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斯巴赫备忘录》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召开高级军政会议。会议的规模极小，连会议记录者在内，共七人，分别为：元首兼总理希特勒，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勃洛姆贝格陆军元帅，陆军总司令弗立契上将，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空军总司令戈林上将，外交部长牛赖特，会议记录者、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1894—1980）上校。会议从下午4∶15开到晚上8∶30，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希特勒一开始即声称，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极为重要，在其他国家，将会为此举行内阁全体会议，但是他，正因为事情的重要性，决定不把它放到内阁的较大范围内讨论。他想对与会者说明关于德国外交形势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基本思想，这是他深思熟虑和执政四年半经验的结果，为了德国长期政策的利益，万一他离开人世，应当把这一说明视作他最后的意愿和遗嘱。
希特勒表示，德国政策的目标是获得安全，保存和扩大种族团体，因此是一个生存空间问题。拥有8500多万人口的德意志种族，由于人数的众多和在欧洲居住空间的狭小，形成了紧密的种族核心，类似的核心在任何别的国家中都找不到。这意味着它有权获得比其他民族更多的生存空间。然而由于几个世纪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德国的领土面积与德意志种族核心的状况极不相符。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对保持当今德意志民族的巅峰状态有极大的威胁。因此，德国的未来最终取决于空间要求的解决，当然这种解决只能在1—3代人的时期内谋求。他提出，在现有的领土面积内，要想实现“自给自足”，在粮食和经济方面都是无力维持的。而参加世界经济，“由重整军备的经济效果所导致的世界经济景气决不会构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布尔什维主义引起的经济混乱还会破坏这种稳定性”，同时德国的进出口交通要通过英国控制的海路，“运输安全比外汇更成问题”。希特勒认为，“世界政治大星座在缓慢地变动，具有坚强的种族核心的德意志人将在欧洲大陆的中部为取得这种成就找到最有利的条件。各个时代——罗马帝国和不列颠帝国——的历史都证明，只有粉碎抵抗和进行冒险，扩张才能进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从来就不存在无主的空间，现今也没有，进攻者总是会遇到占有者的。德国面临的问题是：在哪里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德国的问题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解决”。
关于德国在扩张过程中将要遇到的主要敌人，希特勒表示：“德国政策必须考虑到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它们是不会容忍屹立于中欧的德国巨人的。两国都反对德国在欧洲或海外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它们能够赢得国内一切政党的支持。两国都把德国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视作对它们海外交通线的威胁，以及对德国贸易的保护，并导致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加强。”希特勒指出，不列颠帝国的持久性不能同罗马帝国相比，它“强调以不列颠皇冠作为帝国统一的标志，其本身就承认了帝国不能长期通过强权政策维持自己的地位”。
关于德国向外扩张将在“什么时候”实施，希特勒提出，“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心是，最迟在1943—1945年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在这个时期之后，形势只会向坏的方向转化”。其理由是：“陆海空军的重新装备和军官团的组织已接近完成。装备和武器都是新式的，进一步拖延有过时的危险。尤其是‘特殊武器’的秘密不可能永远保持。征募后备役人员要受到现时适龄应征者的限制，依靠超龄而未受过训练者来补充是不合用的。由于那时其他国家将重新武装，我们的相对实力将会下降。如果我们到1943—1945年还不行动，由于缺乏储备，每年都会发生粮食危机，应付危机所需要的外汇是无法得到的。”同时他还指出，“一方面有庞大的国防军，有把它维持在现今水平的必要性，有正在成熟的运动和它的领袖们；另一方面，存在着生活水准下降和出生率降低的前景。这些使我们除了行动没有别的选择”。他提出，如果遇到以下两种情况，德国则可以提前动手。第一种情况，“法国的内讧发展成一种国内危机，以致法国军队完全被用于对付这事，无法对外从事对德战争”；第二种情况，“法国深深地卷入同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以致不能‘从事’反对德国”。
