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宗教政策
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基督教会拥有大约4000万新教徒和2000万天主教徒，占当时人口比例94%。[91] 宗教和教会问题是希特勒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纳粹党早在《二十五点纲领》中就针对宗教问题提出：“我们要求国内实行一切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不得危害国家存在或违反德意志种族的风俗道德。本党持积极的基督教立场（Positives Christentum），但并不公开声明自己受某种宗教信仰的束缚。”[92]在纳粹分子眼中，所谓“积极的基督教”是将耶稣看成是敌我分明的战士，而不是自我牺牲等待救赎的受害者；是从《圣经》文本出发解释教义，将犹太因素从基督教中排除出去；是以雅利安属性为标杆，号召人们同“毒害世界”的犹太人积极战斗。[93]换句话说，积极的基督教意味着基督教可以同反犹主义相互融合，可以绕开教会，对《圣经》作出自己的解释，也毋需接受教会教义的束缚。恰如维也纳基督教协会的领袖里夏德·施米茨（Richard Schmitz，1885—1954）对纳粹主义的描述：“这一运动似乎是以十字为标志，但它不是天主教的十字，它的十字是有拐角的十字，它的十字表明，当人们需要它时，基督教的原理也可以拐弯。”[94]
纳粹党的这一宗教政策纲领很快招致天主教会的反对。1923年，慕尼黑方济各会（Franziskaner）神学院讲师埃哈特·施伦德（Erhard Schlund，1888—1953）出版了《当今德国的新日耳曼异教》一书，指出纳粹主义不仅想成为一个政党，而且首先想成为一种奇特的世界观，它由此将走向基督教的对立面；批评纳粹党纲领中极端的反犹主义就是“反基督的”。来自希特勒家乡林茨的主教约翰内斯·格夫勒内尔（Johannes Gföllner，1867—1941）也在1929年夏天发出了对纳粹主义的警报。随着1930年9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天主教会感到不能再等闲视之，必须对纳粹党的世界观作出正面回应。1930年9月，黑森州天主教神职人员在训谕时规定，禁止天主教徒加入纳粹党，已经入党者将被禁止参加圣礼，而纳粹党组织也不准染指教会的集会。黑森州的纳粹党大区领袖就此事向美因茨主教核实，得到了明确肯定的答复。随后数月，巴伐利亚、科隆等地的主教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最终，1931年8月17日，富尔达（Fulda）主教会议发表声明：“全体主教宣布，禁止天主教徒加入纳粹党。因为该党正式宣布的一部分计划中，无论含义是否清晰，都包含着错误的信条。”[95]
相比之下，暗含摆脱罗马教会束缚、“复兴德意志民族”的纳粹党宗教政策纲领对于福音教会更具有吸引力。长期以来，德国的新教形成了以反罗马教廷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精神和青睐1871年第二帝国的国家思想。它对犹太人——这一“谋杀上帝的民族”也颇为反感。新教牧师中有80%曾经加入过“祖国党”，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凡尔赛条约》和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自然不会轻易认同。许多神学院学生和年轻牧师纷纷加入纳粹党，一些地区兴起了倾向于纳粹主义的教会运动，如1927年图林根州的德意志基督教教会运动（Kirchenbewegung Deutsche Christen）和1932年普鲁士的德意志基督教信仰运动（Glaubenbewegung Deutsche Christen）。它们认同纳粹主义的“民族任务”和领袖原则，要求用英雄主义精神重塑基督教。德意志基督教信仰运动的发起者约阿希姆·霍森费尔德（Joachim Hossenfelder，1899—1976），甚至自称该运动的成员为“耶稣的冲锋队”（SA Jesu Christi）。[96]据估计，纳粹党在新教地区所获得的选票是天主教地区的两倍。[97]当然，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新教徒持观望态度。1931年3月4日，在福音教会高层人士与纳粹党举行正式会谈之后，教会代表表示：“就纳粹党目前的情况及其运动的多义模糊性而言，该党在全国或个别地区的措施是否符合我们最低的原则，有待进一步思考。”[98]
为了减少与教会的磨擦，尽可能多地争取选票，纳粹党从1931年起，对其宗教政策作出一些调整。一方面，希特勒同党内持反宗教信仰的激进派别拉开距离，甚至放弃了“斗争时期”信仰上的中立态度，公开宣称自己是教会的保护人；另一方面，纳粹党的宣传机构有针对性地渲染“元首”对宗教的虔诚，突出希特勒频繁的祈祷活动，以此来赢得宗教团体的好感。不过，这些努力并未取得太大的成效。尽管1932年11月纳粹党所支持的宗教团体“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s Christentum）组织在普鲁士州教会选举中赢得了1/3的席位，[99]但是直到1933年春，该党同其他州教会的关系并未完全好转，它在天主教区获得的支持率仍然不高。在1932年7月的国会大选中，天主教徒比例超过60%的地区，包括纳粹运动的总部所在地慕尼黑，纳粹党所获得的支持率仍低于30%。[100] 尽管如此，纳粹党对教会态度的调整为纳粹党上台后宗教政策的转化打下了基础。
