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覆灭
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应付西线，东线的兵力有所减少，苏联趁机继续实施打击。1944年6月10日至8月9日进行的第四次突击，打击对象是芬兰。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在苏芬战争后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芬兰也跟着向苏联宣战。随着苏德战场形势发生根本逆转，德军节节败退后，1944年2月，芬兰政府通过驻瑞典代表向苏方征询关于芬兰退出战争的条件，苏联提出恢复1940年苏芬条约规定的国境线等条件，芬兰政府没有接受。在第四次突击中，苏军通过在卡累利阿（Карелия）地峡实施的维堡战役，以及在南卡累利阿实施的另一场战役，击溃了芬兰军队，迫使芬兰于9月初退出战争，东线德军的北翼也因此受到更大的压力。
同年6月23日至8月29日，苏军在白俄罗斯地区实施第五次突击。白俄罗斯地区在当时的苏德战场上占有较为特殊的位置，德军拥有它，其远程航空兵还能冒险袭击莫斯科地域，如果失去它，不仅使柏林-华沙方向暴露在苏军威胁之下，而且整个东线的战略正面也将被割裂。驻守该地区的德军有整个“中央”集团军群，以及“北方”集团军群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共计66个师又3个旅。苏军先实施战役伪装，让德军最高统帅部产生下一个打击将在南翼发生的错觉，随后发起总攻，从六个地段同时实施突破，围歼德军侧翼集团。继之以主力实施向心突击，合围德“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而后扩大进攻正面，连续出击，前出至苏联西部边境。在这次战事中，德军被全歼17个师又3个旅，其他部队也损失过半。
当第五次突击还在进行之时，苏军又在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南部实施第六次突击。德国的守军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它们曾在西乌克兰地区修筑了纵深为40—50公里的三道防御线，试图据此强守。苏军的进攻从7月13日开始，至8月29日结束，在进攻中不仅解放了西乌克兰和波兰东南部，还强渡维斯瓦河，建立巨大的登陆场。德军13个师遭全歼。
8月20日至9月底，苏军在比萨拉比亚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境内实施第七次突击。苏军先进攻比萨拉比亚，围歼了德国“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主力第六集团军。8月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发动民众举行起义，赶走德国驻军，成立新政府。翌日，新政府宣布退出法西斯集团和侵略战争，原充当帮凶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很快调转枪口。希特勒为了拉住罗马尼亚，于8月24日命令德军向布加勒斯特进攻，结果被罗军击退。8月31日，苏军进入布加勒斯特，并很快前出到保加利亚边境。保加利亚在战争中维持了倾向德国的中立政策。9月5日，苏联向保加利亚宣战，8日，苏军进入保加利亚。翌日，保加利亚工人党建立新政权并对德国宣战，至21日，苏军前出到南斯拉夫边境。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在苏军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
至此，苏联被德国占领的国土只剩下战争期间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诸加盟共和国了。9—10月实施的第八次突击，目标即指向那里。通过两个阶段的交战，苏军解放了爱沙尼亚全部和拉脱维亚大部，9月19日，芬兰宣布退出法西斯集团并对德宣战。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这次突击及后续战斗中被消灭。
第九次突击在东南欧和中欧一带实施，时间为1944年9月28日至翌年2月13日。苏军首先突入匈牙利，匈牙利政府试图脱离德国集团，但很快被德国扶持的新政权取代。苏军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周围和南斯拉夫东部周围发起两个进攻战役，占领了这些地方，随后向布达佩斯发起总攻，解放了匈牙利。
1944年10月7日至11月1日展开的第十次突击发生在芬兰北部的北极圈内，主要对手是进驻此地和退守挪威北部的德军。尽管这里山重林密、风雪严寒，但德军的斗志不强，很快被击败。德军在东线的败退，使得希特勒不得不永久离开“狼穴”大本营。1944年11月20日，他将指挥部迁往柏林。
在西线，盟军早已抵达德国边境，只是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安特卫普港无法正常使用所造成的后勤运输困难，进攻暂告停顿。希特勒面临东西两线大兵压境的困局，试图孤注一掷，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来扭转颓势。在选择反击方向时，“他认为眼下西线比东线的机会要好。比起东线来，西线的距离较短，运送必要燃料的代价较低，重要战略目标处在现有兵力兵器更容易达到的地方。而在东线，战争需要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另外，他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是红军或苏联政治领导人那样的强硬对手。他相信，英国人即将山穷水尽，而美国人如果看到事态转而对他们不利，很可能垂头丧气”[37]。而具体的出击点，希特勒又一次选择了阿登地区。