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之夜”
1936年8月柏林将举办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纳粹当局担心公开的反犹行为会导致其他国家采取抵制奥运会的行动，削弱其“造势”运动的效果，遂在表面上降低了反犹的调门。尤其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商店、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悄悄地取下了“犹太人恕不招待”（Juden unerwünscht）
的牌子。以至于1936—1937年这两年，成了反犹行为中“平静的年份”。然而在相对平静的外表下，反犹暗流仍在涌动。1936年10月9日，当局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公务员到犹太医生、药剂师、医院和护理站接受治疗或咨询，违者将被取消所享有的一切福利待遇，亦不承认他们所持有的犹太医生开具的疾病证明。[21]与此同时，各地侵扰犹太人商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伴随着纳粹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展开，党卫队的地位不断上升，它在处理犹太人问题上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相比于冲锋队和党内反犹狂徒施特赖歇尔之流，党卫队在处理犹太人问题上更加理性和有条理，但是一旦确定了行动的基本原则后，执行起来也更加冷酷。1934年5—6月，党卫队保安处曾提出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形势报告》，该文件在分析犹太人问题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大规模驱赶性移居的建议。它认为，犹太人内部存在着复国主义派和同化论派，当局应该把两者区分开来，支持前者，围剿后者。1935年5月15日，海德里希在综合内部意见的基础上，在党卫队机关报《黑色军团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称：“我们必须根据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把他们分成两类：以公开的犹太人身份活动者；隐藏自己的身份，但实际上成为国际犹太人阴谋集团的代理人者。在德犹太人也已经沦落为两个集团：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同化论者。前者坚持自己的种族身份，通过移居巴勒斯坦以组建自己的犹太国家。后者则拒绝承认自己的种族身份，声称忠诚于德国，或通过受洗成了基督徒，以便推翻民族社会主义的原则。”由此，海德里希认为党卫队应该支持前者，鼓励更多的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并且为所有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建立详细档案。[22] 1936年秋，党卫队保安处在内部设立了一个名为“II - 112”的犹太事务特别处，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任处长。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37年12月7日，该处提出自己的工作目标是“将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所有工作都集中到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手中”。11天后，即12月18日，它又提出“民族社会主义犹太政策”
的工作目标：（1）在公众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经济领域）内缩减犹太人的影响； （2）鼓励犹太人向外移居。然而，在鼓励犹太人向外移居问题上，德国也遇到了一些障碍。统治集团中诸如沙赫特等保守派人士，既顾及国外的反应，希望维护德国的国际形象，更考虑经济的平稳运行，担心大规模驱犹会冲击原有的经济平衡。领导“全国移居办公室”的内政部，也希望按照固有的行政规则办事，即放慢移居的速度。从境外来说，由于德国限制犹太人携带资金出国，不少国家对这种移民毫无兴趣。同时，随着德国反犹政策的升级，东欧不少国家也加紧驱犹。巴勒斯坦从1922年起属于英国的“委任统治地”，但随着犹太移民增多，当地阿拉伯人的抵制日益增强，并于1937年秋发动一场规模较大的反抗活动，英国顾及阿拉伯人的反应，进一步限制犹太人移入的规模。另外，由于当地现代化水平较低，行政管理机构希望更多地移入年轻人和熟练工人，而德国犹太人中以专业人士、商人和年长者居多。在1938年7月6—14日举行于法国的讨论犹太难民的国际会议上，美国代表表示国内民众反对把犹太移民“倾倒”在美国海岸上，英国首相张伯伦则力主将巴勒斯坦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以免英方因拒绝接受更多犹太难民而陷入尴尬的境地。[23]