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其中表示：“民族团结政府在两大教派中看到了维持我们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它们和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将得到尊重。它们的权利不可侵犯。……民族团结政府将允许和保证基督教会享有对于学校和教育的影响力。”[101]虽然希特勒的这次演说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即吸引教会人士和中央党在国会中对“授权法”投赞成票，但教会人士却从中看到了希特勒政府的善意，因为从1918年以来，德国没有一位总理像希特勒这样频繁地谈论上帝、祈福和基督教，并以政府的立场给予教会正面的支持。而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正遭遇着世俗化的冲击，希特勒对基督教的肯定也使教会产生好感。
天主教会立即表示支持这一表态。中央党曾经一再遭到纳粹党宣传机构的攻击，被污蔑为立场不明，“在德意志基督教文化被犹太瘟疫毒害时”，它却“同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共事了13年”。[102] 然而，当纳粹党向中央党伸出橄榄枝时，该党大部分国会议员还是主张赞成《授权法》。同年3月28日，富尔达主教会议甚至发表了引起轰动的《富尔达主教会议关于教会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公告》，其中表示：“主教团认为，在没有取消我们从前的措施中所包含的对某些宗教和道德错误的谴责的情况下，可以相信上述一般性禁令和警告不再是必要的。”声明要求信徒“在原则上拒绝一切违法或颠覆性行动的情况下，忠于合法的当局并认真履行公民义务”[103]。这一声明不仅正式取消了对于右翼极权主义的禁令和警告，而且明确站到了忠于政府的立场上，从而以神学权威的身份承认了希特勒政府。1933年6月3日，在德国主教们的一份通告中，这一思想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通告为“民族的觉醒”而欢呼，指出“教会对国家持观望态度的边缘化或者完全的敌对化，对于教会和国家来说都是有害的”。[104]
不过，纳粹党并不仅仅满足于教会对其政权的认同，它还希望天主教会能够放弃在政治领域的活动，专注于宗教事务。而天主教会长期以来也一直寻求与政府合作，较低的追求是划出教会事务与政府之间的分界线，谋求国家对于宗教团体的保护，在此基础上，较高的追求是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榜样，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建设第三帝国”（巴本语）。在巴本的穿针引线下，希特勒政府和罗马教廷很快达成妥协。1933年7月20日，巴本代表德国政府，同梵蒂冈的巴西利主教（Eugenio Maria Giuseppe Giovanni Paceli，1876—1958）正式 签订 了《国家 宗教 协 定》（Reichskonkorat）。协定规定，德国政府保障宗教信仰和天主教公共活动的自由；保证教会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颁布训令、印发教会报刊通函；承认罗马教廷任命主教和设立教会机构的权力，但主教赴任时必须宣誓效忠德国政府；承认天主教宗教课程为各类学校的正规课程，但必须强调祖国、公民和社会的责任感；从事单纯的宗教、文化和慈善活动的教会组织及协会将受到保护，只要它们保证不从事政党活动。[105]从表面上看，教会是这一协议的赢家。由于1933年7月14日德国政府颁布了《禁止组织新政党法》，代表天主教会利益的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事实上已经被解散，对于罗马教廷来说，禁止教会从事政党活动不会再有损失。而根据协议，德国政府为教会提供的便利则是魏玛时期所没有达到的。但事实上，这一协议使教会失去了施加政治影响的“合法性基础”，此外，还使希特勒获得了进入天主教社会的通行证，“向全世界证明，将纳粹主义视为教会敌人的论断，是政治上挑拨离间的谎言”。[106]
福音教会也迅速对希特勒的讲话作出积极反应，它们将此视为政府甚至民族对教会的召唤，“由此，为我们教会打开了新的大门，赋予了新的任务”。它们呼吁各教区的代表，为了“灵魂的重生而共同合作，同抗拒德意志成长、拒绝教会服务的人作战”[107]。与天主教会相比，福音教会在组织上较为分散，“德意志福音教会联合会”（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nbundes，缩写DEK）下辖的28个州教会各自为政。各福音教会当时也有在民族团结的口号下形成全国性统一力量的愿望。1933年初，福音教会联合会主席赫尔曼·卡普勒（Hermann Kapler，1867—1941）在洛卡姆（Loccum）组建一个委员会，准备着手制定章程，为实现全国福音教会的统一而努力。希特勒也希望通过统一福音教会为纳粹事业催生出一个“新的民族教会”。1933年4月底，他任命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牧师路德维希·米勒（Ludwig Müller，1883—1945）作为福音教会问题特派员，促进德国福音教会“一体化”的工作。然而同年5月26日，在提前进行的全国教会领导人选举中，忠于教会事业的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文格（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1877—1946）以24∶3的票数战胜米勒，当选全国主教。这一意外结果令纳粹当局大为恼火。希特勒拒绝按照既定程序接见卡普勒，“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也利用官方的宣传机构对这一选举结果展开猛烈攻击。卡普勒和博德尔施文格在一个月内相继辞职。而米勒则在冲锋队的协助下，利用紧急状态法，占领了福音教会联盟总部，接管了福音教会的领导权，成为全国主教。
