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鼓励生育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出现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况。1929年德国国家统计局（Statistisches Reichsamt）出版的一份统计资料，详细分析了1841—1927年间德国出生率的变化及其意义，并基于1927年的人口调查数据，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德国的人口数量将停滞不前，或有不同程度的下降。[47]官方和民间都认为，这将影响德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事实上，经历了一次大战的创伤，德国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已经沦为生育率最低的国家。[48] 1914年，德国人口出生率为26.8‰，1920年下降为25.8‰，1933年进一步下降到14.7‰，[49]与30年前相比，德国的人口出生率降低了一半。如果考虑到德国人口由于战争而损失了近1000万，这样的出生率所引起的恐慌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等人的考虑还不限于此，他们希望更多地培育优等种族中的优秀分子，壮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使德国有实力在世界上占据优势地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经表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人们不再关心饲养狗、马或者猫等动物，而专注于人的进化本身，在这个时代里，有的人会自觉地默默地放弃，有的人会充满快乐地牺牲和付出”[50]。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党必须运用政府的力量干预民众的婚姻生活，介入下一代的生养与培育。1937年11月，希特勒在对纳粹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道：“今天我们获得了对于民族的领导权，我们是唯一被授权领导整个民族的，这包括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因而我们要管理男女之间终身的关系。我们将塑造儿童！”[51]
纳粹政府致力于提高德国的出生率，鼓励和支持德意志人多生育子女。希姆莱曾经说过：“拥有众多孩子的人是世界权力和世界之巅的有力竞争者，而那些拥有良好种族背景，却子女很少的人，拥有的只是一张通往坟墓的单程票，默默无闻50年或100年，然后被埋葬上250年。”[52]在纳粹党扭曲的种族主义世界观中，拥有人口上的优势便能获得种族斗争的领先地位，赢得在自然界生存的优先权。1934年，希特勒在对妇女组织的谈话中讲道：“你们每带一个孩子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场战斗，它决定着民族的生存或灭亡……整个纳粹主义妇女运动的纲领实际上只包含了一点，这一点便是：孩子，这一幼小的生命必须存活下来并茁壮成长。它是整个生命为之奋斗的唯一目的。”[53]面对一度停滞不前的德国人口增长率，希特勒甚至夸张地表示：“我们的救世主就是我们的儿童！”[54]
希特勒执政不久，纳粹党鼓励生育的理念立即转化成实际行动。首先是前述1933年8月开始实施的“婚姻贷款”计划。贷款对象只限于具有北欧血统的夫妇，他们作为公民要表现良好，如果与德国共产党或其相关组织有联系，或者被认为是“反社会者”，其贷款申请都会遭否决。还有身体健康方面的要求，所有的申请者都需要参加体检，其中五类人得不到结婚贷款：（1）智力发育不全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遗传性目盲与耳聋患者，严重的肢体残缺者，严重的身体机能失调者； （2）有家族性遗传疾病者； （3）患有传染性疾病可能影响儿童者； （4）夫妇一方为不孕不育者； （5）严重的酒精中毒者。贷款采取购物券形式发放，用于在零售商店购买家用品。偿还的款项用于促进婴儿与儿童的福利事业。当然，婚姻贷款要求妇女至迟在结婚之时放弃工作岗位，如果丈夫的月收入不低于125马克，则不得参加新的工作（该附加条件一直延续到1937年）。