新一轮反犹浪潮的推动力来自希特勒。他尽管有时也支持沙赫特出于经济考虑提出的建议，但更倾向于制定一项严厉的犹太人政策。1937年4月，他在一次纳粹党地区领袖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要使我们全体都水晶般纯净”（kristallklar für uns alle）的犹太政策目标。然而在实施手法上，他又强调要重视策略性：“即使在一场与敌手的生死搏斗中，我的应对之道也不是直接作出试探性的挑战。我不会说，‘来吧，打吧，我需要一场战斗’。相反，我会大声对他说，越来越大声：‘我要消灭你’。随后我使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他逼到无力反抗的死角里，再发出致命的一击。”[24]希特勒在讲话中指出了反犹行动的最终目标，但没有明确提出其实施路径，这为统治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各行其是提供了条件。在同年9月举行的纽伦堡党代会上，他在公开演讲中发出了自1935年以来对犹太人的首次攻击。次月，所有的犹太护照都被政府收回，重新颁发印有“J”字母的新护照，而且仅适应于向外移居之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犹太企业主不断受到压力，要他们“自愿地”将企业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转让给雅利安企业主，以加快经济“雅利安化”的进程。戈林则利用自己的权力积极配合。1937年12月15日，他颁布政令，缩减犹太企业的外汇和原料配额。翌年3月1日，他又颁布一项政令，规定禁止向犹太企业分配公共订单。随着“德奥合并”的实现，反犹行动也进一步升级。1938年4月26日，在戈林推动下，当局颁布《犹太人财产登记条例》（Meldepflicht für jüdische Vermögen），规定所有犹太人必须在六周内向居住地的最高行政当局申报和登记自己在国内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例外者仅为全部财产在5000马克以下者（即那些不拥有任何奢侈品的普通居民），如果以后财产情况发生变化，须重新申报。条例还规定，如果犹太人企图藏匿财产，将会受到刑法制裁，即没收财产，当事人被判处10年以下徒刑。申报举措的实际目的，戈林在两天后举行的部务会议上作了解释，即把犹太人的财产转变为国家所有，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的经济生活，解决犹太人问题。[25]但为了掩人耳目，会议决定在实施过程中要体现等价交换的原则，即通过强制手段将犹太人的财产兑换成国家债券，而且要“目的明确地当面发给”（1941年，政府宣布这些债券无效，因而无偿地剥夺了犹太人的财产）。据官方声称的申报结果，在1938年夏，“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拥有价值为80亿马克的财产”。[26]
1938年夏天又掀起了一股由政府发动的反犹活动浪潮。6月9日，慕尼黑主要的犹太会堂由希特勒下令拆毁。随后在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各地，大肆逮捕所谓“被证明有罪”的犹太人，将数千人送进集中营，仅15日那天就逮捕1500人。6月14日，当局颁布《关于德国公民权法的第四个补充法令》，规定从当年9月30日起，禁止犹太医生为雅利安病人看病。同样的禁令很快扩展到犹太律师、牙医和兽医。6月20日，规定犹太人必须离开交易所。7月6日，当局再次颁布相关政令，既取消了上述关于5000马克财产的限定，据此全部犹太人都必须申报和登记财产，又规定犹太人不得从事特种商业活动，如有关财产和个人事务的咨询业务、地产交易、不动产中介业务、房屋贷款业务、商业性婚介业务、导游业务等。据此，不少遭到清理的犹太职员再次失去生计，如在旅行推销员队伍中，即有3万犹太人失去了工作。敲砸犹太人零售商店玻璃橱窗、抢劫商店货物的事件也在各地出现。7月17日，一项由元首代表办公室成员竭力推荐的法令正式颁布，规定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具有外国国籍者除外）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识别名，男性为“以色列”（Israel），女性为“莎拉”（Sarah）。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一场无形的竞赛，要使本地区尽早获得“无犹地区”的荣誉称号。7月25日，戈林由于需要大量的外汇用于进口支出，遂紧急下令，要求各地在犹太人财产申报过程中，“以最快的速度”查阅有关财产中的外国有价证券部分，并要求拥有这些证券的犹太人在“一周以内”将这些证券“呈交中央银行并按照要求出售”，兑付给证券主人的，也是纸面上的国家公债。