打算在盟军防御的薄弱地段实施突破，在列日和那慕尔一线强渡马斯河，进击荷兰与比利时境内的盟军，最后把目标指向安特卫普港，切断盟军的海陆联运线。希特勒曾向部下承认，攻击安特卫普这个目标有点冒险，或许是德国军队及其条件力所不及的，但他还是要尝试一下。除此之外，希特勒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不过这些考虑很晚才向部下透露。他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过像目前敌视我们的那样的联盟，成分那样复杂，而各自的目标又那样分歧。一方面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方面是垂死的世界帝国——大不列颠帝国，另一方面是一心想继承其衣钵的‘殖民地’——美国。美国决心取代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苏联急着要染指巴尔干、达达尼尔海峡、波斯和波斯湾。英国急于要保住它的不义之财，保住它在地中海的实力。这些国家已经在争吵不休，他们的对抗显而易见在随时增长。如果德国现在能给予几下沉重的打击，这个人为联合起来的战线将随时霹雳一声地垮台。最后，当一方或另一方承认谁也打不赢时，战争就告结束。”[38]
反攻计划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制订，该计划被利德尔-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称作“是一种才华横溢的设想，很可能成为一种了不起的成功，如果他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保证这一战役有达到它巨大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的话”[39]。按照计划规定，德军行动的起步阶段将有两个主要行动。第一个行动是，一个会讲英语的德军突击连队，在德军制服外面套上美国陆军的外套，乘着美国吉普车，分成一个个小队，突破防线后就带头往前冲去，接着便切断电话线，倒转路标，将守方的后备部队引入歧途，挂上红色带子表示路上埋有地雷，并尽量制造其他混乱。第二个行动是，一个完整的装甲旅，穿着美军制服，长驱直入，并占领马斯河上的桥梁。然而，也许是长期脱离现实生活的缘故，陆军士兵出身的他，居然会忽视12月中旬夜长昼短的特点，拟出令人惊诧的作战时间表。按最初的计划，进攻当天的上午7∶30开始炮击，11∶00步兵发起冲锋，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之间，德国空军应轰炸对方指挥部和交通线；装甲师要等到步兵完成突破后才出动。充当行动主力的第五装甲集团军司令冯·曼陀菲尔向希特勒据理力争，说：“要是我们7时30分万炮齐鸣，只会使美军警觉，同时在我们开始进攻前，他们将有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来组织他们的反攻。”同时，这个季节“下午4时天就黑了，因此在上午11时进袭以后，你只有五小时的时间来完成突破”。他提出的建议是，炮击从5∶30开始，可集中轰击预先侦察到的目标，如炮兵阵地、军火库和指挥部，来破解天未亮的难题；每个步兵师的突击营也在5∶30开始出击，这样就多得到五个半小时的进攻时间；突击营完成纵深渗透后，大部队才开始行动；坦克则在暮色苍茫中出动，逐渐超越己方的步兵，在第二天黎明时向主要阵地进攻。希特勒一声不吭地接受了建议。[40]
1944年12月中旬，德军在阿登地区部署了B集团军群的党卫第六装甲集团军、第五装甲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共25个师，其中7个为装甲师。16日凌晨，德军一支约800人的特遣队，穿着美国军服，佩美式武器，驾驶缴获的美军坦克和吉普车，口操英语，潜入美军驻地，切断交通线，杀死传令兵，搞乱交通运输，保护德军将要通行的桥梁。5∶30，德军实施炮火准备，之后进攻部队在数百架探照灯照耀下发起攻击。美军麻痹大意，被打个措手不及，未作有组织抵抗便仓促退却。美军防御阵地被撕开一个大缺口，到12月20日，德军的突破正面扩大到100公里、纵深30—50公里，形成一个很大的突出部。德军还继续向马斯河推进。从整个欧洲战争的态势来看，德军已是强弩之末，缺少汽油和炮弹，掌握不了制空权，装甲部队被迫不断放慢进展速度。然而，其特遣队所带来的混乱却是难以很快排解的，除了原地不动的美军将士受到的影响较小，运动中的部队或人互相间都难以辨认真假，只好依靠反复盘问涉及美国国内地理、人文、历史等问题来鉴别，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当美军内部盛传德军特遣队将图谋暗杀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时，大批保卫人员聚集在总司令周围，使后者有受“软禁”之感。盟军在适当调整部署后，从12月23日起实施反突击。航空兵对进攻德军实施大规模袭击，步兵部队也展开反攻，将德军的攻势阻挡住。德军重新调集兵力，发起新的攻势。1945年1月1日，德国空军出动1000多架飞机，对突出部附近盟军的机场实施了数个月来最猛烈的轰炸，炸毁了约260架停放的飞机。地面部队也相应地发起攻击，先头部队攻至离美军第一集团军指挥部近13公里（8英里）处，此处离美军供应站只有不到2公里（1英里）的距离，供应站内储存着超过11356229升（300万加仑）汽油。德方的行动使美英两国上下大为紧张。盟军统帅部决定于1月3日转入反攻，以彻底击退德军的反扑。1月6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给斯大林发电报，表示：“西线的战斗很激烈，随时都可能需要最高统帅部作出重大的决定。你从自己的经验中一定知道，暂时失去主动权而不得不防守一条很长的战线时，这种处境是多么令人焦急。……请告诉我，我们是否可以指望1月份苏军会在维斯瓦河战线或者在别处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斯大林于7日回电，表示至迟在1月份的下半月内发动进攻。[41] 8日，盟军击退了德军的攻势，随后乘胜追击，于1月底将德军赶回到原来的阵线。德军经过这番折腾，死伤和失踪人员达8.2万，损失坦克和强击火炮600辆、飞机1600架，其他车辆6000辆。此后，德国在西线也只有挨打的份了。
