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的抵抗活动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对魏玛政府采取“容忍政策”，希特勒执政后又火烛小心，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但最后还是避免不了遭取缔的噩运。不少基层组织和党员对党的领导层不满。同时，该党为了向希特勒政权表示“清白”，曾于1933年3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又受到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幸好执委会在政治流亡问题上早有准备，党遭取缔后，执委会大多数成员陆续流亡国外，11天后，即1933年7月2日，以奥托·韦尔斯（Otto Welles，1892—1939）和汉斯·福格尔（Hans Vogel，1881—1945）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行委员会即在布拉格成立。韦尔斯宣布该执委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唯一合法的执行委员会。[21]
面临新的形势，流亡执委会决定制订新的纲领，对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及时作出新的回答。1933年底，一个反映该党左派观点的草案问世。草案首先就社会民主党领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策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夺得政治民主之后，没有从根本上变革经济结构和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企图通过改善工人状况、实行工人政策、提高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影响，把资本主义制度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尝试已被撞得粉碎”。草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重工业和银行转变为人民所有制，并且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每一个反对人民意志的人都将被剥夺，从而失去公民权利”。草案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中间阶层的暴乱，而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上台，首先是因为法西斯领袖成功地把大资本的代表、旧贵族集团拉到自己一边，“为了消灭民主及其缔造者——无产者有组织的力量，集合了所有的反动运动”。草案还初步承认实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统一的必要性，认为“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要求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力量”，要把所有坚持“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政党的代表”联合起来。[22]
流亡执委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意该草案的内容，他们委托流亡巴黎的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对草案作大幅度修改。希法亭重新起草了一个草案，于1934年1月10日寄到布拉格，该草案几乎毫无修改就被执委会接受。文件以《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与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为标题，于1934年1月28日同时在《新前进报》和《社会行动报》上发表，此即德国社会民主党1934年《布拉格宣言》（Prague Declaration）。该宣言首先明确声明，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性质和任务，要“以自由的权利代替被奴役的地位，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无法制的统治”。接着，宣言分别阐述了七个问题。在第一部分“革命斗争的条件”中，宣言强调“在反对纳粹专政的斗争中，没有妥协、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位置。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取决于夺取以及巩固国家政权的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这个策略要求用一切服务于这个目标的手段去推翻专制”。由于纳粹的恐怖统治使德国国内的非法活动处于分散状态，因而要求各地的地下小组加强联合，克服本身的分散性，努力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在第二部分“群众运动的目标”和第三部分“政权的行使”中，宣言认为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以后，“将建立一个由工人革命群众政党支撑和监督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府，其首要任务是：为取得胜利的革命捍卫国家政权；铲除任何可能反抗的根源；将国家机器变成人民群众的统治工具”。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革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措施。在第四部分“经济革命”和第五部分“社会革命”中，宣言宣布工人阶级将在新的自由国家里运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进行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因为重工业、银行和大地产的社会化只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在第六部分“裁军和战争危险”中，宣言指出法西斯专政“不仅对德国来说是耻辱和危险，而且意味着对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和文明的暴力威胁”，但是，“希望通过战争来推翻专制制度，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制止战争。因此，他们坚决谴责对希特勒德国的任何军事上的妥协，警告全世界的工人政党不要低估德国民族主义的危险。……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一文钱，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也一定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口号”。宣言特别强调：“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来自外部的、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德国专制制度的崩溃来肢解德国的任何企图。他们不承认导致德国分裂和意味着阻碍德国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和平。”在第七部分“革命社会主义的统一”中，宣言称“在这场斗争中，社会民主党力求同一切反法西斯阶层结成战线。它将呼吁被纳粹承诺欺骗的农民、小工商业者、商人，在现政权下承受难以想象的压迫和侮辱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共同斗争。……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党人，无论是无数分裂组织的支持者还是专政的敌人，都将会在斗争中由于斗争条件而成为同样的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该宣言同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和1925年《海德堡纲领》相比，在一系列基本原则问题的表述上，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此后该党流亡执委会不仅在行动上背弃了该宣言，而且在对未来德国社会制度的设想方面也逐渐后退，公开声明要用英国式的民主制度来代替希特勒专政。