随后，在米勒的领导下，1933年7月10日相关委员会迅速制订新的章程，并于7月14日以国家法律公告的形式发布。同年7月23日，举行新的教会选举，“德意志基督徒”组织获得纳粹党的全力支持，不仅政府宣传部建议所有媒体为该组织摇旗呐喊，而且在选举前夜，希特勒亲自发表广播演说给予支持。最后“德意志基督徒”组织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德国大部分地区的选举胜利。同年9月27日，在“路德之城”维滕贝格（Wittenberg）举行的全国首届宗教代表大会上，米勒顺利当选为“全国主教”（Reichsbischof），组成了几乎清一色纳粹党员的顾问领导班子。[108]全国福音教会同纳粹党的合作达到了顶峰。
然而，纳粹党与教会之间的争议并未停止，反而日益激化。所谓的“教会斗争”（Kirchenkampf）[109]，在天主教方面，表现为纳粹政府反对天主教会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对天主教会的体制和精神文化工作进行压制和破坏，近似于俾斯麦时期的“文化斗争”；在新教方面，则是明认信仰教派（Bekennenden Kirche）与“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之间的斗争。
纳粹党本来就不打算认真履行同罗马教廷签订的《国家宗教协定》，1933年夏，政府开始侵占天主教会下属世俗组织的财产，强制解散其组织。9月19日，希姆莱领导的巴伐利亚警察部门甚至宣布，除了青少年、合唱班以及慈善组织的活动可以考虑批准，禁止所有天主教组织的活动。天主教会对此一再隐忍，因为来自教会的每一次抱怨，都被安上“反宗教协定”的罪名。甚至在1934年“长刀之夜”这一纳粹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许多天主教活跃分子被“不经意地”枪杀之后，[110]天主教会也只能接受所谓这些人自杀或企图逃跑等解释，并投入到欢庆消灭纳粹激进派的洪流中。
1934年1月12日，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被任命为“监督党和统一协会的总体精神和世界观教育”的领袖特派员。此人是纳粹党内主张消灭教会的激进派，早在《20世纪的神话》一书中就将天主教等同于犹太主义神学，公开拒绝基督教的信条。这一任命被视为对教会的挑衅。在罗森贝格得到任命之前，1933年12月5日，普鲁士州文教部还建议州内的教师和学生图书馆添置《20世纪的神话》一书。罗马教廷立即就此作出反应，1934年2月9日将此书列为禁书。富尔达主教会议也发表了警告性的主教书。教会方面还出版了一本著作，揭露此书的欺骗性。双方的冲突很快升级。1934—1935年，科隆大主教区针对罗森贝格的著作发表战斗檄文，反对这位纳粹理论家。1935年3月19日，明斯特（Münster）主教克莱门斯·冯·加伦（Clemens von Galen，1878—1946）发起对罗森贝格著作的猛烈批判，称其思想为“新的异教”，认为所谓“永恒的种族灵魂，在现实中其实并不存在”。[111]
这类批判触动了纳粹分子敏感的神经，引发了政府对天主教会新一轮的攻击。首先，政府围绕教会和神职人员的经济与风化问题大做文章。由于德国天主教会与国外有着诸多经济联系和外汇往来，很容易让纳粹党抓住把柄，冠之以“私藏外汇”的罪名。1935年11月23日，迈森（Meissen）教区主教佩特乌斯·莱格（Petrus Legge，1882—1951）就因为“漫不经心的外汇倒卖”而被处以10万马克的罚款，这使得该主教区几乎破产。最早关于风化罪的调查工作开始于1935年4月，首先针对方济各会的宗教团体，15名僧侣在11月份被公开审判，罪名是同性恋。在1935—1937年，大约有250起针对天主教修会会员和牧师的道德风化诉讼。[112] 尽管有些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但纳粹宣传部门对此大肆渲染，其目的就像罗森贝格所说的，阻止主教们的讲演“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但“必须创造出更多的舆论氛围，使民众遇到他们时，绕道而行”。[113]其次，当局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与天主教会展开激烈的争夺，打压后者的力量。希特勒青年团大肆扩张，挖天主教青年团体的墙角，双方经常在街头爆发冲突。1936年，奥登堡（Oldenburg）地区的纳粹党组织试图从学校移除天主教会的十字架及圣像，引发了严重的抗议和示威。尽管最终大区领袖不得不收回成命，但纳粹党的野心昭然若揭。1935年，全国戏剧协会开始禁止由教会赞助的音乐会和戏剧演出，因为在当局看来，这些演出同纳粹党支持的音乐会和戏剧形成了经济与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关系。再次，纳粹当局直接干扰地区主教的任命工作。《国家宗教协定》的附加条款规定，地方政府有权反对教皇的任命，前提是充分说明理由，获得教会的理解。1936年纳粹政府反对富尔达地区主教的任命，1937年反对亚琛主教的任命，两者都没有给出相关理由，但罗马教廷作了妥协，以任命所谓的“使徒管理人”（Apostolischen Administrator）代替。[114]