在东线，苏军原计划在1945年1月20日发起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后提前至1月12日行动。战役开始前，德军统帅部没有发现苏军在这一方向的进攻企图，故错误地认为苏军将在南北两翼实施重要战役，取胜后再在柏林方向上实施进攻。为此，德军统帅部反而将原来部署在此处的军队调往匈牙利和波美拉尼亚（Pomorze），试图以维斯瓦河至奥得河之间几乎贯穿整个波兰的七道防御线阻止苏军的行进，这些防御线的纵深达500多公里，但因兵力不足，防御力不强。12日，苏方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在北部作战，两周内向前推进250公里，于1月26日进入但泽，3—4月占领整个东普鲁士，4月9日攻占柯尼斯堡。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中路进攻，1月17日协同波兰的武装力量解放华沙，40天内进抵奥得河，接着在河西建立桥头堡，打开了冲击柏林的通道。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南部进攻，迅速攻占德国的重要工业区西里西亚。另两个方面军于2月13日攻克布达佩斯，4月13日攻占维也纳。由于奥得河解冻，苏军后方还有残留的德军，苏方的进攻暂时停顿。
西线盟军在粉碎德军阿登地区的反扑后，以每周1个师的速度向前线增调兵力，计划首先歼灭莱茵河以西的德军，尔后强渡莱茵河攻占鲁尔区，继而发动最后的进攻。2月8日—3月23日，盟军分别在莱茵河下游、中游和萨尔盆地地区发动打击，肃清了河西的德军，并在河东雷马根（Remagen）建立桥头堡。3月23日夜，蒙哥马利部在下游地区强渡莱茵河，26日，中部盟军以雷马根桥头堡为出发点向东北方向进攻，于4月1日同下游盟军会师，包围鲁尔地区德军18个师，共32.5万人。
面临灭顶之灾的希特勒逐渐趋于疯狂。2月12日，凯特尔以“元首名义”下令就地枪决德军的逃兵。2月19日，希特勒在大本营军事会议上表示，打算撕毁《日内瓦公约》，就地枪决俘获的所有盟军飞行员和其他战俘，以此“让敌人知道我们决定用一切手段为我们的生存而战”。在场的将领们担心遭到盟军的报复，从国际法的角度提出反对。希特勒愤怒地驳斥说：“见他们鬼去吧……如果我表明，我毫不体恤俘虏，不管报复不报复，根本不考虑他们的权利，那么，不少人在开小差之前就会好好想一想！”3月初，凯特尔又以希特勒的名义宣布：“凡是未受伤而被俘的军人，其国内的家属将要受到惩处。”不久，希姆莱又奉希特勒指示，下令对任何弃守市镇和交通枢纽的德军指挥官“均可处以死刑”。3月间，弃守莱茵河雷马根大桥的8名德军军官，成了这道命令的第一批牺牲者。
3月15日，施佩尔起草了一份致希特勒的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坦率地表示，可以确实无疑地预期，在四至八周内，将发生“德国经济的最后崩溃”，并且在这以后“战争也不可能根据军事计划继续打下去了”。他告诉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领导人的职责应是“凡是可能就帮助人民”，“我们无权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上由我们采取针对人民生存的破坏措施”，破坏这么多的工厂和交通设备“不可能是在国内进行战争的宗旨……破坏它们意味着排除德国人民今后生存的任何可能性”。然而，施佩尔写完后却不敢贸然把它递交给希特勒，因为前不久希特勒就曾在军事会议上断然宣布，“今后，谁对别人说战争打输了，就要当卖国贼看待，一切后果由他和他的家属来负。我将不考虑其地位和威望而严加惩处”。无奈之下，施佩尔只得费尽心思地寻机安全“进谏”。他事先采取了一些向希特勒表忠心的举动，如请求获得希特勒亲笔题赠照片等，之后于3月18日出席大本营形势分析会后，在个别谒见时呈递给希特勒。[42]后者虽然没有把他“当卖国贼看待”而加以惩处，但以冷冰冰的语调教训道：“如果战争打输了，人民也被输掉了。没有必要为德国人民基本生存将来需要什么而操心了。相反，对我们来说，连这些都破坏掉甚至反倒是上策。因为这个民族已经被证明是弱者……不管怎样，在这场斗争之后，只有劣等人会留下来，因为优等人已经被杀害了。”第二天，希特勒签发了被俗称为“焦土令”的《关于在德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Befehl betreffend Zerstörungsmaönahmen im Reichsgebiet）的专门命令。命令称：“为了我国人民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迫使我们在本国领土上也应千方百计地削弱我们的敌人的战斗力，阻止它继续向前推进。应利用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使敌人的打击力量连续不断地遭到损失。如果认为未被破坏的或仅短时期内陷入瘫痪的交通、通信、工业和补给设施，在夺回失去的领土时仍可重新供己方使用，那就错了。敌人在其撤退时留给我们的将只会是一片废墟，而根本不会顾及居民的生存。因此，我命令：1.必须破坏德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用的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因为敌人可能马上或在不久以后利用这些设施来继续进行战斗。2.负责实施这些破坏行动的是：主管所有军事目标（包括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军事指挥机关；大区指导处领袖；主管所有工业设施、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全国防卫特派员。