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教育与特种学校
希特勒曾经强调，国家应该全面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学生在校期间国家要管，在校外或脱离学校之后更要管。希特勒青年团、德意志女青年团和国家劳动服役队，在实施纳粹的校外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缩写HJ）可以溯源到1922年3月成立的纳粹运动第一个青年组织——纳粹党青年联盟（Jugendbund der NSDAP）。该联盟由慕尼黑失业青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兰克（Gustav Adolf Lenk，1903—1987）受命组建并担任领袖，隶属于冲锋队。[121] 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该联盟遭禁，分裂成数个相关组织。1926年，纳粹党在魏玛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青年组织，定名为希特勒青年团，作为纳粹党的青年组织，由库特·格鲁贝尔（Kurt Gruber，1904—1943）任全国领袖。格鲁贝尔上任后，模仿纳粹党的组织架构，在普劳恩（Plauen）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全国指导处（Reichsleitung），内含14名成员，各分管诸如青年教育、青年福利、宣传、军事体育等方面的工作（以后成员数和分工情况多次发生变化）。[122]地方上建立9个大区（Gau）。1928年，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决定为10—14岁的男童设立少年队（Jungvolk），为女青年设立女性组织。希特勒青年团早期归冲锋队管理，经济大危机期间地位逐渐上升，到1932年5月获得独立地位，直接受纳粹党领导，其全国指导处也于1931年5月1日搬迁到慕尼黑城内纳粹党全国总部旁边。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于1933年7月17日任命26岁的纳粹党国会议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为全国青年领袖，授权其在内政部长领导下监管全国青年的一切活动。同年底开始，希特勒青年团着手解散或吞并全国的青年组织。第一个目标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德国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它的下属组织共拥有成员1000万人之多。至1933年6月17日，这一目标基本达到。随后是基督新教青年团体——德国福音青年会（Evangelische Jungendwerk Deutschland），于1933年12月将该团体整体并入其中。当目标指向天主教青年组织时，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进一步增强。如1934年2月14日，一名天主教地方教士写信给纳粹党地方领导人，抱怨当地小学里五年级教师A，使用包括威胁、写检查等各种手段，要求班内10名天主教青年俱乐部成员转而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穿上光荣的褐色制服”。该地方领导人尽管内心支持教师A，但迫于当时的政教关系，还是在回信中答应教士，要求教师A在处理事情时要小心、聪明和含蓄。[123]但随着纳粹当局对基督教会的压力逐渐加大，这一障碍也被扫除。
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根据席拉赫的建议，发布一项名为《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国家青年组织》（Hitlerjugend wird Staatsjugend）的命令。其中称：“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取决于青年，因此德国青年必须准备好承担起未来的责任。政府决定：
1.德国境内的德意志青年组织为希特勒青年团；
2.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除了在家庭里或学校里接受教育时，都必须在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接受希特勒青年团在体格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教育，准备为民族和共同体服务；
3.在希特勒青年团框架内教育德意志青年的任务授予纳粹党全国青年领袖，他的办公室列入最高政府机构的行列，他本人直接对元首兼政府总理负责；
4.本命令的实施细则将由元首兼政府总理发布。”[124]
这样，全国一切青年运动均纳入希特勒青年团，同时该组织从党的青年组织扩大为国家青年组织。
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发布第二项命令《青年的服务义务》（Jugenddienstpflicht），将上一项命令的第一款具体化为“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服役是德意志人的光荣……从10岁到19岁的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都必须在希特勒青年团服役……违者将处以150马克的罚款或监禁”[125]，这样，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及其相关组织德意志女青年团（Bund Deutscher Mädel，缩写BDM）就成了强制性行为。