纳粹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引起罗马教廷的深深忧虑。从1933年到1939年，教廷国务秘书巴西利至少向柏林提交了55项此类抗议照会。但德国外交部对这些照会仅仅只是拖延开脱，或者以含糊其辞的答复敷衍。1937年1月，德国一些地位显赫的主教前往罗马，向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巴西利紧急汇报德国教会的状况。庇护十一世委托米希尔·冯·福尔哈贝尔（Michael von Faulhaber，1869—1952）起草一份教皇通谕（Enzyklikard）。[115]这是教会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以德语写成的通谕。这份名为《痛心已极》（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谕于1937年3月14日发出，3月21日在德国各地公布，印发数量超过30万册，大约在11500个布道坛上得以宣讲。通谕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双方在解释世界和生活方面所存在的基本矛盾，由这些矛盾产生了世界观与信仰、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严重争论。它认为纳粹主义搬用基督教的概念，造成了意义方面的混乱，如将“启示”转意为“血统和种族的提示”，将“信仰”转意为对历史未来的信任，将“不朽”转意为人民的生命。为此，纳粹主义被明确指控犯了以假乱真的罪行。[116]通谕还指责纳粹政府破坏宗教协定，播种“怀疑、不睦、仇恨、中伤……敌视基督教和教会的莠草”，表示“德国的天际已经出现了宗教摧残性战争的险恶乌云”。[117]纳粹党总部机关被罗马教廷3月19日发出的另一份反共产主义通谕麻痹，保安机关直到20日晚上才得到了一份《痛心已极》通谕的样本。盖世太保赶紧行动，但为时已晚，只查收到数千册未分发的通谕，无法阻止其余副本的传播和宣读。纳粹当局恼羞成怒，关停了13家印制通谕的印刷厂，并没收了其中12家的财产。[118]据戈培尔回忆说，希特勒甚至打算于同年的春夏之交就解散修士会，禁止宗教的独身主义，并没收教会的建筑和地产。[119]天主教会与纳粹政府的矛盾就此公开化，其合作关系也就此结束。
德国新教在教会体制方面的多元传统，既使其比较容易吸收包括纳粹主义在内的其他理论，但同时也较易产生反对派。1933年5月4日，狂热支持纳粹主义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就全国福音教会选举和章程问题提出“十点纲领”，要求实施全体信徒的直接选举和制定排除犹太人的“雅利安”条款。针对这一过激行为，许多持不同意见的牧师组成“青年改革运动”（Jungreformatorische Bewegung），反对“德意志基督徒”组织的方案，并呼吁选举博德尔施文格为全国主教。以“青年改革运动”部分成员为基础，同年9月，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主持成立了“牧师非常联盟”（Pffarennotbund）。[120]联盟的宗旨是帮助受纳粹政府迫害的牧师，并抗议新教章程中的“雅利安”条款。它成立之初就获得2300名牧师的签名支持，1933年底成员数已超过6000，约占当时全国新教牧师总数的1/3。[121]
1933年11月13日，“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在柏林体育宫举行庆祝选举胜利的集会，得意忘形地要求废除《旧约全书》，取消犹太神学，并确认耶稣是雅利安的英雄人物。这些满口胡言尽管没有引起现场的谴责，但事后遭到“牧师非常联盟”的猛烈抨击。后者认为这是“异教入侵了我们的空间”，并要求其领袖霍森费尔德和出席体育宫庆典的新教领导人立即停职。[122] 1933年底，全国福音教会主教米勒秉承希特勒关于实现国家“一体化”的精神，同意福音教会的青年组织并入希特勒青年团。次年，他还颁布《整顿令》（Muzzle Law），禁止新教成员从事政治活动，并再次强调对牧师实施“雅利安”条款。这些行动进一步激起“牧师非常联盟”的不满。希特勒不得不亲自出面调停。“牧师非常联盟”的主要成员希望通过调停会促成米勒解职，并为此在电话中沟通彼此的看法。然而这些电话被戈林窃听，并上报希特勒。希特勒大为恼火，在调停会上当面指责尼默勒和联盟的背叛行为，并强调了对米勒的支持。而尼默勒则当面顶撞希特勒，称“上帝赋予了我们照顾德国人民的责任，不是你或者世界上的任何人能够将它拿走的”。调停会不欢而散。随后，尼默勒遭到停职、抄家、拘留甚至炸弹攻击，“牧师非常联盟”的许多成员也受到监视和骚扰。
此后，德国福音教会在国家特派员奥古斯特·耶格尔（August Jäger，1887—1949）[123]的策划下，由米勒主持，根据领袖原则，加紧兼并全国各州的教会，到1934年5月，全国福音教会3/4的机构都被兼并。此举激起更多新教牧师的反对，他们公开组织“自由教义大会”（Free Synod），以研讨教义为名谴责米勒的做法。他们要求恪守《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严格遵照《圣经》文本来解释教义。1934年初，“自由教义大会”逐渐演变成了“明认信仰运动”（Bekennentnisbewegung）。[124]同年3月，各地的“明认信仰运动”组织和“牧师非常联盟”，与“完好教会”（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地区的新教教会）一起，共同组成“德国福音教会明认信仰兄弟会”。1934年5月29—31日，该组织在巴门（Barmen）举行首届全国教义大会，共有139名教会代表参加。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1886—1968）、汉斯·阿斯穆森（Hans Asmussen，1898—1968）和托马斯·布莱特（Thomas Breit，1880—1966）为大会起草了《对当前状况的神学理论声明》（Theologischen Erklärung zur gegenwärtigen Lage）。尽管该声明没有直接反对纳粹主义，但明确拒绝了各种意识形态异端，表示“我们拒绝这种错误的学说，即国家似乎应该并能够超越其特殊使命，成为人类生活唯一和全面的制度，也能够完成教会的天职”。