汹涌的反犹狂潮终于催生出“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事件[27]。1938年11月7日，一位名叫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ünspan，1911—1940）的17岁波兰犹太青年，为报复纳粹当局对其双亲和其他犹太人的迫害，前往巴黎的德国驻法使馆，打算刺杀德国大使。其父母原籍波兰，1914年移居德国的汉诺威，成了无国籍犹太人。在德国的反犹浪潮中，盖世太保围捕了包括其父母在内的1.7万名来自波兰的无国籍犹太人，用闷罐子车皮把他们运送到波兰边境上，意欲让他们回到波兰。然而波兰政府也在驱赶犹太人，于是这些人就被暂时安置在“无人岛”集中营里，处境十分悲惨，此事促进了格林斯潘的复仇愿望。不料，代表德国大使馆出来接见格林斯潘的，是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n Rath，1901—1938），此人反对纳粹政权，厌恶排犹暴行，已经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但不知内情的格林斯潘把枪口对准他连开五枪。拉特受重伤，两天后不治身亡。11月9日，正是纳粹领袖们群集慕尼黑，庆祝啤酒馆暴动周年纪念的日子。在慕尼黑市政厅礼堂举行的晚餐会上，传来了拉特死亡的消息。当时戈培尔正坐在希特勒身边，但由于其夫人向希特勒告发其与捷克女演员琳达·芭罗娃（Lida Baarova，1914—2000）之间的风流韵事而遭到希特勒的责备。他急于以高涨的工作热情来获取希特勒的欢心，所以，当希特勒与他商议应对之策时，他便建议在全国掀起“自发的”反犹浪潮，但纳粹党组织要巧妙地躲在幕后。希特勒同意该建议，并很快离开会场。希特勒离开后，戈培尔告诉与会者，在库尔海森（Kurhessen）和马格德堡-安哈尔特（Magdeburg Anhalt）地区，已经爆发了反犹的示威游行，其中不少犹太商店被捣毁，犹太会堂被焚烧。
很快，戈培尔属下的各个办公室向各地相关机构发出口头指令，与会者也通过各种途径发出类似指令。来自上峰的指令与来自下层的仇犹暴力冲动相结合，在全国爆发了所谓“水晶之夜”的打砸抢暴行。据估计，整个事件中，有276座犹太会堂被夷为平地，超过7500家商店遭到抢劫和破坏，91名犹太人被杀，另有一些犹太人在绝望中自杀，超过2万名犹太人遭逮捕，被送进集中营。被打碎的犹太商店玻璃橱窗布满了街道，发出碎玻璃的闪亮。
由于事件具有突发性，纳粹统治集团内部对戈培尔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希姆莱感到大量逮捕犹太人需要党卫队参与，担忧此举会影响原有的工作计划。负责经济事务的戈林对事态的发展更不满意，因为不少被毁建筑已经投过保，保险公司将为此支付大量赔款。尤其是被大量毁坏的玻璃，需要动用宝贵的外汇向国外购买。估计全国各地在事件中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500万马克。另外，国外不少人士反应强烈，有些地方开始抵制德国商品，将影响到德国的外贸出口。然而希特勒仍然倾向于戈培尔的做法，希望借此机会强化反犹政策，尽快把犹太人彻底排除出德国的经济生活。戈林很快转变态度，于11月10日下午与希特勒及戈培尔一起商议有关赔偿事务的细节。三人最后确定，处理此事件的总原则是牺牲犹太人的利益，摆脱德国财政的不利状况。
11月12日，戈林在其掌控的航空部内召集讨论“犹太问题”的会议，共有12人出席，其中包括戈培尔、经济部长冯克、财政部长克罗西克、保安警察总监海德里希、治安警察总监达吕格，还有外交部和保险公司的代表。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涉及话题较为广泛。会议主题自然是“水晶之夜”的善后事宜。戈林不时表露出对戈培尔的不满，如在谈到那晚的损失时，就情不自禁地高叫：“不能再这样干了！照这样干的话，我们受不了。不行！”他还冲着海德里希说：“我宁愿你杀掉200个犹太人也不要毁掉那么多值钱的东西！”然而，作为会议的召集人，他为之定下的调子是“这一切首先应当由犹太人负责赔偿”，因为所有遭受的损失，都是由于犹太人的存在造成的。戈培尔提出，犹太会堂的废墟应该由犹太人自己去清理，腾出来的地方改作停车场。保险公司的代表则坚持，他们必须根据原先的合约支付保险金，如果他们对犹太人不守信用的话，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对德国保险业的信任就会丧失殆尽，但他同时又表示，如果小保险公司支付了规定的钱款后，就必然会破产。他说，仅仅砸破的门窗玻璃一项就值500万马克，而且大部分替换的玻璃要用外汇到国外去购买。戈林当即表示：“犹太人可以从保险公司得到保险金，不过这笔保险金将予以没收。