在各大区指导处领袖和全国防卫特派员遂行其任务时，部队应提供必要的支援。3.应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命令传达到所有部队指挥官；与此相违背的指令一律作废。”[43] 3月20日，该命令正式下发，要求下属立即贯彻执行。由于德军将领大多持反对态度，3月23日，鲍尔曼又向纳粹党各大区领袖下发了一道补充命令，要求他们全权负责执行。该补充命令还规定：“凡是我们目前不能控制，而预计会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均须疏散居民……保证全体公民一个不留地全部撤离。”在毫无准备，包括没有粮食供应的条件下，强迫多达百万的居民撤离，势必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当有人提出交通运输已经完全停顿，无法组织这种全体居民的撤离时，希特勒固执己见，竟然表示“那就让他们步行”。[44]幸好，“焦土令”的全权执行权授予了施佩尔，他暗中破坏，千方百计地阻止执行。而多数军政官员，包括一部分纳粹党官员也抵制“焦土令”，悲剧才未在全国上演。
反法西斯国家继续进攻。1945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命令盟军兵分三路，以中路为主要突击力量，向东推进。4月16日，苏军在东线发动最后冲击，19日即突破德军的三道防线。希特勒在同盟国集团的共同打击下，方寸大乱。4月7日，他发布《关于西线战场的新的指挥关系》的命令，其中规定将原本隶属于西线总司令部的B集团军群，与西线总司令部及新增设的西北线总司令部、西线海军总司令部一起，并列地接受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直接指挥。[45] 4月15日，希特勒根据德国中部的陆上联系日益困难的现状，签署了《元首关于被分割的德国北部和南部地区指挥关系的命令》，对被分割后的指挥关系作了规定：如果希特勒留在南部，则由其直接指挥南部地区的军事抵抗，由邓尼茨任北部地区总司令；如果希特勒留在北部，则由凯塞林元帅任南部地区总司令。文件规定，在由邓尼茨或凯塞林执掌的地区，“武装部队三军种、各种阵线、后备军、武装党卫队、警察和其他组织在该地区的一切力量，均归该总司令指挥”，然而，该“总司令只有在接到我的特别命令后才可开始工作”。[46]希特勒至死都要掌控实权，其中固然包含有日耳曼-德意志人的传统，即权利与责任的高度统一，但更主要的，则是其个人独裁欲的外在表现。4月25日，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托尔高（Torgau）地域的易北河上与美军第一集团军会师，东线和西线两个战场联结起来，德军完全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同日，苏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完成对柏林的包围。希特勒原先打算在4月20日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纳粹运动的故乡巴伐利亚州南部，在贝希特斯加登周围以阿尔卑斯山脉为中心的“民族堡垒”继续指挥德军作最后决战。但20日当天，他又决定留在柏林，想亲自调动军队到柏林作抵抗。南面的德军则奉命向捷克斯洛伐克地区集结，3万名德军官兵进占了布拉格。
4月21—22日，希特勒竭尽全力想调动部队向苏军发起反攻，甚至扬言“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都要在五小时内处决”。然而，各处的德军都已经或即将陷入灭顶之灾，有些是心无斗志，有些是力不从心，根本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4月22日下午举行例行军事会议，希特勒在会上疯狂地叫骂：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没有别的；一切都完啦；好吧，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声称要在柏林了结自己的一生。他叫来一名秘书，当场口授指示，并命令立即通过电台广播出去：“元首将要留在柏林，保卫它到底。”随后，他开始挑选需要销毁的文件。戈林当时已经逃到南巴伐利亚的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得悉希特勒决定留守柏林的消息后，立即发去一份电报，表示自己准备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立即接管德国全部领导权……如果在今晚10时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希特勒本来已经处于低沉冷漠状态，看到电报后火冒三丈，很快口授一份电报给戈林，称其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立即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半小时后，戈林回电，宣布“因病”辞去一切职务。然而鲍尔曼私自发电报给当地党卫队总部，命令立即把戈林及其手下以叛国罪加以逮捕。希姆莱当时在北部海岸城市吕贝克（Lübeck），4月23日深夜通过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与西方国家接洽，表示德国愿意向西方国家投降，并在西方国家前来接管前继续同苏联作战。4月28日晚，戈培尔手下的无线电监听站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关于希姆莱接洽投降的消息。希特勒闻讯再次暴怒，甚至一度失去了知觉。