纳粹党执政前，希特勒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吸引德国青年充当纳粹党的后备力量，扩大纳粹革命的群众基础。执政之后，它的任务就转变为用纳粹主义精神灌输全国青年，组织体育锻炼，从事军事预备训练，训导青年为元首和民族效力，同时向纳粹党、党卫队和国防军输送后备力量。这时，希特勒青年团作为青年组织，尽管还继续沿用1933年以前流行于德国青年运动中的口号“青年必须由青年人领导”，但实际上早已沦为当局的有效工具。
希特勒青年团对青年的教育主题，与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吻合的，即强调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生存空间论，攻击民主体制，歌颂纳粹极权统治。其入团誓词充满着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力图将全体青少年培养成纳粹信徒和希特勒的盲目追随者。誓词为：
你，元首，我们的统帅！
我们坚定地同你站在一起。
神圣帝国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也是我们奋斗的起点，心愿如是（阿门）。
你的话语是我们行动的节律；
你的信仰为我们构筑了共同的天堂。
即使死神掠去了大批生命，
帝国的皇冠也永远不会坠落。
我们准备好了，
你沉默的意愿使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
像铁链，肩并着肩，
在你的周围筑成一道忠诚的长墙。
你，元首，我们的统帅！
我们坚定地同你站在一起。
神圣帝国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也是我们奋斗的起点，心愿如是（阿门）。[126]
希特勒青年团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利用青年组织的特点，大力张扬其独特的“社会主义”理念。该团一名领袖曾经公开声称：“所有的工作都服务于同一个伟大的理想。在此之前，不同职业、背景和财产之间的差别都要消除，在这个青年团体中大家有相同的权利和职责，大家紧挨着站在一起。没有为穷人或富人设立的特殊的希特勒青年团，没有为刚入学的男孩和女孩设立的特殊的希特勒青年团，也没有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设立的特殊的希特勒青年团，任何纯种日耳曼血统的人都属于这个集团。在青年的旗帜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百万富翁的子女与失业工人的子女穿着并没有区别，都穿着共同体同志的服装——希特勒青年团的褐衫。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就表明了一种态度，他们之间并不询问阶级或职业，只是询问职责和成就……我们无阶级的青年共同体的象征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旗帜……在这中间形成了新一代社会主义的愿望。”[127]为了体现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希特勒青年团在经济大危机期间就救助过生活困难的青年，向他们发放免费的食品。希特勒掌权后，更多地表现在保护青年方面。1933年，政府颁布《全国青年法令》，规定禁止雇佣童工，20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可以获得各种保障，包括医疗保障、每周40小时工作制、每年三周的带薪休假期等。与此同时，希特勒青年团作为全国的青年组织，还尽力倡导集体性的野营拉练和夜晚在营地周围集体唱诵民族歌曲的生活方式，以强化全体民众的共同体意识和同志情谊。[128]
为了适应从事校外教育的需要，希特勒青年团的组织结构在纳粹统治时期作了调整和扩充，将覆盖对象扩大到6岁以上的孩童，形成男性的学龄团员组织、少年队、正式团员组织和准军事性分团，以及女性的少女队、德意志女青年团、“忠诚与美丽”组织等几个层次。各个层次的组织，其成员全部穿着褐色上衣配黑色裤子的制服。
学龄团员组织（Pimpf）的成员是6—10岁的男性儿童。所谓学龄团员实际上就是希特勒青年团正式团员的见习期。每个成员备有一本表现记录簿，记录他在整个纳粹青年运动中的表现情况，其中包括体重、奔跑速度、力量等成长数据，射击、跟踪、行军等军事能力，以及纳粹知识测试等思想发展状况。[129]
少年队（Deutsches Jungvolk，缩写DJ）的成员为10—13岁男性少年。从学龄团员升入少年队，要经过各种内容的考核，其中包括背诵纳粹主义要义和纳粹党歌歌词全文，操练查阅地图的能力，参加军事游戏，为国家收集废纸和碎铜烂铁。体育方面的考核有通过跑、跳、掷的最低标准，并参加为时一天半的野营拉练。1936年，全国青年领袖席拉赫发起“儿童献礼”活动，要求全国所有年满10岁的儿童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一起加入少年队，将自己作为礼物献给希特勒。同年底，希特勒青年团宣布，全国95%出生于1926年的孩童已经成为少年队员。[130]从此，每年的4月20日成为10岁孩童加入少年队的特定日期，考核合格者在那天集体宣誓加入少年队，接受刻有“血统与荣誉”字样的队员短剑。入队誓词是：“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少年队的政治信条是服从，日常训练项目包括识读旗语、修理自行车、铺设电话线，以及投掷手榴弹、射击气枪和小型步枪等简易军事训练。少年队的活动安排是频繁而紧凑的，除每个周三前往固定地点参加“青年之家活动”之外，几乎每天的课余都有安排，参加射击、郊游、列队游行等。少年队的不少活动都安排在周六甚至周日，这样孩子们可以免除周六上学的烦恼，同时冲掉教堂的礼拜活动。而教师和父母也不敢有太多的抱怨，就像一个小女孩说的那样：“如果这些老头子中有哪一个敢鼓足勇气提出抗议的话，那是立即会被告诉组织领导人的，而此人便会找到校长并将这位教师解聘。”[131]