至于首度扩张的地点，希特勒提出：“为了改善我们的政治军事地位，在我们被卷入战争时，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反对西方的行动中排除侧翼的威胁。”同时，他认为，“从政治军事的观点来看，这两个国家归并德国意味着一项实质性的利益，即德国将获得更短更有利的边界，腾出军队作其他用途。此外，假如每100万居民能组成一个新的师，就能增加大约12个师的新军队”。他表示相信，当德国行动时，“英国，可能还有法国，差不多肯定无疑地把捷克人默默勾销了，并甘心由德国在适当的时候解决该问题”。意大利、波兰和苏联也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根据相关文件的简要记载，部分与会者对希特勒提出了不同意见。军事部长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在估计形势时一再强调，英法不应当成为我们的敌人，并认为，与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不会把法国军队束缚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法国无力同时在我国西部边界以优势兵力作战”。弗立契还表示：“估计法军可用于阿尔卑斯边境的兵力大约是20个师，因此在法德边境会保持强大的优势，根据德国的想法，屯兵西线的任务就是进军莱茵区。而且，还必须把法国在动员时扩大的优势算进去。此外，撇开勃洛姆贝格元帅着重指出的一点，即目前我们防御工事的水平还比较低下，还必须考虑到为西线配置的四个摩托化师或多或少都有点缺乏机动能力。”对于希特勒提到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勃洛姆贝格特别提请注意捷方防御工事的坚固，该工事扩建完成后，便具有马奇诺防线的构造，将给德国的进攻造成极大的困难。弗立契呼应说，他下令在今年冬天进行研究的正是这样的课题，即探究对捷克人采取行动，摧毁捷克的防御系统。
关于对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从而有利于德国行动的预测，牛赖特认为，英法意之间的冲突不会在元首假设的这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发生。希特勒提出反驳，并认为这种冲突可能在1938年夏天爆发。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建议考虑英法的态度，希特勒在答复时重复了先前的陈述，即他确信英国是不会介入的，因而也不相信法国会向德国开战。“如果先前提到的地中海冲突导致欧洲总动员，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对捷克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不参战的大国宣布中立，那么德国也必须暂时采取同样的态度。”
根据记载，会议的第二部分涉及军备物资的具体问题，但讨论情况未载入现存的相关文件。[1]
会议结束后五天，与会的霍斯巴赫上校整理出一份备忘录，史称《霍斯巴赫备忘录》（Hoßbach Niederschrift）。他曾两次试图把文件给希特勒过目，但希特勒都回答说太忙碌，没有时间看它。[2]后来霍斯巴赫把文件交给了勃洛姆贝格，后者将之放进西里西亚利格尼茨的OKH档案处。1938年1月28日，霍斯巴赫因“勃洛姆贝格-弗立契事件”被解职，[3]《霍斯巴赫备忘录》逐渐被人遗忘。1943年底，一位名叫库特·基希巴赫（Count Kirchbach）的德国军官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该文件，并为军史部门抄写了一个复本。“战后，美国人发现了基希巴赫的抄本，又抄了一份供在纽伦堡起诉之用。霍斯巴赫和基希巴赫认为，这个抄本比原抄本短。”[4]被删除部分包括牛赖特、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对希特勒论据的批评。离奇的是，备忘录原件和基希巴赫的抄本就此失踪，至今没有露面。
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认了该文件，作为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罪证。不少“正统学派”史学家也将它视作希特勒发动战争的侵略蓝图。英国史学家A.J.P.泰勒在1961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对之提出异议。他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奇怪的集会，与会者中只有戈林是纳粹党人，其余都是旧式保守主义者，其中除雷德尔外，都行将在三个月内被解除职务。“他为什么向他不信任的和他不久要解职的人泄露内心深处的思想呢？”答案只能是：他并没有泄露内心深处的思想。在随后发生的国际史学界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争论中，“霍斯巴赫会议”和《霍斯巴赫备忘录》的来历和地位是其中的主要内容。[5]泰勒在书中提出：“这次会议是国内事务中的一个策略，在这一点上，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沙赫特的财政天才能力能使重整军备和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但此时他在进一步扩大军备计划上踌躇不前。希特勒害怕沙赫特，并且不能回答他的财政论据。他只知道这些论据是错误的：纳粹政权不能松弛其势头。希特勒企图把沙赫特同其他保守主义者隔离开来，所以他不得不争取他们赞成一项增加军备的计划。”[6]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T.W.梅森（T.W.Mason）却认为，会议并不是希特勒召集的，而是“由勃洛姆贝格召开的，他希望借此对戈林表示不满，后者滥用自己作为四年计划全权总办及原料和外汇掌管人的权力，牺牲陆军的扩军费用，而偏袒空军的扩军计划。这样一来，希特勒就面临必须调停他的两个主要部属之间发生的重大争端的尴尬局面。