宣传与科学毫不相干，宣传品的思想水平必须适应每项宣传所针对的范围极其有限的特定对象。[5]如果说希特勒本人还需要某种伪装，不愿说出内心真实意图，他的心腹则一语道破天机。有一次戈林对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元首要的是2乘2等于5。”[6]
纳粹德国的宣传尽管是反科学的，但为了使人们相信，常常披上“科学”的外衣。这种伪科学性质，在下述小小的例子中充分反映出来。1935年由于大量进口战略物资引起外汇危机，纳粹当局就利用种族理论劝导人们不要食用进口柠檬，代之以本国出产的大黄叶梗。该年7月28日《法兰克福报》发表纳粹“科学家”的文章竟然声称：“只有德国土壤（块状土壤）的出产物才能制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种决定德意志人种型的微妙颤动，只有通过这种出产物才能传送到血液中，再从血液中传送到身体和灵魂中去。……让我们用大黄叶梗来补偿我们犯下的食用外国柠檬的罪孽吧！”[7]
宣传不受科学和事实的束缚就是说谎，纳粹头目颇精于此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经表白：如果说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希特勒断言，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未设想杜撰大的谎言，他们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8] 1939年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前夕，也曾指示他的下属去制造谎言：“我要为发动战争提出一个宣传上的理由，至于是否合乎情理，那无关紧要。对于胜利者，事后人们是不会追问他以前说的话是真是假。”[9]
希特勒和戈培尔认为，在迎合民众心理的宣传中，不能依靠理智，只能诉诸情感煽动。希特勒指出：宣传“主要侧重在感情方面，只能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才考虑理智……对宣传来说，科学的累赘越少，注意力越是集中在民众的感情方面，宣传的成绩就越大”[10]。诉诸情感既是针对民众，也要求宣传者本身有“激情”，“只有那些有激情的人才能唤起别人的激情”。戈培尔强调：“宣传的目的不是培养崇高的精神……宣传绝不应该是正正当当、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宣传的使命在于保证胜利……”[11]在煽动情感的宣传中，纳粹党往往使用最具刺激性的词语，同时配合种种在视听感觉上的轰轰烈烈形象，如林立的旗帜、巨大的党徽、统一的制服、如潮的人流、庞大的广场集会和夜间火炬游行等，制造狂热的群体效应。
希特勒强调，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是理性号召的结果，而是鼓动民众热忱和歇斯底里的产物。狂热是唯一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巨大力量，“因为这些群众对迷人的力量往往会作出呼应，而这种迷人的力量来源于对思想的绝对信仰，是与为这种思想进行战斗和保卫这种思想的百折不挠的热情分不开的”[12]。在希特勒看来，“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表现在感情领域，他们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都扎根在这个领域……”[13]
要使情感煽动取得成功，必须了解宣传对象的心理。戈培尔告诫他的部下：“宣传家必须理解群众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活动，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概括上。”[14]他要求纳粹宣传必须注意到不同对象的心理差异，了解处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宣传对象内心隐藏的情感、不满、痛苦和向往等，使宣传产生出打动人心的力量。
情感煽动的另一个手段是制造敌人。希特勒在回答党徒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1887—1982）关于是否要把犹太人杀绝的问题时曾经表示：“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15]纳粹宣传中的敌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资本家，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共济会会员和天主教士，而最主要的是犹太人，德国的一切灾祸和困难，都被说成是他们的罪过。
第三，纳粹宣传强调要简明和反复。
在纳粹头目的眼里，人民群众“接受能力非常有限，理解力低劣；另一方面，他们健忘”[16]。因此，希特勒和戈培尔提出宣传内容要做到简明和多次重复。他们强调，宣传内容应当永远都只有一正一反，爱或者恨，对或者错，真或者假，决没有一半对一半错。希特勒反对全面考察问题和深刻分析的宣传，主张“一切有效的宣传就必须只限于少数的必要方面”[17]。戈培尔也主张：“宣传必须简单和反复。从长远看，谁能将问题压缩到最简单的程度，并有勇气不断重复它们，而不顾知识分子的反对，谁就能在影响舆情中获胜。”[18]
纳粹头目认为民众健忘，自然就强调不断强化宣传内容。希特勒说，不论商业性还是政治性广告，要获得成功，必须做到持久和反复。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宣传当局以不倦的坚韧精神，反复宣传几个观点，起先德国民众对之十分厌恶，后来慢慢地由不满转为相信，以致后来促发了德国1918年革命。戈培尔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19]这实际上是在宣扬“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