流亡执委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从事反纳粹抵抗活动。因为该党在希特勒政府正式动手前已经成功地将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提供了诸多帮助，因而布拉格执委会拥有经费，很快在国外建立起了自己的印刷厂。[23]它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宣传，反映德国工人阶级的呼声，向世界披露德国真相，为国内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筹措经费，提供宣传品。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它在出版报刊、印制宣传品的同时，在德国邻国境内组建了边境秘书处网。
在欧战爆发以前，流亡执委会先后在布拉格、巴黎和卡尔斯巴德（Karlsbad）等地出版了《新前进报》、《社会主义行动报》、《社会主义杂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德国报告》（1937年起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报告》）、《消息报》等五种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前进报》，自1933年6月18日创刊起，每周出版一期，1936年的平均印数是4300份。此外，流亡执委会还根据形势需要，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品和传单。如在1934年8月19日公民投票前，印制了《告德国人民书》《致天主教徒》《希特勒——欧洲的头号公敌》等传单。1936年柏林奥运会前印制了《我们呼唤世界青年！》传单，并在奥运会举行期间散发。
边境秘书处网建立在德国的七个邻国中，由16个处所组成，其中捷克斯洛伐克6个，波兰、比利时、法国和瑞士各有2个，丹麦和卢森堡各1个。这些处所根据自己的不同地理位置，互相间有所分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网络比较密集，因为当地政府能够容忍抵抗活动，而且与德国的巴伐利亚、图林根、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等许多地区接壤，从这些地区出发，可以到达工人人口稠密的中部地区和上西里西亚工业区。边境秘书处是流亡执委会与国内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和党员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它们负有双重任务：将流亡执委会的文件、报刊、宣传材料等印刷品通过秘密渠道转送到国内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和党员手中，由它们在群众中散发；收集来自国内的各种情报，汇总到流亡执委会。流亡执委会根据汇总的情报评估自己的政治措施，采取相应的对策，并根据形势需要将这些情报在内部传达或公诸于世。在网络构建初期，边境秘书处依靠国内的社会民主党员从事国内的工作，但经过1935—1936年的大搜捕，国内工作人员遭到摧折性打击，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只得亲自动手。他们打扮成商人，带着经过伪装的宣传材料，越过边境进行散发。据统计，1935年初，《社会主义行动报》每期约在德国散发500—1500份，约有6000—12000名读者。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流亡执委会一直拒绝与德国共产党联合。虽然《布拉格宣言》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但文件并没有提出具体设想，流亡执委会也没有实际行动，客观上背弃了宣言精神。在1935年企业信托人委员会选举前，德共中央于2月11日向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建议两党党员共同提出候选人，并就选举口号和策略商讨共同协议。但流亡执委会决定不参加选举。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和德共举行布鲁塞尔会议后，德国共产党再次呼吁组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1935年11月23日，两党代表在布拉格举行谈判。在谈判中，流亡执委会的代表虽然承认在德国各阶层人民中间，尤其在工人阶级中间，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是形成推翻希特勒专政的共同意志，但仍然拒绝对方提出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随后，德共代表准备签署一项停止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协议，也遭到拒绝。其理由是，德共对社会民主党长达17年之久的攻击使自己失去了任何信誉，国内抵抗战士反对两党达成协议，共同行动“将会给德国当权者提供一个求之不得的良机，让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幽灵重新复活，认为社会民主党已经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甚至将那些现在准备加入一个旗帜鲜明的社会民主党的人驱向右翼”。流亡执委会不仅自己拒绝合作，而且还反对其他机构和党员个人同共产党合作。1936年1月24日，它在致全体边境秘书处的通告信中，指示它们不准与共产党进行合作，设法让社会民主党人退出那些有共产党人在其中活动的组织。对于拥护统一战线的个人和组织，它拒绝给予任何财政支持。1939年1月德共举行伯尔尼会议后，德共中央委员会又提出统一战线的建议，再次遭到流亡执委会拒绝。
1938年5—6月，随着捷克危机不断升温，德国社会民主党设在布拉格的流亡执委会被迫迁往巴黎。1939年春，流亡执委会开始讨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所应采取的立场，在欧战爆发前夕终于达成共识。1939年8月13日，《新前进报》发表文章称：“除了希特勒自己，并没有别人强迫德国进行战争。不是别人威胁了德国人民，而是希特勒正在威胁其他民族。……因此，面临的战争就不是德国人民为了自卫而进行的斗争，而是被迫为了希特勒的疯狂掠夺、毁灭性的目标作战。……在希特勒和德国人民之间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共同之处”，因此，“推翻希特勒就意味着德国人民的解放与和平，自卫的责任要求德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与希特勒的命运区别开来，在战争中，首先要把希特勒当作自己的敌人”。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的当天，流亡执委会发表关于战争的声明，明确表示：“希特勒与新的德意志军国主义是一个东西，这个军国主义的失败与最终消灭是实现和平与欧洲复兴的前提条件。……我们为了德意志民族，为了保障欧洲自由、和平与民主的伟大目标而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呼吁德意志人民：为了你们的自由起来斗争！推翻希特勒！打倒这个制度、结束战争、保卫千百万人免遭死亡、拯救人民！”
