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社会集团的抵抗活动
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前就拥有自己的政治活动空间，而希特勒实施的纳粹“一体化”又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体化”的起步阶段，希特勒政府还不能无所顾忌地动用国家权力对政敌实施镇压，因此这两个政党尤其是德国共产党，较早就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相比之下，其他社会集团的抵抗运动兴起较晚，不少骨干成员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希特勒执政初期持拥护态度。等到他们逐渐看清纳粹党的真面目，想同希特勒分道扬镳时，纳粹政权已经得到巩固，因而反抗活动的难度大为增加。因此，这些反抗集团的抵抗活动具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慕尼黑的“白玫瑰”组织曾经通过传单与标语呼唤民众，其他集团主要是在纳粹统治下形成一股暗流。他们采取较为保险的方式在集团内外构建联络网，在集团内部的小圈子内探讨“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道路，抓住极少数的时机向西方国家表明“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并寻求支持，在1944年“七二〇事件”中参与谋刺希特勒。
这类团体中产生较早、影响较大的是“格尔德勒集团”（Die Goerdeler Gruppe，又译戈台勒集团、歌德勒团体）。其核心人物卡尔·格尔德勒的经历在民族主义抵抗人士中颇具代表性。他于1884年出生在普鲁士小镇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24]，早年攻读法学。政治上倾向保皇主义，主张恢复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政体。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后回到德国时，霍亨索伦王朝已经瓦解。他曾经犹豫是否应该投入公职生涯，服务于同自己的政治理念相去甚远的魏玛共和国。最后，他选择了从政，1920年起担任柯尼斯堡市副市长，政绩斐然，1930年起任莱比锡市市长，逐渐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中的佼佼者。由于他赞同以紧缩银根的办法来应对经济危机，反对推行膨胀政策，1931年底被布吕宁总理任命为全国物价管制局局长（兼任）。[25]希特勒执政之初，格尔德勒虽然对纳粹党的一些主张持有看法，也拒绝加入该党，但仍然认为纳粹运动中有好的一面，特别希望在该党领导下能够克服德国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因此，作为莱比锡市长的格尔德勒与纳粹党地区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希特勒也很欣赏这位干练的地方行政首长，于1934年再度任命其兼任全国物价管制局局长，甚至将自己的座机供其使用，并邀请其参与一些城市行政法的修订。格尔德勒则希冀在自己的参与下能推动德国向好的方向迈进，因此向希特勒提交过不少备忘录，希望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然而，格尔德勒的一些改革主张，如建立法治国家、实施自由经济和地方自治等，都无法为当局所采纳。尤其在当局摆脱了经济危机和群体失业后，开始迈上扩军备战的道路，在经济政策上离格尔德勒节省开支、平衡预算的想法越来越远。格尔德勒的建议经常被希特勒指责为“完全不适用”。而纳粹政权加强经济干预、扩大政府投资、走向自给自足的努力，越来越使格尔德勒感到难以接受。他逐渐成为政府的批评者。1936年初，纳粹党大区指导处要求拆除莱比锡某大厦音乐厅前门德尔松（犹太人）的纪念铜像，格尔德勒以市长身份表示拒绝。[26]然而，同年11月格尔德勒出访北欧，纳粹党徒趁机把铜像拆除。格尔德勒回国后以强硬姿态要求复原铜像，遭到纳粹党大区指导处拒绝后，毅然辞去市长职务。此时，原先一直邀请格尔德勒加入董事会的克虏伯集团，在希特勒的压力下放弃了承诺，而与当局保持一定距离的博世公司（Firma Bosch）却趁机聘请其担任顾问兼与官方交涉的代表。该职务不仅使格尔德勒得到经济资助，而且能名正言顺地到各地活动，甚至走出国门。1937年，格尔德勒先后前往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翌年又先后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一方面了解国外的经济状况，开拓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努力让外国政要了解纳粹统治的真相，以及“另一个德国”的存在。他在一定的时候，就会写出国外考察的详细报告，分别寄给相关人员，其中包括戈林、沙赫特、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1880—1944）、陆军总司令弗立契、陆军总参谋部军需长弗兰茨·哈尔德、克虏伯集团和博世公司的董事长。[27]格尔德勒在同外国政要接触后，提出了对德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看法。他认为，英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废除《凡尔赛条约》以满足德国的要求，如果德国愿意保证欧洲和平，使英美两国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展开争夺，则它们会对德国有所补偿。