该声明是正在形成的明认信仰教派的“奠基性文件”。[125]明认信仰教派随后还成立了自己的全国性领导机关，拥有独立的财权和教育监管体系，俨然形成了与“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分庭抗礼的趋势。针对“德意志基督徒”的战斗口号——“基督与德国”，它提出“先基督，后德国”的口号。它还针对“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去女性化的努力，吸收了大量的女性成员，甚至最先授予她们“女神学家”的称号。“德意志基督徒”组织的主要根据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而明认信仰教会则获得了西南部各州教会以及少数东部大城市的支持。然而，明认信仰教会并没有放弃反犹立场，只是强调要注意方法，正像尼默勒所说：“如果上帝已经对他们做出了宣判，那么人们为何还要用自己的仇恨去干预它？”[126]
明认信仰教派与“德意志基督徒”组织的争论愈演愈烈，全国福音教会主教米勒逐渐失去对新教徒的控制力。希特勒因势利导，于1935年7月16日任命汉斯·克尔（Hanns Kerrl，1887—1941）担任新成立的宗教事务部部长，其主要任务就是解决福音教会的争论，消弭内部争端带来的不利影响，并试图将教权收归国有。克尔从合作主义的理念出发，着手组建国家和地方的教会委员会（Kirchenausschuß），由明认信仰教派、“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和其他新教团体的代表组成，作为政府沟通教会的桥梁。这一方案遭到新教各派的明确拒绝，很快夭折。[127] 它甚至导致衍生出反政府的“路德委员会”（Luther Rat），从而形成新教教派中德意志福音教会联合会、福音教会全国主教、全国教会委员会和路德委员会四方共治的尴尬局面。
1936年5月，明认信仰教会的临时领导机构直接向希特勒呈递一份备忘录，该文件标志着新教人士反对纳粹主义的新高峰。备忘录直言不讳地指出德国民众面临着非基督教化的危险，批判所谓“积极基督教”概念，并要国家对破坏教会制度承担责任。它还指责仇犹宣传、滥用宣誓以及最后一次国会选举中对选举自由的侵犯。文件猛烈地抨击“在标榜为法治国的德国还一直存在着集中营，国家秘密警察的措施不受任何司法审查”，最后对“经常以唯有向上帝表示尊敬的形式向元首和总理表示崇敬”深表忧虑。[128]在普鲁士，更是有3 /4的明认信仰教派牧师在布道台上公开批评第三帝国。[129]纳粹政府随即取消福音教会原定于1937年11月举行的选举。1937年1月，马丁·尼默勒遭到逮捕，释放后又被作为“元首的犯人”监禁至第三帝国灭亡。在德奥合并完成之后，所有牧师被要求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捷克危机期间，明认信仰教会为其举行和平祷告，此举被当局定性为举行政治集会，活动的领导人马拉伦斯（Marahrens，1875—1950）大主教和迈泽尔（Meiser，1881—1956）大主教遭到公开审判。[130]至此，纳粹政府彻底放弃了教会内部“一体化”的努力，将明认信仰教派送上了审判台。此后，纳粹政权反对基督教会的行动越来越露骨。教会在教堂之外的一切活动都遭到禁止。学校教室里撤除了有关耶稣受难的标饰，教会学校受到排挤，其数量逐渐减少。许多新教牧师受到法庭审判或被关进集中营。由于纳粹分子对信徒施加压力，退出教会的人数日益增多。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希特勒为了巩固后方，下令对教会实行和平政策，避免与它们发生公开冲突。然而，在纳粹极权统治下，基督教会总体上已经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1938年3月，戈培尔曾对奥地利的艺术家们说：“认为纳粹主义只是政治导师，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纳粹主义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一种全新的观点，因而，它包括了人类思想、感情和由此而实践的行为的所有领域。”[131]这同样适用于纳粹主义与宗教的关系。虽然希特勒坚决反对将纳粹主义转化为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宗教，他认为人类是上帝用来统治世界的创造物，纳粹主义通过谋求人类的利益而服务于上帝，因此纳粹主义“不是异端邪教的走廊，而是人民大众的厅堂”[132]。但这也意味着纳粹党对于人民的控制不需要教会来代理。为此，纳粹政府专门设计了一种宗教身份登记类别——信仰上帝者（Gottgläubig），即既非教会人士也非无神论者，只是信仰上帝的人。[133] 1941年6月，马丁·博尔曼在一封给大区领袖的通函中表达得更为明确，他宣称基督教和纳粹主义是不相容的，只有当教会的影响被完全清除，纳粹主义的领袖们才能够控制全体民众，“民族和国家才有未来的保证”[134]。然而，宗教人士还是继续反抗。1941年4月23日，巴伐利亚州发布命令，规定学校在装修时必须移去宗教画像和圣像。该州红衣主教立刻发表一封抗议信，信中写道：“当士兵们在战场上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十字架是他们的守护神，因此，上学的人们应该认识到它不是犹太人或者教会学校的象征，而是一个维护基督教精神的民族国家学校的象征。”[135]由于持这种观点的德国人并不在少数，该州只得收回成命。
【注释】
[1] Adolf Hitler,Rede im Münchner Bürgerbräukeller vom9.11.1927.In:BAK,NS 26/ 54,B 1.203 f.转 引 自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Pfaffenweiler,1995,S.155.