从1933年8月到1937年1月，大约有70万对夫妇领到了贷款，约占当时结婚总数的1/3。此后由于劳动力短缺，相关法律变更，允许妇女们既获得贷款又保留工作岗位。因此1939年有42%的结婚者获得了婚姻贷款的资助。[55]婚姻资助政策实施之后，结婚率逐渐提高并稳定在每年9.7%左右，比纳粹党上台前的7.9%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结婚率的上升有助于提高生育率。据统计学家布格德费尔（Burgdorfer）分析，在1933年到1938年之间，德国新增的出生人口中，有35%可归因于结婚率的上升。[56]而在1933—1935年，每1000对夫妇中，590名新生儿的父母获得过婚姻贷款，402名新生儿的父母没有获得贷款。[57]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结婚贷款促进了夫妇们结婚生子。
纳粹政府还将儿童补助（Kindergeld）措施制度化，以进一步减轻生养子女的经济负担。从1935年起，拥有四个以上年龄低于16岁子女的家庭，政府给予一次性补贴，每个孩子补贴100马克，最多可获得1000马克。从1936年起，月收入低于185马克的工人和职员家庭，第五个及以上子女，每月发放10马克，直到这些孩子年满16岁为止。两年后，这种补贴覆盖到第三和第四个子女。这个项目的款项来自失业保险金，由于当时军备经济繁荣，就业充裕，失业保险金支出大减，资金大量盈余。从1935年到1937年，这个项目资助的家庭数高达40万个，平均每个家庭获益390马克。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补助优惠措施，例如“荣誉教父母”（Honored Godparent）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拥有第三或第四个孩子的父母可以申请这项补贴，第一年为每月30马克，随后的13年为每月20马克。[58]而多子女家庭的父亲们能够得到一系列的优惠，包括减免所得税、遗产税优惠、房租补贴、公开招聘中的优先权、免于被解雇的特别保护等。妇女的特权和优先权包括怀孕期间的特别津贴、分娩基金、分娩护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优先权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设置了“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奖章”（Ehrenkreuz der Deutsche Mutter），授给多子女妇女。1934年，纳粹政府将母亲节定为国定假日以表彰妇女的功绩。1938年12月，希特勒宣布正式启动奖章计划。1939年的母亲节，大约有300万妇女获得了奖章：四个孩子的母亲获得铜质奖章，六个孩子的获得银质奖章，八个及以上孩子的获得金质奖章。如果育有十个子女，还能享受一份特殊的荣誉，即让希特勒担任第十个孩子的教父，如该孩子为男孩，还能以“阿道夫”（Adolf）为名。[59]
纳粹党不仅需要提高出生率，还要让德意志孩童得到良好的护理。1934年2月28日，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母亲与儿童帮护会”（Hilfswerk Mutter und Kind），戈培尔在成立仪式上说：“母亲与儿童帮护会是我们民族不朽的保证。”赫尔曼·阿尔特豪斯（Hermann Althaus，1899—1966）是该机构的负责人，具体落实针对母亲和婴幼儿的福利工作。
帮护会首先着眼于为即将成为或刚刚成为母亲，却没有医疗保险的妇女提供福利援助。贫困的孕产妇能得到物质援助，如床铺、亚麻布、儿童服装和食品券等。仅1934年的1个月内，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就分发了2.58万升牛奶，1500份杂货包（内含咖啡、糖、面粉、大米、粗粒小麦粉、燕麦片和豌豆等），170套婴儿服装和亚麻布。[60]在可能的情况下，鼓励多子女家庭移居到乡村，因为这符合纳粹党“血与土”的意识形态理念。多子女的母亲、怀孕的妇女和产妇，她们的家务活会得到家政助手的帮助。这些家政助手部分由德意志女青年团员担任。福利组织的员工或护士也会经常进行家访，他们检查这些妇女的身体健康状况，提供避免流产、生病或早产的建议。