在此前提下，德国的殖民地问题、但泽走廊问题、合并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区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获得解决。德国走向世界市场和稳定马克币值等问题，也能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解决。但是，如果德国的行动导致了战争爆发，美国虽然不至于派遣军队进入欧洲作战，但是会给予英国以战争支持。因此，为了德国的利益，政府不应该与西方大国急剧对抗，甚至不惜一战。而当时，希特勒的各种冒险举动将会使德国陷入经济、政治，尤其是道德上的灾难。基于此，格尔德勒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反纳粹抵抗分子。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积极与各方势力联络，组建起一个抵抗集团。范围所及包括军队内中高级军官、企业界领袖、退休的政府高层官员、外交部内的反抗小团体、教会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等。
除格尔德勒外，该抵抗集团内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时任驻意大利大使的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1881—1944）出身汉诺威贵族家庭，30年代初曾经对纳粹党抱有好感，希望它能领导德国走向强盛。然而经过近距离观察后，纳粹领袖们的粗俗表现令其失望，而希特勒的内政外交政策更使其为国担忧。他身为驻意大使，却反对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认为这将给德国带来灾难。1938年初被希特勒解职后，他进入企业界，利用原先在国外的人脉关系，为抵抗集团展开对外联络工作，并利用自己的贵族出身，同军方将领和克莱骚集团联系。[28]约翰内斯·波皮茨（Johannes Popitz，1884—1945）自1932年起即担任普鲁士州财政部长，但因向往帝国时代，一直对魏玛政府持保留态度。1933年希特勒执政时，他认为那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相信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将领导德国走向强盛。然而，纳粹当局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大肆反犹的行为，使其逐渐远离纳粹党。尤其是欧洲战争爆发后，他深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不可能给德国带来和平，因而积极主张用政变的方式来阻止德国对西方国家发动进攻。
“周三社团”（Mittwoch Gesellschaft）是格尔德勒集团联系其他抵抗力量的重要环节。该社团是一个学术团体，参与者中不少是高级官员、军官、工业界巨头和学术界人士，每次聚会都安排人作专题演讲，随后其他成员围绕该题目展开讨论。1933年时，该社团的部分成员还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赞同“领袖国家”的原则。但是随着当局毁约扩军、对外扩张的步伐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转变态度。尤其是1938年苏台德危机发生后，不少成员因反对战争而成为反纳粹政权者，该学术社团也因此成了抵抗人士借以掩护的聚会所。除了哈塞尔和波皮茨，成员贝克成为格尔德勒集团与军内密谋集团之间的联络者，而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延斯·耶森（Jens Jessen，1895—1944）则成为同克莱骚集团的联络者。
格尔德勒集团作为具有德国特点的抵抗团体，在从事反抗活动的同时，也在积极谋划“后希特勒时代”德国的发展蓝图。在政治体制上，该集团不赞同魏玛共和国时期流行的“群众民主”（Massen demokratie）理念，希望通过社会精英来建立稳健的威权国家（autoritaerer Staat），但同时，他们主张以地方分权来取代中央集权，并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各种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和人身自由。新闻自由必须以报道真实为前提，否则将受到惩罚。格尔德勒主张，基层行政区应该实行直接选举，并根据选举结果组建行政机构。在基层行政区以上，直至国家一级，议会应由间接选举产生，即下级议员选举上级议员，最后由各省的议员选举产生由300人组成的国会。全国上议院则由各阶层代表组成，包括各职业团体的负责人，与此人数相等的工会代表，各类经济院主席，包括医师、律师、公务员、技术人员和艺术人员在内的其他职业团体的负责人，3名新教大主教，3名天主教大主教，各大学校长，50名年满50岁并享有民间声望的代表（由国家元首聘任）。在经济体制方面，新体制应完全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经济生活。工资的计算必须以工作绩效取代按时计酬。但工会应该享有自治权，除了有权与企业主或企业主联盟签订有关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合同，还有权推举代表参加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同时他们主张，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费用不应全部由政府以税收收入来支付，应以社会保险取代，劳工也应负担部分保险金。