绝望中的希特勒决定自戕。4月29日凌晨1时，他与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1912—1945）正式结婚。4时起，开始口授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他在政治遗嘱里，把挑起世界大战的责任归之于“那些犹太血统的或者为犹太人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号召德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放弃斗争”，声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光辉复兴的种子将会在德国历史上萌发起来”。关于继承人问题，他宣布把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解除一切职务，因为这两人“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他指定邓尼茨为自己的继承人，就任德国总统，兼任军事部长和海军总司令。指定戈培尔为新政府总理，鲍尔曼为新设立的党务部长，赛斯-英夸特为外交部长。他指定的其他人员还包括：内政部长保罗·吉斯勒（Paul Giesler，1895—1945），陆军总司令斐迪南·舍纳（Ferdinand Schörner，1892—1973），空军总司令奥古斯特·格莱姆（August Greim，1895—1975），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卡尔·奥古斯特·哈恩克（Karl August Hanke，1903—1945），经济部长冯克；农业部长赫尔伯特·巴克；司法部长蒂拉克，教育与国民礼仪部长古斯塔夫·阿道夫·舍尔，宣传部长维尔纳·瑙曼（Werner Naumann，1909—1982），财政部长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劳动部长台奥·胡珀法尔（Theo Hupfauer，1906—1993），军火部长卡尔-奥托·绍尔（Karl Otto Saur，1902—1966），德意志劳动阵线领袖兼内阁不管部长莱伊。他在遗嘱的结语里，还念念不忘其纳粹主义的初衷：“最重要的是，我责成政府和人民要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各国人民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集团。”[47]在私人遗嘱里，希特勒回顾了其奥地利下层中等阶层的出身，解释他为何要结婚并同新娘一起自杀，要求在所留财产中拨出一些留给亲属，让他们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48] 4月30日下午，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双双自杀。第二天傍晚，戈培尔毒死六个子女后，开枪打死其妻子，然后自杀。
5月1日，邓尼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谎称希特勒同苏军战斗到最后一息，已经“壮烈牺牲”，号召全体国民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破坏”。5月2日，柏林地区的德军向苏军投降。驻留吕贝克的邓尼茨派出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Hans Georg von Friedeburg，1895—1945）作为代表与盟军谈判停战事宜。4日，北部和南部的德军残部相继向盟军投降。6日，苏军开始围歼在布拉格地区顽抗的最后一个德军集团。
5月7日12∶45，德国电台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同日14∶41，邓尼茨政府的代表约德尔在巴黎以东的兰斯（Reims）盟军总部，签署德国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初步议定书。翌日24∶00，在柏林城郊的苏军司令部，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正式举行。5月23日，盟军逮捕了邓尼茨政府全体成员，德国的最高权力由同盟四国接管。
罪恶滔天的第三帝国终于“翻篇”了，德国逐渐走上了新的道路。但纳粹运动并没有绝迹，新纳粹分子还在不断产生，并经常聚众活动。善良的人们还需警钟长鸣！
【注释】
[1] [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第339页。
[2] [联邦德国]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第140—145页。
[3] 当时，陆军总参谋部力主把进攻重点仍然放在中路，直接攻下莫斯科。
[4] [联邦德国]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第155—158页。
[5] [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第226—227页。
[6] [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第242页。
[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664-666.
[8] [联邦德国]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第247—251页。
[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605-606.
[10] [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138页。