帮护会还关注母亲的产后护理工作。孕妇生产后，除与亲戚一起居住，依靠亲戚给予一定帮助外，还可以到当地的产后恢复中心疗养。最引人注目的是进入“产后疗养之家”疗养。这种机构往往座落在安静优美的环境中，如山林里、大海边，以及一些自然的涌泉或温泉疗养地。每位产妇的康复方案各不相同，取决于她的身体状况、政治思想和家庭经济条件，但平均逗留时间为26天。在同样的条件下，经济困难的孕产妇拥有优先权，那些拥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由于生育而变得虚弱或者生病的母亲，或者丈夫长期失业，或丈夫早在1933年1月之前就加入了纳粹运动的孕产妇，这些人会被优先考虑。连她们到疗养之家的火车票都能享受五折优惠。在她们疗养期间，还能得到一份针对意外伤害的特别保险。根据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的统计，1934年有40340名妇女接受了产后护理，1938年这一数字达到77723。孕产妇在康复期间寄回家的信件常常被帮护会用以显示自己的工作成就。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犹如生活在童话中一般……这里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美丽环境，我无法用言辞来形容。……这一经历毫无疑问将成为我人生中最美丽的旅程”，“我衷心地感谢元首，他使我因为履行了作为一名德意志妇女和母亲照顾自己子女的责任、教育他们成为健康而有用的人而受到关注。”[61]在她们回家之后，一般还会进行康复休养，时间最长的达到四个月，其间还有家政助手来帮忙做家务活。“产后疗养之家”还注重对孕产妇实施思想教育，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接受大量的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如妇女在民族共同体中如何定位等。产后恢复中心的职员十分仔细地观察她们的一举一动，并对她们的行为和态度做出报告。如果她们被发现脾气很坏或者做出叛逆举动，就会被要求离开。
在实践中，所谓“次等遗传价值”的妇女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截至1941年10月底，汉堡地区1/3要求疗养的申请被拒绝，原因是她们的种族品质不够格，或者表现出反对共同体的行为。遭拒绝的孕产妇中，有些是父亲患有肺结核，有些是其姐妹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是孩子的父亲有过犯罪行为。
帮护会还对幼儿提供日常照料服务。在纳粹党上台以前，各种福利组织都建有自己的日间托儿所，但零散分治的格局远未满足纳粹当局抚育婴幼儿的要求。帮护会通过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借助吸收、兼并和新建等手法，大规模扩展日托中心，用以照料职业女性6岁以下的孩子。据福利会自己提供的数据，1935年，它拥有1061个日托中心，1941年增加到 14328个。[62]孩子们在那里，刷牙洗脸后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被分成不同的小组，在护士和义工的监护下做游戏、运动、吃饭、唱歌、睡觉。但纳粹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如影随形。1936年的《日托中心指南》规定了它的任务：促进儿童的身体和精神发展；以民族社会主义和服务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教育儿童，渐进地灌输关于德意志民族的意义。
在乡村地区，此前一般在收获季节由年老体弱或患病的乡村居民来照顾小孩。纳粹当局认为这样做很不合适，于是从1934年起，农忙季节就组建临时的日托中心。它们一般由1—2间大房子组成，屋子里简单地摆放着桌子、长凳和椅子，配备有洗脸盆和卫生设施。房子外一般有一个操场。由当地的农场提供牛奶。管理人员是经过培训的员工，他们得到了年龄较大的学校女生和女青年团员的帮助。入托者为两岁以上的儿童，身体健康，且无人照看。他们都经过医疗检查，并填写健康问卷。1934年，全国有600所此类中心，1941年增加到8700所。[63]它们同样肩负有进行纳粹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