在教育方面，他们认为除追求最高的效率外，还应注重通过教育来达成追求真理的精神，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他们主张，15岁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学一点国民经济学，以便使民众有能力面对经济、币值、国家财政和负债等问题，避免受到一些经济幻想的宣传而对政府提出难以实现的要求。同时，也应使部分劳工有能力阅读企业的收支报表。在外交方面，他们坚持认为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都应留在德国版图内，在此基础上，欧洲应该联合起来，在经济和军事上结成共同体。[29]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抵抗集团是克莱骚集团（Kreisauer Kreis），该名称是盖世太保首先使用的，因集团成员经常在位于西里西亚克莱骚的毛奇庄园聚会。其核心人物赫尔默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von Moltke，1907—1945）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的侄孙，该支系与小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支系不同，对军旅生活并无兴趣。其父亲是虔诚而开明的新教徒，曾创办过一个基督教科学会，其母亲是英国人，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毛奇早年攻读法学，并喜好社会学，崇尚自由主义和法律，期望德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他虽然出身贵族，但很早就脱离一些本阶层固有的特性，关心社会问题，在学生时代就热心投入社会工作，曾在自己世袭的克莱骚庄园中划出公用地来救济贫苦农民。他对纳粹党一直有抵触情绪，认为它是一个反启蒙、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的“四反”政党，[30]为了逃避加入纳粹党，他放弃法官职位，于1935年赴英国深造，希望成为一名英国律师。在英期间，他结识了包括爱德华·哈利法克斯（Edward Halifax，1881—1959）在内的英国高层人士。1938年，毛奇回国，由于具备国际法和英国经济方面的知识，是年秋天起在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侦察和反侦察局（简称“阿勃韦尔”，德文Abwehr）[31]供职，担任法律顾问，负责监督经济事务的执行。由于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1887—1945）同党卫队保安处互相倾轧，对纳粹当局不满，局内不少人与当局离心离德。在卡纳里斯的掩护下，毛奇凭借自己在民法和国际私法方面的专长，做了一些具有反抗意义的事情，如帮助受迫害的政治犯和犹太人，反对德方在占领区内屠杀战俘和人质，尽力降低占领区遭受经济盘剥的程度，通过向国外传递相关信息使一些人免受迫害等，同时在国内加紧寻找志同道合者。
该集团的另一名核心人士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Peter Yorck von Wartenburg，1903—1944）。他早年在图林根、波恩和布雷斯劳等地攻读法律，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考取律师资格，成了一名具有独立思想的律师。1932年在东普鲁士担任“东援”工作中的官员，1934年任职于布雷斯劳高级管理层，1936年起担任全国物价管理机构的顾问。从希特勒上台之初，他就表现出对纳粹党的反感，并拒绝加入该党，由此，从1938年起其晋升之路即已断绝。
瓦尔登堡的妹妹与毛奇的表弟是夫妻关系，在1938年的一次家族聚会上，瓦尔登堡与毛奇两人相识，并很快成为亲密朋友。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为核心，1940年前后，克莱骚集团最终形成。由于环境险恶，该集团并没有正式的成员名单，成员之间也并不全部互相知晓，只有两位核心人物了解全局情况。从现有资料看，主要成员约有20名，另同100多人保持松散的联系。但是集团成员包含了当时“从左到右”的不同阶层，包括贵族、教会神职人员、普通教徒、原天主教中央党领导人士、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士和原工会领袖，他们大多具有博士学位，在政府或军队的不同部门里担任较高的职位或要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都有丰富的经验和影响力。这些成员有不同的追求，但是他们试图通过努力和协商，达成统一的社会政治设想和“核心领导下的共同行动”。[32]