[2] Kampfblat der national sozialistischen Bewegung.In:Völkischer Beobachter,43.Jg.,Nr.100,29.April,1930.
[3]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65页。
[4] BA,NS/22/10,BA,NS/22/11.转引自Avraham Barkai,Die Wirtschaftsauffassung der NSDAP.Frankfurt.a.M.,1998,S.10.
[5] 转引自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Deutsche Arbeitsfront,Unternehmer und Staatsbürokratie in der westdeutschen Großindustrie.Paderborn,1991,S.20.
[6] Arbeitertum vom 15.7.1931,S.9.转引自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Pfaffenweiler,1995,S.73.
[7] Berlin Document Center,0.212,S.175-83.转引自Avraham Barkai,Sozialdarwinismus und Antiliberalismus in Hitlers Wirtschaftskonzept.Zu Henry A.Turner Jr.“Hiters Einstellung zu Wirtschaft und Geselschaft vor 1933”.In:Geschichte und Geselschaft 1977.S.412.
[8] 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30.
[9] Adolf Hiter,Mein Kampf,München,1940,S.48-50.
[10] Adolf Hiter,Mein Kampf,München,1940,S.672-683.
[11] Jeremy Noakes,Nazism,1919-1945.Volume4.p.305.
[12] Jill Stephenson,The Nazi Organisation of Women.London:Croom HelmBarnes & Noble,1981,p.153.
[13]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S.273、411.
[14]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S.410、524.
[15] 指1925年2月24日，纳粹党内慕尼黑派（右派）通过班贝格会议战胜北方派，否定了施特拉瑟兄弟提出的《革新纲领》。
[16] 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建议确定这一天为带薪假日，但没有成功。
[17]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11.
[18] Reichsgesetzblatt.I 1933.S.191.
[19] Joseph Goebbels,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Eine historische Darstellung in Tagebuchblättern.6.Auflage.München1934.S.299.
[20] 改良主义工会，指导思想来自希尔施和敦克尔施两人。
[21] 这份倡议书的全文收录在Tilla Siegel论文的附录中，见Tilla Siegel,Rationalisierung statt Klassenkampf,zur Role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in der nationalistischen Ordnung der Arbeit.In:Mommsen,Hans(Hrsg) :Herrschaftsaltag im Dritten Reich.Düsseldorf,1988.S.157-158。
[22] 该组织经常被误译成“德国劳工阵线”。
[23] Wolfgang Spohn,Betriebsgemeinschaft,und Volksgemeinschaft,die rechtliche und institutionelle Regierung der Arbeitsbeziehungen im NS Staat.Berlin,1987,S.130.Anm.11.
[24] 莱伊认为农民和公务员是两个特殊的群体，农民由于在土地上劳作，与民族共同体有着天然的 紧密联系，公务员的职业也使得他们必然具有这样的认识。
[25] Völkischer Beobachter.10.Mai,1933.S.1.
[26] Konrad Repgen/Hans Bomms(Hg),Akten der Reichskanzlei:Regierung Hitler 1933—1939.Boppard,1983,Bd.2,Dok.Nr.213.S.789-790.
[27] Robert Ley,Wir sind ale Soldaten der Arbeit.In:Arbeitertum3,1.11.1933.S.4 -5.
[28] Tilla Siegel,Rationalisierung stat Klassenkampf,zur Role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in der nationalistischen Ordnung der Arbeit.In:Mommsen,Hans(Hrsg) :Herrschaftsaltag im Dritten Reich.Düsseldorf,1988.S.160-161; Timothy Mason,Sozialpolitik im Driten Reich.2.Auflage,Opladen,1978,S.115-116.