除了帮护会，“德意志妇女工作”（Deutsches Frauenwerk）组织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妇女拥有更多的小孩。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建立“国家母亲服务站”（Reichesmuetterdienst），该机构由民族社会主义福利会、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和德意志劳动阵线共同管理。它们雇用富有经验的年长妇女组成福利小组，建立“母亲学校”（Mutterschule），提供四到六周的课程，开设关于家政管理、健康防护、婴幼儿养育等课程。至1939年3月，它们为170万名妇女提供了培训，1941年时已建立了517所“母亲学校”。[64]
提高出生率的另一项措施是打击堕胎行为。早在1930年3月12日，纳粹党还未上台执政，其国会议员就提交过一份议案，称“任何人如果想人为阻止德意志民族的自然繁衍，损害德意志民族，或者通过言辞、出版物、画报以及任何其他手段鼓励这种行为，或者任何与犹太血统或其他有色种族相混杂从而导致种族退化和德意志民族解体的人，或者威胁这样做的人，都应该以叛卖种族罪受到审判并定罪”[65]。
纳粹党上台后，立即于1933年5月6日关闭了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于1919年在柏林开设的性学研究中心，同时还关闭所有的性问题与婚姻问题咨询中心，销毁所有的研究论文、书籍以及教育材料。当局限制民众使用避孕用品。在希特勒看来，“使用避孕用品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是女性气质、母亲品性和爱的退化”[66]。限制手段是禁止避孕用品的销售广告，同时以防止性病和淫秽物品传播为名，规定向公众演示、推荐或提供关于避孕的手段和信息者，将处以一年以下的普通监禁或罚款。
1933年5月26日，一项政府法令将魏玛时期被废除的《德意志帝国刑法》第219条与220条重新引入刑法。第219条规定，任何人出于经济目的，获得、应用或管理一切用于使怀孕妇女堕胎的工具和手段，将处以最高十年的重罪监禁。纳粹当局为该条增加了新的内容，规定任何人刊登堕胎广告，或者在文章及工作程序中推荐，或者将之介绍给普通公众，即处以罚款或不超过两年的普通监禁。但是，该规定不适用于专门由内科医生及医学期刊上使用的医疗指南。第220条规定，任何人有目的地使怀孕妇女在不知情或不愿意的情况下实施堕胎，将处以不低于两年的重罪监禁，如果其行为导致怀孕妇女死亡，则处以不低于十年乃至终身重罪监禁，但如果以挽救怀孕妇女的生命为目的而实施堕胎，则不构成犯罪。新增加的内容规定，任何公开或间接提供堕胎服务者，也将处以罚款或最高两年的监禁。1934年10月，盖世太保组建了一支专门的队伍与同性恋作斗争，这支队伍很快发展成“反同性恋与堕胎局”。在1935—1939年，有95名职业堕胎手被起诉，其中90%以上是妇女，她们被判处了1—8年的监禁，平均刑期为4年。
由于合法堕胎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终止妊娠的人数减少得很快，从1932年的34690人下降到1936年的4391人，1937年进一步下降到3400人。同时，对非法堕胎的打击也越来越大。其中罚款的比重下降，从总案件的33%降到11%，而判刑的比重上升，1935年达到85%，刑期也比1933年以前更长。
除此之外，纳粹党还强迫未婚男子以及1938年以后无子女的夫妇缴纳额外的税收，数目为他们收入的10%，以此作为对他们“拒绝繁殖”的惩罚。
在各种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德国的人口出生率略有提高，从1933年的14.7‰上升到1938年的19.7‰，接近1926年的水平。
1961年，联邦德国拍摄了一部名为《生命之源》（Der Lebensborn）的影片，讲述德意志少女被送往营地与党卫队的雅利安“种牛”结合的故事。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在美国的版本被意译成《受命去爱》（Ordered to Love）。1976年，克拉利萨·亨利（Clarissa Henry）和马克·希勒尔（Marc Hillel）关于“生命之源”的研究著作发行了英文版，封面上赫然印着“纳粹婴儿工厂”的广告语。[67] 由此，纳粹统治时期的“生命之源”计划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臭名远扬。“生命之源”协会组织还被人们称为“希姆莱的婴儿工厂”“党卫队的妓院”“主宰种族的生育农场”。