集团成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网，力图在谨慎中扩大集团的规模，同时积极地与国内其他反抗组织和国外取得联系。同时，成员们根据自己的特长，按照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农业、法律、文化及教育等不同领域分成数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为自己的工作领域拟订计划，并寻找具备专长的可靠人士参与其中。成员弗立茨·冯·德·舒伦堡（Fritz von der Schulenburg，1902—1944）负责联络军政界，同以贝克为首的军中反抗集团建立了联系。欧根·葛斯坦迈亚（Eugen Gerstenmaier，1906—1986）和汉斯·舍菲尔德（Hans Schönfeld，1900—1954）都是福音派教会的牧师，负责联络教会人士。前者任职于外交部情报司，经常借助此身份前往瑞典、瑞士和梵蒂冈等地，将克莱骚集团的想法传递给国外。后者也同瑞典北方基督教统一运动研究院建立了联系。亚当·冯·特洛特·楚·舒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tz，1909—1944）、特奥多尔·施特尔策（Theodor Steltzer，1885—1967）和特奥多尔 ·郝巴哈（Theodor Haubach，1896—1945）属于外交事务小组。特洛特·楚·舒尔茨在任职外交部期间积极同国外联系，被称为纳粹德国抵抗运动的“非正式外交官”。[33]郝巴哈和阿道夫·莱希魏恩（Adolf Reichwein，1898—1944）、卡罗·米伦道夫（Carlo Mierendorf，1894—1943）、尤利斯·利伯（Julies Lieber）都是社会民主党员。米伦道夫是经济学博士，曾经领导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他参加了克莱骚集团的经济事务小组，积极争取劳工的合作，以便尽量扩大群众基础。通过他的中间作用，多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参与了克莱骚集团的讨论。他被预选为新政权的宣传部长。利伯则是一位稳健的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改善劳工运动与国防军之间的关系，以此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丰富的政治经历和学识，以及稳健的社会主义思想，使得他在集团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反抗阵营中许多人都期望他能在纳粹倒台之后担任内政部长或政府总理。莱希魏恩负责研究教育和经济问题，被预定为文化部长。律师汉斯·鲁卡什科（Hans Lukaschek，1885—1960）系法学博士，除了参与拟订未来德国的计划，其天主教背景成为同天主教领袖们联系的桥梁。耶稣会士阿尔弗莱德·德尔普（Alfred Delp，1907—1945）也是一名社会学家，负责探索社会公正和劳工阶层的再基督教化问题。他以天主教的社会理论来丰富克莱骚集团内部的社会思想，提出了许多书面的备忘录和草案。通过他的桥梁作用，克莱骚集团与天主教劳工运动的领袖也建立了联系。
促使成员们走上抵抗道路的动因源于他们内心的道德和良知。“他们并非生来就是抵抗者，他们选择放弃稳定的市民生活，置身于反抗恐怖政权的危险之中，这是源于他们追求自由的决心和坚定的人性。”[34]克莱骚集团从基督教的良知出发，认为纳粹迫害和屠杀的行径严重违背了蕴含着人道主义和伦理价值的基督教信仰，将纳粹称为“邪恶的纳粹”“魔鬼般的纳粹”“非基督教的、非民主的、集权化的纳粹”。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构筑未来，强调必须在构想好新政府之后才能推翻现有的政府。克莱骚集团的重要特色就是面向未来。成员们认为，在抵抗过程中，“准备计划越准确、越有远见，希特勒灭亡的那一天就会越快来临，而改革计划也就越容易实现”。他们的行动目标和计划分三个方面：拟订出一整套关于后希特勒时代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具体改革计划；寻找能够领导重建德国的合适人选，组成临时政府，为接管纳粹政权做好准备；通过中介人和中立国间接或直接与西方盟国建立联系，使对手意识到在纳粹统治下还存在着“另一个德国”，争取获得它们的支持，并推动它们在希特勒之后能与德国签订有尊严的和平协定。[35]在这三方面工作中，尤以后希特勒时代的改革计划最为引人注目。1943年8月9日，该集团拟订了一份名为《德国新秩序的基本原则》的文件，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他们的改革计划包括：要求复兴欧洲的基督教传统，恢复人的自由与责任；恢复社会道德，保证信仰和职业自由，保护家庭；抛弃极权主义，反对西方民主制，主张走包含地方自治和群体合作因素的“德国道路”；实行有干预的市场经济制度，推广“人性的社会主义”；组建一个拥有统一主权的欧洲联合体或共同体。
1944年1月，毛奇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克莱骚集团因此元气大伤。“七二〇事件”中，该集团并未参加，但毛奇还是受到牵连，于1945年1月被绞死。
弗赖堡集团（Freiburger Kreis）是此类组织中影响较小的一个，由弗赖堡大学的学者组成，以历史学家格尔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1888—1967）为首。该集团形成于1938年底。它谴责希特勒的恐怖主义政策，强调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玷污了德国的荣誉，但其本身又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和同盟国合作，不希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因而其活动范围较小，影响有限。