[29] Zitiert nach Willy Müller,Das soziale Leben.S.78.
[30] Wily Müler,Das soziale Leben im neuen Deutschla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Berlin,1938,S.91-92.
[31] Arbeitertum.3.Jg,Nr.7,1.Juni 1933.S.3.
[32] Volker Kratzenberg,Arbeiter auf dem Weg zu Hitl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en Organisation 1927-1934.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1987,S.133.
[33] Arbeitertum,3.Jg,.Nr.23,1.Feb.1934.S.6.
[34] Arbeitertum,2.Jg.Nr.16,15.Okt.1933.S.1.
[35] Manfred Funke /Hans Adolf Jacobsen/Hans Helmuth Knütter /Hans Peter Schwarz (Hrsg.),Demokratie und Diktatur,Geist und Gestalt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S.204-208.
[36] Reinhard Giersch,Die DAF.Bd.I..S.114.
[37] Aufruf Dr.Ley zur Neuordnung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in:Völkischer Beobachter,5.Oct.1934.
[38] Abgedrucht in:Hans Gerd Schuman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Frankfurt am Main,1958,S.173-175.
[39] Wolfgang Spohn,Betriebsgmeinschaft und Volksgemeinschaft,die rechtliche und institutionelle Regierung der Arbeitsbeziehungen im NS Staat.Berlin,1987,S.161 und Anm.81,82.
[40] Wolfgang Spohn,Betriebsgemeinschaft und Volksgemeinschaft,die rechtliche und institutionelle Regierung der Arbeitsbeziehungen im NS Staat.S.165-167.
[41]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69—271页。
[42]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u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 1933.Pfaffenweiler,1995,S.339.
[43]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u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1933.S.220.
[44] Michael Schneider,Unter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bewegung1933 bis 1939.Bonn:Droste Verlag GmbH.,1999,S.547.
[45]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129.
[46]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scism.New York:Andre Deutsch,1968,pp.158-159.
[47]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359.
[48] Florian Tennstedt,Der Ausbau der Sozial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1890 bis 1945.In:Hans Pohl(Hrsg.),Staatliche,städtische,betriebliche und kirchliche Sozialpolitik vom Mi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Stuttgart,1991,S.234.
[49]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scism.p.128.
[50]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scism.p.127.
[51]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71页。
[52]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Bloomington:Sage Publications,1964,p.301.
[53]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第223页。
[5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58.
[55] Karl Christian Führer,Anspruch und Realitat:Das Scheiter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ohnungsbaupolitik.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97.4.
[56]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p.302.
[57]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p.302.
[58] Karl Christian Führer,Anspruch und Realitat:Das Scheiter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ohnungsbaupolitik.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97.4.
[59] Karl Christian Führer,Anspruch und Realitat:Das Scheiter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ohnungsbaupolitik.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97.4.
[60] Robert A.Brady,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New York:Viking Press,1969,pp.270-272.
[61]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00.
[62]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91.
[63]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73.
[64]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90.
[65] Robert A.Brady,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p.273.
[66] Richae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207.
[67]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p.218.
[68] Arthur Schweitzer,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p.218.
[69] Karl Christian Führer,Anspruch und Realitat:Das Scheiter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ohnungsbaupolitik.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97.4.
[70] Konrad Repgen/Hans Bomms(Hg),Akten der Reichskanzlei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9.Bd.1,Boppard 1983.Bd.2.Dok.Nr.213.S.789-790.
[71]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72页。
[72]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51.
[73]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 im “Driten Reich”.Paderborn:Klartext Verl,1991,S.372.
[7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48.
[75]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 im “Driten Reich”.S.382-384.
[76] Michael Schneid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bis 1939.S.574.
[77] Michael Schneid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1933bis 1939.S.553.
[78] Michael Schneid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S.347.
[79] Bruno Fromman,Reisen im Dienste politischer Zielsetzungen Arbeiterreisen und “ Kraft durch Freude”- Fahrten.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 Anstalt,1992,S.171.
[80] Peter Reichel,Der schöne Schein des Driten Reiche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des Faschismus.München:Verlag C.H.Beok,1991,S.245.
[81] Bruno Frommann,Reisen im Dienste politischer Zielsetzungen Arbeiterreien und “ Kraft durch Freude”- Fahrten.S.263,143.
[82] Konrad Dussel /Matthias Frese,Freizeit in Weinheim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Freizeit 1919-1939.Weinheim:Frech Verlag,1989,S.141.
[83] Hasso Spode,“Der deutsche Arbeiter reist”- Massentourismus im Dritten Reich.In:Gerhard Huck:Sozialgeschichte der Freizeit Untersuchungen zum Wandel der Alltagskultur in Deutschland.Wuppertal 1980.S.289.