1935年12月，由希姆莱一手策划，作为党卫队的附属机构，“生命之源”协会在柏林成立，以后活动中心移向慕尼黑。该机构隶属于党卫队种族和移居处，党卫队经济和行政管理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管理。“生命之源”协会章程指出，该组织的任务是支持“具有遗传生物学价值的、多子女的家庭”，照顾“具有种族价值和遗传健康的孕妇”，照料此类母亲的子女，并为产妇提供一定时间的疗养。[68]在纳粹党看来，有三大特征预示着一个民族的衰退：出生率下降、由遗传疾病导致的退化、种族混合的婚姻。“生命之源”协会的建立正是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次大战结束后，大量青壮年男子阵亡，导致妇女过剩，全国出生率持续大幅度下降。在希姆莱看来，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伦理观”。资产阶级的社会习惯要求年轻人直到有能力保证婚姻安全时才成家，在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其结果是晚婚晚育，并最终缩小了家庭的规模。同时，对贞洁与婚姻忠诚的宗教式管理，造成了青年人的自然好奇与性压抑，这导致了德国社会青年男女生活堕落、性病流行。在希姆莱眼里，德国已然成了一块“性生活极端混乱的土地”[69]。与此同时，由于“资产阶级伦理观”对私生子的偏见，社会对于妇女的堕胎行为持放纵的态度。希姆莱在一封给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1882—1946）的信中估计，德国每年堕胎的数量达到60万例，并且，“每年成千上万极具价值的少女和妇女成为秘密牺牲者，她们主要是由于堕胎而导致绝育”[70]。此外，“生命之源”计划要提高德意志民族的“质量”，根据纳粹种族主义的“培育标准”来改善后代，其目标是培育“未来的贵族”。因而“生命之源”计划首先服务于党卫队，帮助其队员养育子女。希姆莱要求党卫队员婚姻双方都要符合种族纯洁的要求，祖先不能有种族污点，自身身体健康。在希姆莱看来，经过这样严格的审核，他们的后代就能够保持高贵的血统，而在孩子出生过程中的合适护理，则有助于减少婴儿的死亡率和畸形婴儿的比例，保护这一精英群体的成长。据此，“生命之源”协会常常被看成是党卫队的“额外福利”。
“生命之源”协会主要负责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包括，一是向多子女的党卫队员家庭提供福利，向它们分发补助款；二是强化对孕妇的产前产后护理，只要她们是纯正的德意志人，不论婚否。第二项任务主要通过建立专门的妇产科医院来实现。
“生命之源”协会的运作资金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会员缴纳的会费。希姆莱要求党卫队中央领导机构中的所有官员都参加该协会，每月上缴一定数额的会费。对普通队员则鼓励其自愿参加。截至1937年底，该协会共拥有1.33万名成员，其中1.25万名为党卫队员，其余则是德国警察。其次来自私人捐赠和党卫队基金，包括一部分囚犯的劳动所得。[71]“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犹太人被迫支付“赔款”，据称该协会也从中分得25万马克。然而，这些资金还是不敷所用，最终，通过使用纳粹党的基金以及政府财政部长通过卫生部的拨款，才解决了问题。
“生命之源”协会对党卫队员家庭的福利补助幅度不大，直到1939年初，仅有110个家庭受到资助，而同时期拥有5—12个孩子的党卫队员家庭有1400个。其原因，一是资金不足，二是国内已经有相关部门在实施类似计划，如上述“母亲和子女帮护会”，它能获得“冬赈”募捐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生命之源”协会能够施展的空间有限。资金和人员编制上的困难甚至拖延了第一家“生命之源”妇产科医院的诞生，直到1936年12月，协会成立整整一年之后，该医院才正式投入使用。这所医院设在慕尼黑附近的施泰因赫宁（Steinhoering），采用了“高地之家”的假名。这类医院挂着白色的旗帜，中间点着红点。它们同一般妇产科医院相比，有更好的护理人员和更充裕的资源支持。其房屋来自对犹太富人和外国私人机构的征收，以及党卫队成员的私人捐赠。直到欧战爆发前夕，这类医院总共不到10家，而且大多行事神秘，希图远离公众视野。