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员则积极行动起来，组成战斗小组，通过印制和散发传单从事反抗斗争。随着纳粹当局的镇压措施越来越严厉，不少战斗小组同共产党人合作，并肩作战。如柏林地区一个由60多人组成的战斗团体，在1939年9月9日深夜，就散发了几百份自己印制的题为《我向世界青年呼吁》的传单，揭露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战争目标，号召青年们起来坚决地同法西斯政府展开斗争。有些社会民主党员设法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并在工友中传播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各个阶层和集团的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社会民主党员努力与它们联络，互相配合，包括参与了1944年“七二〇事件”。
然而，随着欧战的爆发，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法国对德宣战后，法国政府为德国和奥地利的流亡者设立了拘留营，多数“政治上没有嫌疑”的人很快被释放，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积极的反法西斯活动家则作为有“嫌疑”的人被长期拘留。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德国流亡者处于极端危险之中，9月9日，流亡执委会决定从巴黎转移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同年11月初，流亡执委会宣告解散，其成员各奔东西，分别去了英国、美国和瑞典。以后，旅居伦敦的社会民主党流亡者活跃起来，试图重建流亡执委会，但他们的领导资格未能得到公认，同国内的反抗力量也未建立起联系。
在斗争的困难时期，不少社会民主党人努力作理论上的反思与展望。1938年进入巴黎流亡执委会的库特·盖尔（Kurt Geyer，1891—1967），力图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向右推。他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提出“不要相信什么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历史有朝一日会实现我们的愿望，也不要相信从这个被崇奉的规律中推导出来的工人使命作用。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引导我们前进”。他反对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社会，称无论哪一个国家或经济组织，如果不是生活在人民的心目中和意志里，就不会保障自由。因此他认为：“对党的历史作用的这种理解，要求对党的性质作出比正统马克思派所规定的更加广泛的定义。要更灵活、更生动、更有生机、更注重精神，而少弄一些僵死的、教条主义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党内，才会有思想运动的地位，无论是正统派还是自由派，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在党内有一席之地。”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称为“世界观多元论”或“入党动机多元论”，当时是该理论的第一次朦胧表述。而流亡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则提出了“法治国家”的思想，强调战后德国很难再进行革命，应当建立一个保障各种意见自由的法治国家，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实践者就是德国的工人运动。流亡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强调要建立一个“社会民主”的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要苏维埃制度，应实行议会制。社会主义政党的组成者不应当限于工人阶级，同时应该包括中间阶层，而工人的统一应当是自下而上的统一，首先从企业开始，建立统一的工会，通过生产委员保障工人参加企业管理。
1942年10月14日，流亡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出面，以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同盟为载体，围绕如何建立一个排除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统一政党问题展开辩论。同年12月6日，埃里希·奥伦豪尔（Erich Ollenhauer，1901—1963）做了一个报告，试图为与会的各个小组提出一个共同的原则纲领和实践政治计划。该报告后来被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也是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序曲。报告除了包含上文述及的思想，还关注到20年来西方民主国家在“社会民主”方面的进步和新的发展趋势，认为导致这种演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有计划地对社会生活施加了影响。
然而，就在这段时期内，直接面临法西斯暴行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却提出了较为左倾的思想。当1945年4月13日美军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政治犯们公布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民主社会主义者宣言》（简称《布痕瓦尔德宣言》）。原来在1943年夏季，囚禁在该营的各国政治犯秘密建立了国际集中营委员会。在这个国际性的战斗团体中，850名囚犯组成178个秘密小组，接受军事训练，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少数理论家则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并起草宣言。该宣言描绘了对未来德国政治制度的设想，强调必须毫不迟疑地消灭一切法西斯统治工具，建立“新型民主”。这种“新型民主”不依赖于空洞的徒具形式的议会制，而要使广大城乡群众能够有机会参与政治和管理。宣言提出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召开全德代表大会，再由代表大会任命政府，选举人民代议机构。宣言强调管理机关应当是简朴而节俭的，用人民的公仆代替特权官吏。宣言在社会方面提出立即恢复八小时工作日和集体协议制度，工会应独立于国家，并着手建立和巩固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自主管理，以便使他们对“整个社会化的进程”发生影响。在经济方面，宣言强调“只能按社会主义原则重建德国”。宣言还特别注意到精神复兴问题，指出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建立新的教育和培养制度。从上述观点出发，宣言号召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强调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只能在原则基础上，需要辩论自由和保证执行所通过决议的纪律。宣言在要求“必须完成世界无产阶级统一”的时候，提出要建立“包括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国际政治和工会组织。