“白玫瑰小组”（Die Weiße Rose）是此类组织中知晓度最高的一个，因为它在1942年6月—1943年3月陆续散发了六种传单，呼吁民众参加反抗纳粹政权的活动。该组织的成员较早就受到慕尼黑大学哲学和心理学教授库特·胡贝尔（Kurt Huber，1893—1943）的影响。该教授生于瑞士，早年移居德国，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哲学和音乐，获博士学位。他对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持批评态度，反对大学里实行的纳粹“一体化”。汉斯·舒尔（Hans Scholl，1918—1943）和索菲·舒尔（Sophie Scholl，1921—1943）是一对兄妹。哥哥早年曾积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1941年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医学和生物学，曾短期在苏德战场当卫生员。妹妹早年也曾积极参加德意志女青年团的活动，1942年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生物学。兄妹俩在胡贝尔教授的影响下逐渐走上反纳粹的道路。1942年，以慕尼黑大学的师生为核心，形成了抵抗集团，胡贝尔和舒尔兄妹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成员们以“白玫瑰通信”的方式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因而获得“白玫瑰小组”的名称。小组的规模逐渐扩大，活动范围从南部城市扩及北部城市，并在汉堡成立了分部。斯图加特的欧根·格立敏格（Eugen Grimminger，1892—1986）用资金支持他们的反抗活动，其秘书蒂丽·哈恩（Tilly Hahn）小姐则捐出自己所有的存款，还时常从斯图加特将信封、纸张和多余的油印机带到慕尼黑交给成员们使用。
“白玫瑰小组”的传单大量引用《圣经》和包括歌德、席勒在内的名人的言论，诉诸德国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唤起大家内心的良知来反对纳粹政权。部分传单通过邮局寄往各地，在斯图加特、科隆、维也纳、弗赖堡、开姆尼茨、汉堡、因斯布鲁克、柏林等地，都出现过“白玫瑰小组”的传单。其第一份传单称：“国家从来就不是目的，唯有当它成为让人类实现目标的条件时，它才具有重要性。人类的目标不外是提升个人的力量来促成进步。如果有任何国家体制阻挠个人内在力量的发挥、妨碍思想的进步，即使它的思虑再细密、结构再完备，它还是有害而无用的。……难道不是每个正直的德国人这些日子以来都对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我们之中，谁能想像当面纱从我们脸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远超出过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于世时，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将会感受到多大的羞耻？”[36]其第二份传单则直击纳粹当局在占领区的暴行：“尽管在被德国征服的波兰中，已经有30万犹太人被以最残忍的手法屠杀……德国人仍然笨拙地静止不动，愚蠢地沉睡着，并且助长那些法西斯的罪行。……任何人都希望对于此类的行为能被宣告无罪，每个人都希望继续以最平静的步伐、最平淡的良心走完人生的路途，但他不会被宣告无罪，他将有罪、有罪、有罪！”第五份传单《向全体德国人发出的呼吁》问世于1943年1月，由汉斯·舒尔草拟，经胡贝尔教授修改定稿，被印制了近万份。传单提醒民众，希特勒将把德国带入万恶的深渊之中，随着同盟国军事力量的集结，德国将被打败。同时传单呼吁看到传单的人“支持反抗运动”，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保护个人免于受到罪恶的独裁国家的独裁行为所迫害”而奋斗，并相信这些原则将会成为“新欧洲的基础”。由于这份传单流传较广，全国不少城市中都有出现，因而引起盖世太保的警觉，秘密警察们开始搜寻其源头。同年2月的3日、8日和15日，汉斯·舒尔等三人用沥青在慕尼黑大学和其他建筑物墙面上写了“自由”“打倒希特勒”等口号。这种做法很快被圈外人模仿，也冒险在周边街区书写同样口号。盖世太保恼羞成怒，加强了搜寻力度。
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惨败后，“白玫瑰小组”由胡贝尔教授亲自主笔，撰写了题为《致大学生》的传单，其中表示：“我国人民长期以来所遭受的那种卑劣暴政结束的时候即将到来。如同德国人在1813年时曾经盼望大学生帮忙推翻拿破仑一样，现在他们也盼望着大学生帮忙推翻纳粹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格勒的亡灵是如此地恳求着我们！”[37]该传单后来被盟军复制，用飞机大量散发在德国各地。同月18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慕尼黑大学演讲厅作总体战鼓动宣讲，舒尔兄妹带着一提箱的传单来到无人的门厅，把传单投撒在厅内，希望学生们从演讲厅出来后就可以发现它们。他们离开现场后，发现提箱内还留着一些传单。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返回门厅，并通过楼梯跑到顶部，把传单撒向空中。一名校园管理人发现了他们的举动，叫来了警察。舒尔兄妹遭逮捕，并累及其他一些成员。在人民法庭的审讯中，两人表现坚强，索菲·舒尔对法官说：“就如同我们所知的一样，你也知道我们输了这场战争。但为什么你却如此怯于承认这件事？”[38]四天后，即2月22日，两人被人民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并于同日被处死。4月19日进行第二次审判。欧根·格立敏格最初因为资助“白玫瑰小组”而被判处死刑，但他的辩护律师成功地使用技巧，让哈恩坚称格立敏格根本不知道捐出的钱财用于何处，让格立敏格逃过劫难，仅获10年有期徒刑。但胡贝尔教授却没有那么幸运，被判处死刑。“白玫瑰小组”由此成为历史。