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力求回避这个僵局，大谈特谈德国战略的一般目标”。梅森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泰勒的，但是其关于会议起因的说法却明显有利于泰勒，以至于后者在回应文章中表示，“我把所谓的《霍斯巴赫备忘录》提到的那次会议说成是希特勒为了对付沙赫特而召开的，是完全搞错了”，也许根本不应该在书中提到这次会议。[7]其实，希特勒作为一个有着坚定目标的机会主义者，经常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宣示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这次会议而言，起因似乎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希特勒在会上的讲话，是否指导着德国未来的行动？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1914—2004）说得好，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对更快更公开地达到目标所要遇到的危险作了重新估价。“会上，希特勒作出了主张战争的不可逆转的决定。”会议之后的18个月内，他在会上提到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都被推翻了，这一事实反映了会议所作决定的真实性。[8]
作为“霍斯巴赫会议”的后续影响，1937年12月7日，武装部队国防处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1890—1946）提交了关于军事预案的修正稿，把原先以防卫为主的预案修改成进攻计划。希特勒执政后，随着当局走上毁约扩军的道路，抵御和反击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及其中欧盟国军事干预的事务提上议事日程。1935年晚些时候，军方提出了《红色方案》（Fall Rot），以后继续编制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Fal Grün）。1937年6月24日，军事部长勃洛姆贝格根据希特勒的旨意，向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分别下达了标有“绝密”字样的指令，要求武装部队“为可能在1937年至1938年这个动员时期发生的战争作好准备”。这份密令里包含了《红色方案》和《绿色方案》，其中《红色方案》处于优先地位，[9]该方案假定法国对德国发动突然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将把主力用在西方。此外，密令还规定德国武装部队要对如下三种情况作好“特别的准备”：一是对“奥地利的武装干涉”，代号为“奥托”（Otto），以应对哈布斯堡王室的奥托在奥地利复辟的企图；二是“同红色西班牙的战争纠纷”，代号为“理查德”（Richard） ；三是“英国、波兰、立陶宛参加一场对我们的战争”，这将是《红色方案》和《绿色方案》的延伸。1937年12月约德尔提交的修正稿，将《绿色方案》置于优先地位，并加强了其主动性和进攻性。此举证明德国在“霍斯巴赫会议”之后已把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上了议事日程。
另一个后续影响是希特勒排斥异己，进一步加强集权。其实，这次成为牺牲品之一的勃洛姆贝格远不属于“异己”力量。希特勒执政初期，他在巩固政权和毁约扩军方面都曾积极配合，作出较大贡献，但由于在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招来了猜忌。1938年1月下旬，盖世太保搜集了其新婚妻子曾经当过妓女的材料，又炮制了弗立契同街头男妓搞同性恋的假案，希特勒借此迫使两人以“健康不佳”的名义辞职，同时整肃了一批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的高级将领，其中16名高级将领被免职，44名调职。同年2月4日，当局公布《希特勒关于德国武装部队统辖权的命令》，命令宣布：从即日起，希特勒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辖权。“原军事部属下的武装部队局及其所有职能，将作为我属下的军事参谋机构而由我直接统辖，成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一职将由前武装部队局局长（凯特尔——引者）担任，他还将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并享有德国部长的身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也将统辖军事部的工作；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将以我的名义行使迄今由军事部行使的职权。和平时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任务是遵照我的指示，为整个德国的防务在各方面进行联合备战。”[10]弗立契的陆军总司令一职，则由瓦尔特·冯·勃劳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948）接任。内阁中，牛赖特被免去外交部长一职，由里宾特洛甫接任，沙赫特被正式免去经济部长职务，由纳粹党人瓦尔特·冯克接任。翌日，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大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