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还有一些原先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者组织，它们由于摆脱了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干预，又及时转入地下，做好了进行非法斗争的准备，所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队伍中反法西斯运动的中流砥柱。“新开端”是一个按照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密谋组织，主要由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组成。希特勒上台前，它就做好了从事非法斗争的准备。纳粹上台后，它不仅以柏林为基地同其他城市的类似组织保持联系，而且还同社会民主党内其他抵抗组织和政治流亡者建立了联系。1933年春，该组织约有100名积极可靠的成员。1934—1935年，该组织同布拉格流亡执委会的边境秘书处保持联系，各地成员经常聚会，学习文件，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为设在布拉格的“新开端”国外局收集关于形势和德国民众情绪方面的情报。1935年夏天，组织的领导人围绕继续从事非法斗争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发生意见分歧，部分领导人退出，严重削弱了组织的力量。但余下的成员继续活动，不仅与国外局保持联系，而且还同柏林的德国人民阵线继续往来。它们共同印制了一批宣传材料。然而，“新开端”组织虽然认为自己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新领袖，但它的反苏反共和亲西方倾向十分明显。它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并认为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的本质是一样的，要求解散共产国际。1938年夏，柏林组织被盖世太保破获。西里西亚、巴伐利亚地区中的一些城市和斯图加特等地的组织继续存在，但它们很少进行反法西斯宣传活动和其他抵抗活动，只是注意形势的发展，准备迎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1931年建立的，主要在柏林、汉诺威、东萨克森和德国南部等地区从事反法西斯宣传活动，帮助受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逃跑，为其家属募捐。早在1933年和1934年，该党的部分组织就遭到盖世太保的破坏，不少人被捕。为了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实行合作，该党干部曾到布拉格，同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成员协商，并同德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取得联系。1936年，布雷斯劳、德累斯顿、汉诺威、法兰克福和纽伦堡等地的组织被盖世太保破获，但曼海姆的组织一直活动到1938年春。它不仅与南部地区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建立联系，还同共产党人合作，其主要活动是散发从国外得到的反法西斯宣传材料，为被捕者的家属募捐，并为设在巴黎的该党国外领导处搜集情报。
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系1925年由国际青年同盟改名而来，约有300名成员，其中主要是职员、教师和知识分子，也有少量工人。纳粹上台后，该组织在国内组建了很多战斗小组，柏林小组有20—25名成员，大多是年轻人，其他小组在不来梅、汉堡、科隆、马格德堡等地活动，个别小组还同共产党人合作。它们开始时只是散发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秘密运入德国的宣传材料，不久以后就开始自己印制传单。其传单的特征是在文章末尾印有一个悬挂在绞刑架上的纳粹党卐字徽。1935年夏天和秋天，很多战斗小组被破获，成员被遭逮捕。但未被破获的小组继续编写和印制传单，谴责纳粹的战争政策，揭露战争危险，为支持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募捐，并与德国共产党交换反法西斯宣传材料。在西部地区，该组织还与进行反法西斯活动的铁路工人工会会员建立了联系。1936—1938年，该组织在奥格斯堡、柏林、不来梅、法兰克福、汉堡、汉诺威和科隆的小组全部遭当局破获，其抵抗活动就此结束。
“红色突击队”是青年社会民主党人组建的抵抗组织，1933—1935年在柏林地区活动。该组织的目标是组织一批将来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精英分子，1935年5月在报纸上公开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为真正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我们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其下属组织一般由3—10人组成，分布在柏林各个地方。它还拥有自己的报纸《红色突击队报》，1933年11月印数为4000—5000份。该组织虽然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社会民主党，但曾于1933年秋天同流亡执委会联络，还与比勒菲尔德、德累斯顿、哈勒、汉堡、莱比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建立联系。它还试图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托洛茨基派取得一致意见，并在1935年2至3月间的一份备忘录中将经过军人专政达到魏玛式的联合作为奋斗目标。在1935年的大搜捕中，该组织被盖世太保摧毁。
“社会主义阵线”组织拥有3000名骨干成员，主要在汉诺威地区活动。该组织早在希特勒执政以前就已经转入地下，做好了开展抵抗斗争的准备。该组织认为，“希特勒专政的垮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希特勒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不能通过部分工人暴动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它带给我们的不是能够在其基础上生长法西斯毒草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阶级的统治”。因此，该组织的任务是“在被压迫的时期里聚集德国工人阶级”，因为将来号召工人阶级进行最后斗争的既不是社会民主党，也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而是这些党里的精英分子，所以组织自身要为“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胜利运动创造条件”。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散发和邮寄自己的报纸和传单，开展宣传工作，吸收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加入组织。1936年，大批成员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翌年，200多名被捕者被处以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