[11] 资料来源见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四分册，第1040—1045页。
[12] 袖珍战列舰是德国为逃脱《凡尔赛条约》的制约而设计制造的，排水量约1万吨，装有6门11英寸火炮，弱于一般战列舰，但强于巡洋舰的8英寸火炮。
[13] 不包括3艘旧巡洋舰。
[14] 这些潜艇中有10艘还不能完全使用，30艘被称为“北海鸭”，不适宜在大西洋作战。
[15] 李巨廉、潘人杰：《第二次世界大战———专题评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16] [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第519页。
[17] 李巨廉、潘人杰：《第二次世界大战———专题评述》，第301页。
[18] [联邦德国]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第178页。
[19] 该防线以卡西诺（Cassino）山隘为枢纽，横越亚平宁半岛，阻断盟军北上达8个月之久。
[20] [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150页。
[21]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下册，第383—384页。
[22] [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第333页。
[23] [联邦德国]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第133—135页。
[24] [联邦德国]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第182—186页。
[25] D集团军群成立于1940年10月，驻守在法国，下辖费尔贝尔集群和第一、第七、第十五集团军。第七和第十五集团军于1943年拨归新建的B集团军群，第一集团军于1944年5月拨归新建的G集团军群。此时，D集团军群司令部改组成西线总司令部。
[26] [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225—226页。
[27] [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第342页。
[28] Wil Berthold,Die 42 Atentate auf Adolf Hitler.Wilhelm Goldmann Verlag,1983.中译本为[联邦德国]维尔·贝特霍尔德：《四十二起谋杀希特勒案件》，龚新康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29] Robert Wistrich,Who's Who in Nazi Germany.p.66.
[30] Robert Wistrich,Who's Who in Nazi Germany.pp.298-300.
[31] [联邦德国]维尔·贝特霍尔德：《四十二起谋杀希特勒案件》，第195页。
[32] Robert Wistrich,Who's Who in Nazi Germany.p.300.
[3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24-325.
[3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669.
[35]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从1917年至1945年，第520页。
[36] [联邦德国]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第235页。
[37] [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第422—423页。
[38] [德]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第422页。
[39] [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372页。
[40] [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380—382页。
[41]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潘益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97页。
[42] [德]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第481页。
[4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676-677.
[44] [德]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第482页。
[45] [联邦德国]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第239—241页。
[46] [联邦德国]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第242—244页。
[47] [苏]麦尔扎诺夫：《希特勒最后十三天》，高运恰、陈德华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48]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678-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