军内密谋集团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在纳粹统治强化和战争的形势下，愈益成为抵抗力量中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希望。该集团的领袖人物是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他早年从军，1911年进入总参谋部供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集团军参谋长，战后任炮兵团长。1930年法庭审讯三名在军中宣传纳粹主义的军人，他挺身为他们作辩护，甚至到最高法院为他们出庭作证。可能由于这段经历，希特勒上台执政后，他仕途顺利，于1933年10月1日就任作为陆军总参谋长前身的国防部军队办公室首脑（Chef des Truppenamtes），1935年德国公开扩军后，正式成为陆军总参谋长。他赞赏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军事条款、宣布公开扩军的行动，在总参谋长的岗位上积极从事扩军活动，1938年晋升为上将。贝克富有教养，思维敏捷而又思考周密，在同僚中颇有声望。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当局态度的转变过程，在军中密谋分子中颇具代表性。转变的起点是不满于陆军总司令弗立契遭盖世太保诬陷而被希特勒免职一事（详情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因为他坚持认为军官团应该在德国拥有传统的特殊地位。[39]随着1938年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愈益升温，他担心希特勒的鲁莽行为将招致英国、法国和苏联对德国宣战，使德国陷入深渊。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他多次上书希特勒，要求停止冒险。[40] 1938年8月18日，他为此辞去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一来希望以此表明自己态度的坚决，引起希特勒的重视，二来希望包括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内的高级军官能群起仿效，给希特勒造成更大的压力。但希特勒使用封锁消息的办法渡过了难关。贝克从此走上坚持反抗的道路。由于他公开亮出了反抗的旗号，其他心怀不满的将领也逐渐态度明朗，互相接近，形成密谋集团。这些军官包括：弗兰茨·哈尔德，继任陆军参谋长；埃尔温·冯·维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原任管辖柏林及周边地区的第三军区司令，1938年2月一度被希特勒解职；埃里希·冯·布罗克道夫-阿勒费尔特（Erich von Brockdorff Ahlefeldt，1887—1943），时任波茨坦驻军司令；埃里希·霍普纳（Erich Hoepner，1886—1944），时任驻图林根装甲师师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Karl 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此外，1934年已经退职的前陆军指挥部首脑（即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也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虽然没有正式卷入，但也属于知情者。
1938年8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日益升温，军内密谋分子打算趁机起事，准备在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逮捕他，把他送上人民法庭，指控他轻举妄动地把德国投入欧洲大战，从而剥夺他执政的资格。此后，他们准备在短时期内实施军事独裁，随后组建由社会上知名人士领导的临时政府，再在适当的时间，组织一个保守的民主政府。他们派人前往英国寻求支持，尽管受到丘吉尔等人的接待，但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却心怀疑虑。更重要的是，随着慕尼黑会议的召开，希特勒的冒险举动获得了丰厚的报偿，密谋分子的行动反而失去了理由。
随着各个集团抵抗活动的发展和德国战场形势的恶化，国内多股抵抗力量逐渐融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一个相对统一的抵抗集团逐渐形成。该集团的五名核心领导成员是：路德维希·贝克；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卡尔·格尔德勒；威廉·洛伊施纳（Wilhelm Leuschner，1890—1944），社会民主党人，前全德工会联合会副主席；雅各布·凯撒（Jakob Kaiser，1888—1961），前天主教工会领导人。卷入该集团的成员还包括沙赫特、汉斯·冯·克卢格（Hans von Kluge，1882—1944）元帅、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元帅、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Georg von Küchler，1881—1968）元帅和冯·维茨勒本元帅。[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