[84] Hasso Spode,Arbeiterurlaub im Dritten Reich.In:Carola Sachse /Tilla Siegel /Hasso Spode /Wolfgang Spode:Angst,Belohnung,Zucht und Ordnung Herrschaftsmechanism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Opladen,1982,S.306.
[8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49.
[86] Bruno Frommann,Reisen im Dienste:politischer Zielsetzungen Arbeiterreisen und“Kraft durch Freude”- Fahrten.S.266.
[87] Klaus Wisotzky,Der Ruhrbergbau im Driten Reich.Studien zur Sozialpolitik im Ruhrbergbau und zum sozialen Verhalten der Bergleute in den Jahren 1933bis1939.Düsseldorf:Drost Verlag,1983.S.102.
[88]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73页。
[89]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74页。
[90] [美]时代生活编辑部编：《第三帝国：新秩序》，第198页。
[91] Länderrat des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gebiets(Hrsg.),Statistisches Handbuch von Deutschland 1928-1944,München 1948,S.28 f.
[92]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9.
[93] 参见Richard Steigmann Gall,The Holy Reich: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1919-1945.p.37.
[94]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Kevelaer:Drost Verlag,2007,S.18 f.
[95]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ä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206.
[96] Hans Ulrich Thamer,Verfuhrung und Gewalt:Deutschland 1933-1945.Berlin:Dietz Verlag,1986,S.436.
[97] Jürgen W.Falter,Hitlers Wähler.München:Verlag C.H.Beck,1991,S.177.
[98]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ä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205.
[99] 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p.223.
[100]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21.
[101] Max Domarus,Hitler.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Vol.1,1932 -1945,London:Greenwood Press,1990,p.279.
[102] Thomas Childers,The Nazi Voter: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1919-1933.p.258.
[103]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84页。
[104]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31.
[105] Wolfgang Michalka(Hrsg.),Deutsche Geschichte 1933-1945,Dokumente zur Innen und Außenpolitik.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2002,S.82-84.
[106] Völkische Beobachter,20.7.1933.zirt.Nach:Wolfgang Michalka(Hrsg.),Deutsche Geschichte1933-1945,Dokumente zur Innen und Außenpolitik.S.84.
[107] Nikolaus von Preradovich und Josef Stingl,“Gott Segne Den Fuhrer!”Die Kirchen im Dri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von Bekenntnissen und Selbstzeugnissen,Leoni am Starnberger See 1986.S.32 f.
[108] Hans 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schaftgeschichte,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y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1914-1949.München 2003,Band 4,S.801 undS.803.
[109] 教会斗争最早出现于1933年，是指新教内部的派别之争。1945年以后所进行的纳粹统治下的教会史研究，教会方面就一直以“教会斗争”为指称。20世纪40年代时教会的认罪态度占据主流，50年代则出现了批判性的修正，涌现出大量所谓的“教会斗争的圣徒故事”(Kirchenkampflegenden),1955年福音教会成立了“纳粹时期教会斗争史委员会”，编辑出版“教会斗争史丛书”,1962年天主教会则相应成立了“巴伐利亚天主教研究院当代史委员会”，但后者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第三帝国时期，形成了一套“当代史委员会丛书”。
[110] 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世俗协会“天主教行动”的秘书长埃里希·考森纳（Erich Kausener）、全国天主教青年运动协会主席阿达尔贝特·普罗伯斯特（Adalbert Probst,1900—1934）、天主教周刊《通路》主编弗立茨·格立希（Fritz Gerlich,1883—1934）。
[111] 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p.235.
[112]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46.
[113] Hans Ulrich Thamer,Verfuhrung und Gewalt:Deutschland1933-1945.S.442.
[114]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47.
[115] 最初仅仅只是拟定针对天主教徒的主教发言（Hirtenwort）。
[116]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89页。
[117]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78页。
[118]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51 f.
[119]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ä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211 f.
[120] 该联盟起先打算以博德尔施文格为领袖，但遭到政府婉拒。
[121]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89页。
[122] Arthur A.Preisinger,The Church Struggle in Nazi Germany.Resistance,Opposition and Compromise.(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1991,p.171.
[123] 1933年6月24日，此人被普鲁士文教部长任命为普鲁士福音教会国务专员，在米勒当选全国福音教会主教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24]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ä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433 f.
[125] Hans 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schaftgeschichte,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y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Band 4,S.804.
[126] 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p.228.
[127] 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ä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2007,S.214.
[128]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92页。
[129] Hans Ulrich Thamer,Verfuhrung und Gewalt:Deutschland1933-1945.S.443.
[130] Hans 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schaftgeschichte,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y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Band 4,S.807.
[131] Gerhard Hartmann,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19 f.
[132] Max Domarus,Hitler: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1932-1945.Vol.3.pp.145-147.
[133] “信仰上帝者”类别于1936年11月由内政部引入使用，但登记人数一直未超过总人口的5%。参见Wolfgang Benz,Hermann Graml und Hermann Weiss,Enzyklopädi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541.
[13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73.
[135] Ernst Christian Helmreich,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Background,Struggle and Epilogue.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p.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