“生命之源”妇产科医院对所有党卫队员的妻子开放。其他怀孕妇女如果能够证明自己纯正的德意志血统，也能够享用，不论其结婚与否。其设立者曾经表示：“生命之源开始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十分有必要给种族上令人满意的妇女以养育非婚生子女的机会，而不必受到指责，并且能够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生活在和谐的环境中。”[72]该类医院的住院资格审核相当严格。怀孕妇女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1）一张“详尽的出身证明”，一般称为“雅利安证明”（Ariernachweis），其中需要追溯其祖先直至1800年1月1日； （2）一份“遗传健康卡”，附带关于家族内可能的遗传性负担； （3）一份“医生检查卡”，用来证明其健康和种族鉴定，由党卫队的医生或获得许可的医生填写； （4）一份附有照片的个人简历； （5）未婚女性还须提交一份声明书，说出孩子的真实父亲。医院建立之初，近3000名未婚先孕申请者中只有不到一半获得了批准。
孕妇在形体症状变得明显后即可入院。住院费用并不高，一般是产前每天2马克，产后每天2.5马克。[73]但医院提供的生活条件十分优厚。孕产妇每人拥有一个房间，食物良好，甚至在战争期间也能得到很好的医疗护理。根据希姆莱的命令，每家医院都设有家政课程，从各个侧面培训处理家政和照顾孩子的技能。当然还包括意识形态教育，通过上课、看电影和晚间讨论会等形式，潜移默化地灌输纳粹主义政治理念。希姆莱对“生命之源”计划怀有强烈的兴趣，亲自过问孕产妇的饮食结构，向恰好在其生日出生的孩子赠送礼物，甚至直接与那些不愿承担父亲责任的党卫队员通信，威胁他们要履行“光荣的义务”，与孩子的母亲结婚。到1938年12月31日为止，共有653名母亲使用了此类医院，其中婴儿死亡率只有3%，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74]
新生儿在医院中要经历一个独特的仪式，该仪式是基督教、纳粹主义和日耳曼仪式的混合物，桌上摆放着银色的党卫队短剑，上面悬挂着卐字旗，孩子就在这里接受“洗礼”。[75]之后，母亲并不能轻易将孩子带走。她还必须接受一定的审核，以确定是否在道德和物质上具备了抚育孩子的能力。如果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孩子将被留在协会的“儿童之家”中抚养一年。孩子的母亲大部分离开了医院，少量的留下工作，以便能与自己的孩子接触。如果一年后她们仍然未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抚养，孩子就会被送给党卫队的养父母。但是，协会更多地倾向于为未婚妈妈解决经济、心理乃至婚姻等私人问题，创造条件让孩子留在父母身边，起码得到其中一方的照顾。[76]
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生命之源”协会并没有参与真正意义上的人种培育实验活动。1944年，希姆莱曾经对多生育男孩问题感兴趣，并希望该协会进行研究，而协会竟然提供了如下答复。据称士瓦本（Schwaben）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区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即丈夫和妻子首先要禁酒一个月，然后在某一天，丈夫于中午12点出门，步行20公里到乌尔姆（Ulm）后返回，中间不许在客栈逗留。而妻子在前一周内不准工作，且饮食丰富，睡眠充足，不能在任何方面浪费精力。当丈夫返家后，两人就进行性交。这样做经常能够怀上男孩子。[77]
在“生命之源”协会中，争议最多的是关于未婚母亲和私生子的问题。尽管在纳粹党的宣传中，家庭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被视为民族生命、传统价值及道德的源泉，但是为了实现其鼓励生育和净化种族的目标，当局也宽容了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和私生子现象。希特勒曾经表示：“我们要记住，三十年战争之后，一夫多妻制是得到容忍的，所以，正是得益于私生子，我们的民族才恢复了力量。”[78]罗森贝格也提出，让数百万妇女终身面对其他人的嘲笑，剥夺其拥有小孩的权利，使其以老处女的方式死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一般社会，尤其是教会，对待非婚生子女及其母亲带着令人极其厌恶的伪君子面具。[79]因此，为了促进人口增长，“生命之源”协会一方面反对堕胎，鼓励母亲足月分娩，另一方面则将私生子同婚生子女一样看待，向未婚妈妈敞开大门。