保险公司由于不必负担全部的损失，因此还可以落得一点赚头。[28]希尔加德先生，你该觉得自己的运气还不错！”当外交部长的代表提出，对犹太人采取下一步行动时要考虑到美国舆论的反应时，戈林竟然大骂“那个流氓的国家！……土匪的国家！”会议最后决定，德国犹太人应当捐献出10亿马克，[29]“以此作为对他们各种可恶的罪行的惩罚”，即“赎罪费”（Sühneleistung）。在讨论经济“雅利安化”问题时，戈林表示，此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迫使犹太人把财产转交给政府，把他们逐出经济领域。犹太财产的移交过程中由政府信托公司实施仲裁，由它们决定犹太人应得的赔偿金额，当然这个金额要尽可能压低，而政府信托公司将以真实的价格把这些企业出售给雅利安新业主。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要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中清除出去，把犹太人的全部企业和产业，包括珍宝和艺术品在内，转交给雅利安人。对犹太人则以证券的形式给予若干补偿，犹太人可以动用这种证券的利息，但是不得动用本金。在会议讨论进一步限制犹太人的社会活动范围时，戈培尔提出要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剧院、电影院、马戏表演场、学校、休养地、海滩和公园，甚至连德国的森林也不许去。经过短时间沉思后，他又补充说，想把犹太人清除出“所有他们置身其中就会具有挑衅意味的公共空间”，如有德意志人的卧铺车厢。他表示，如果实在没有地方可呆，那就让犹太人站在过道里。这时，戈林插话进来，引发了一段颇具纳粹头目特点的对话。
戈林：在那种情况下，很明显将要为他们提供单独的空间。
戈培尔：如果火车非常拥挤的话就不必！
戈林：等一下。可以只安排一节犹太车厢，如果客满了，其他犹太人就得呆在家里。
戈培尔：试想，假如没有这么多的犹太人乘坐到慕尼黑的直达车，假如这列火车上只有两个犹太人，而其他车厢却非常拥挤，这两个犹太人就会享受一整节的车厢。因此，只有当所有德意志人都有座位时，才可以考虑犹太人。
戈林：我会给犹太人安排一节车厢或一个隔间。如果出现你所提及的情况，火车非常拥挤，相信我，我们不需要法律。我们将把他踢出去，他将全程孤单地呆在厕所间里！
戈培尔：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不相信能办到这一点。还是需要有法律。而且，必须有法律禁止犹太人进入德意志人的海滩和度假胜地……犹太人不能坐在德意志人的公园里。[30]
当谈到禁止犹太人进入森林时，戈林回答说：“我们应当给犹太人一部分树林，好让不少长得特别像犹太人的野兽——麋鹿就有着犹太人那样的鹰钩鼻——也到那里去定居。”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海德里希提出：“即使把犹太人清除出经济生活，主要的问题还会存在，那就是把犹太人撵出德国的问题。”与会者围绕着究竟是把犹太人驱逐出境还是把他们封锁在犹太隔离区内实施强迫劳动问题展开讨论。戈林主张建立隔离区。财政部长克罗西克表示：“我想，犹太隔离区的景象不是看了很舒服的。这个建议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愉快的建议。”他提议应该尽一切力量把犹太人撵到国外去。代表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海德里希不希望抽出警力进入隔离区，所以强烈反对组建隔离区，他表示，“让整个社会注视犹太人的一举一动从而控制他们”，要比让盖世太保各机构控制一个数千人的大犹太居住区好得多。他进而建议，要让犹太人穿上统一的制服，至少要佩戴统一的标志，以便其他人一眼就能识别他们。最后，会议决定组建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该问题，同时决定在内政部里设立一个由海德里希掌控的“犹太人向外移居全国中心”，其任务是“动用一切手段让犹太人离开德国，快速而无摩擦地办理并监督这种向外移居工作”。
会议结束后，排斥犹太人的举措接二连三地推出。就在会议结束的当天，11月12日，戈林同时发布了数个法令。《街景修复法》声称，“水晶之夜”事件是由国际犹太集团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攻击引起的，因此修复工作所需的资金由犹太企业和房产的所有者承担；为了国家的利益，犹太人对德意志民族的赔偿要求将遭拒绝。第二项法令则规定，犹太人必须向国家支付10亿马克的捐款作为强制赎罪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笔款项被分摊到资产超过5000马克的个人，按其申报数20%的数额上缴。1939年10月，征收比例提高到25%，征收总额也相应提高到约11.27亿马克。当时，德国的财政赤字达到20亿马克，此举使赤字数减少了一半。