欧战爆发后，希姆莱看到战争将减少德国具有种族价值的人口，因此公开号召党卫队员生育更多的孩子，鼓吹不应再把生育看成是私人的事情，而应看作是为德国的未来保存优良种族。1939年10月，他公开提出“在婚姻之外，对于拥有良好血统的德国妇女和少女而言，有一项重要的责任，即要成为士兵们子女的母亲，这绝不是轻浮的决定，而是基于深刻的道德严肃性”[80]。他和赫斯分别向党卫队员保证：当他们前往战场之时，他们的妻子、女友和子女都会得到足够的产前和产期护理；一旦他们战死疆场，其未婚妻的遗腹子将被看成是士兵的合法子女。[81]而党卫队周刊《黑色军团》则刊发了一篇饱受争议的文章，鼓励妇女生育非婚生或婚外子女。它指责妇女们，甚至包括未婚女性，称逃避生育责任等同于军队里的逃兵。[82]这类言论的出现，导致舆论哗然，军内人士更是明确表示，这无异于鼓励党卫队员和军人的留守妻子们通奸。在一片指责声中，希姆莱不得不解释说，党卫队要帮助的私生子，仅仅是指那些父母本打算结婚，却由于战争而无法实现的孩子。但是，在希姆莱看来，解决人口危机依然是必要而急切的，只有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更充分地发挥“生命之源”协会的作用，更谨慎地处理关于私生子的问题，情况才能有所好转。他命令：私生子的父母如果不愿意结婚或者不能结婚的，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这些孩子的出生登记、健康保险的支付以及税收等问题将被人为地掩盖起来；准备参与“生命之源”行动的内科医生必须在盖世太保成员面前发誓保密；孩子出生面临的一系列法律技术问题都将被小心对待，重要数据要在送给相关部门之前由“生命之源”协会的官员处理。希姆莱对这些计划抱以很大期望，曾表示“仅仅通过这一措施，就可以在18—20年里增加18—20个军团”[83]。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在“生命之源”妇产科医院出生的孩子共约8000名，其中1940年前以未婚女性为多，私生子的比例高达约80%。这类医院之所以无法满负荷运转，一是因为“生命之源”协会出于保密的考虑，不能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二是党卫队员对它的反应也不积极，认为妇产科医院即便拥有优越的条件，接生孩子仍然具有较大风险，因而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在家中生育。但在1940年以后，许多人看到在战争环境下，此类医院能够提供较为安全的服务，因而进入的产妇数猛增，其中私生子的比重下降到50%左右。
欧战爆发后，“生命之源”协会还开展了另一项业务，即收养具有种族价值的孩子。德军入侵他国后，部分军人与被占领国的女子发生性爱关系。据1943年党卫队估计，仅仅在法国就有数千名妇女因为德国军人、党卫队员及占领官员的关系而怀孕。在纳粹分子看来，这些孩子中有不少具有种族价值。尤其在挪威等处，纳粹党人羡慕挪威人的维京血统，德国军方鼓励驻军官兵同挪威妇女生育尽可能多的小孩，成千上万的挪威妇女因此怀孕。这些妇女通过党卫队医生的种族审查之后，就被送往驻地附近或者原德国境内的“生命之源”妇产科医院。虽然确切的数据已经无法得到，但据相关人士回忆，前往“生命之源”医院的外国妇女并不多。除非她们打算结婚，许多妇女并不愿意张扬自己怀孕的事实，其中原因之一是害怕孩子会被送给别人抚养。
“生命之源”协会还在党卫队协助下，从德国占领区引诱绑架一些金发碧眼的儿童。希姆莱指令党卫队员，要把那些种族上可以接受的孩子从占领区带到本土来，以培养成德意志人。他说：“为何我们要如此残忍地将一个孩子带离其母亲呢？如果我们将一个潜在的好种子留给我们天生的敌人，那又是多么残忍啊。”[84]在波兰占领区，德国带走了近20万儿童。在捷克利迪策（Lidice）村庄发生大屠杀事件后，98名孤儿中有13人被“生命之源”协会选中，其他人则被送往灭绝营毒杀。[85]在1939年10月建立的“巩固德意志民族性全国委员会”（Reichskommissariat für die Festigung deutschen Volkstums，缩写RKFDV）的配合下，“生命之源”协会的“儿童之家”对这些孩子进行“再德意志化”教育。这些孩子的年龄在2岁到6岁之间，外表一般都是金发碧眼白肤。通过“归化”后，他们被送往种族上合格并且意识形态上值得信赖的德国家庭中抚养。
直到1944年中期，全国还存在15所“生命之源”妇产科医院，总共拥有130名专业护士，雇用的帮工在700名左右。[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