不少犹太人为此被迫出售房屋和证券，但当他们准备出售在资产雅利安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国家公债时，当局害怕国库空虚现象加剧，加以禁止。第三项法令为《犹太人剩余企业的强制雅利安化》（Zwangsarisierung der letzten jüdischen Betriebe），其中规定：从1939年1月1日起，禁止犹太人经营零售商店和邮购商店，禁止他们开设艺术公司或工匠坊；不许他们向集贸市场、市集和展览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犹太人如违规开设商店，将由警察予以取缔；犹太人不得成为高级职员，不得参加合作社。[31]在1939年1月1日期限到达前，当局又于1938年12月23日颁布一个法令，宣布以企业、地产和其他价值形式（珠宝、艺术品等）出现的所有犹太经济财产，都可归国家任意使用，并规定，任何犹太财产的出售都必须经由政府信托公司办理。[32]
经济“雅利安化”的进展速度很快。1938年4月，全国还有39532家犹太企业在开业，到1939年4月1日，已经有14803家遭到清除，5976家遭“非犹太化”，4136家处于“非犹太化”的进程中，7127家正在被调查。[33]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前后，犹太企业几乎全部被消灭。犹太人的银行存款被冻结，每个户头每月只能支取250马克。到1941年3月，这类户头所剩下的数亿马克全部充公。犹太人所拥有的金银珠宝和艺术品，被强行收购拍卖。为此，财政部成立了一个中心，专门负责珠宝等有价物资的收购与变现。1939年1月20日，各个城市的典当行被政府指定为犹太金银物品的专用拍卖场所，并以下列价格支付给犹太人：1克纯金支付2.8马克； 1克白银支付2—3芬尼；宝石和珍珠，按通常抵押价格的60%支付，不允许犹太人以任何借口抬高售价。从1939年1月20日至3月31日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政府仅花费大约9.2亿马克，就将犹太人手中所有的珍贵物品一扫而空。[34]珠宝被压价变现后，扣除10%作为交易成本，犹太主人只能得到另外的10%，并存在官方账户中。[35]
经济以外的排斥措施也相继推出。自1938年11月14日起，犹太儿童不得进入公立学校求学。11月28日，希姆莱根据会议讨论的内容，颁布一项警令，授权各地警察当局发布细则，规定犹太人被允许在公共场合露面的时间和空间限制。[36]自11月29日起，犹太人被禁止饲养信鸽。12月起，犹太人不可拥有小汽车和摩托车，所持驾驶执照必须上缴。至于会议上讨论的是否建立犹太隔离区问题，11月底，戈林在经希特勒批准后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犹太人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迁往特定的街道。12月28日他又颁布相关法令，宣布暂不建立隔离区，代之以将犹太人集中安排到某些房屋内，形成实际上的“隔离屋”。1939年1月1日起，又禁止犹太人进入普通的剧院、电影院、音乐厅和各种形式的文化展览馆，只能参与政府授权犹太团体组织的文化活动。
各项反犹措施的效果相叠加，使德国犹太人如同生活在人间地狱。据一名犹太人总结，他们所受到的限制包括：晚间8点后禁止外出；禁止拥有房屋产权；禁止拥有收音机和接听电话；禁止购买或订阅报纸；禁止进入戏院、电影院、音乐厅或博物馆；禁止驾驶车辆；禁止购买香烟和雪茄；禁止拥有打字机；禁止购花；禁止去理发店；禁止养狗、猫或鸟；禁止进入公园；禁止从公共图书馆借书。[37]
同年1月30日，正值希特勒执政六周年纪念日，希特勒在纪念会上公开宣布：“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胆敢使一个国家再次陷入世界大战的话，那结果将不会是遍布全球的布尔什维主义，也不会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38]
“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犹太人向外移居的速度加快。1933年，外迁的犹太人数量为3.7万至3.8万，1934年为2.2万至2.3万，1935年2万至2.1万，1936年2.4万至2.5万，1937年2.3万。这样，在德奥合并完成前，有将近13万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德奥合并完成后，纳粹政权控制下的犹太人数量增加，但犹太人向外移居的速度也加快。1938年达到3.3万至4万，1939年为7.5万至8万。[39]在欧战爆发前，原德国领土（即不包括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上的犹太人，已经从1933年的50余万下降到约24万。[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