14—18岁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正式团员，全部过集体生活，住在固定的营房里。成员除花费少量时间学习美术、艺术、新闻写作和音乐知识外，大部分时间用于接受野营、体育和纳粹思想等方面的系统训练，有时也参加大型纳粹游行集会。1939年8月11日，为了适应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全国青年领袖席拉赫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利用希特勒青年团正式团员组织为军事部门培养后备人材。为此，青年团按武装部队（1935年由“国防军”改名而来）的要求组织军训活动，武装部队则每年为青年团培训三万名教官。正式团员组织也按此确定各系列的准军事性分团，形成摩托分团（die Motor HJ）、海上分团（die Marine HJ）、滑翔分团（die Flieger HJ）、巡逻服务队（HJ Streifendienst）四大系列，团员分别在其中接受特种军事预备训练。[132]
在四大系列中，最受团员欢迎的是滑翔分团。成员在其中可以接受特殊的飞行训练。一位名叫赫克（Heck）的成员曾经回忆起第一次飞行时的情形：“我绑好安全带，坐在木制的座椅上，这是一架基本的SG 38滑翔机，就像一个有着翅膀的木头架子……我的20名同志拉住橡胶绳，然后将我弹向空中，就像一块石头被飞速射出一样。草从我身边飞过，我拉着横杆，飞翔了！”[133]那些成功完成各项飞行测试的成员将获得飞行勋章，总共分为A、B、C三个等级。在训练期间，他们还要到空军基地参加2—3周的训练课程，内容是充当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副驾驶员。在纳粹统治早期，参加滑翔分团的成员将加入纳粹党的航空组织，当欧洲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成员常常直接被送往战场从事军事服务。摩托分团的训练重点是驾驶军队中的行驶工具，海上分团的任务是让团员获得各种航行知识，学习驾驶船舰，为将来加入海军作准备。而巡逻服务队则是希特勒青年团中的情报监控组织，成员们一方面对青年团组织实行监控，报告其中不服从命令的行为，同时训练到敌对组织“卧底”的本领，为日后加入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打下基础。
德意志女青年团（Bund Deutscher Mädel，缩写BDM）是女性青年的组织，成立于1933年纳粹党执政以后。它是广义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组成部分和狭义的希特勒青年团的姐妹组织。由于纳粹当局赋予女性的职责是充当德意志斗士的贤妻良母，要求她们围绕着“厨房、孩子、教堂”转，因而女青年团强调培养团员成为“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载体，为同志和事业献身”，在体格上为当母亲作好准备。德意志女青年团划分有少女队、正式团员组织和“忠诚与美丽”组织等三个层次的下属组织。全体成员穿着深蓝色裙子、白色衬衫和褐色上衣的统一制服。
10—13岁的女孩属少女队（Jungmädelbund，缩写JM），定有体育标准，包括跑步、跳远、投球、翻筋斗、走绷索和完成两小时急行军或游泳100米。其智力学习则是熟记元首及其战友在“奋斗时期”的英雄业绩，背诵国歌和纳粹党党歌、纳粹党的纪念日、希特勒青年团烈士的姓名，识读德国地图，牢记《凡尔赛条约》的内容，了解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德意志人状况，以及学习本地的历史、习俗和英雄传奇故事。此外，少女队员还必须参加青年寄宿舍的周末活动，学习铺床、整理行装和干家庭杂活。
德意志女青年团正式团员的年龄为14—16岁，其训练内容与少女队大致相同，但加强了纳粹主义理论灌输和长途野营拉练。
17—21岁的女青年团员进入“忠诚与美丽”（Glaube und Schönheit）组织。该组织是直接为成员当贤妻良母作准备的，训练的重点是家政、生活美化、体质训练、健康指导、身体韵律和女性风度等。
表5-1 希特勒青年团（广义）成员数变化情况[134]（1932年底—1939年初）（单位：人）
纳粹统治早期，曾规定14岁以上的男女少年在农忙时必须参加农村劳动服役。以后成为制度，规定这些男女少年必须经过为时一年的“下乡年”。在这一年里，少年们上午参加农业劳动，下午参加集体学习，学习内容为纳粹运动史、种族学和时事讲座。农忙时全天参加劳动。1935年6月26日，纳粹当局颁布《国家劳动服役法》（Reichsarbeitsdienstpflicht），规定18岁以上的青年必须参加国家劳动服役，并为此组建了“国家劳动服役队”（Reichsarbeitsdienst，缩写RAD）。在实际执行中，男青年由于还需要到军队服役两年，一般在18岁那年参加劳动服役半年，其间穿着统一制服，用尖镐和铁锹从事无报酬或低报酬（每天25芬尼）的艰苦劳动，过兵营式生活。
女青年在18—21岁期间，到城乡德意志家庭内从事家务服役一年，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并参加田间劳动，这样既能腾出农村劳动力，又能使女青年实践婚前家政。
1935年纳粹党党代会曾经勾勒过男性纳粹接班人成材的全过程：男孩子参加少年队，然后转入希特勒青年团；青年参加冲锋队、党卫队或纳粹其他准军事组织，服义务劳役，然后应征入武装部队；从陆、海军退役的青年人，重新回到冲锋队、党卫队或其他纳粹组织。这样，一个过程才算完成。在纳粹时期，青年要进大学，也必须先在劳动服役队或军队内呆两年半。[135]
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运作过程中，青年营由于时间紧凑、内容丰富而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在1937年出版的相关手册上，刊登了全国青年领袖办公室下属文化处制定的两周青年营的活动内容指南，从中可以看出青年营的活动内容，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对德国青年的灌输内容。指南内容为：
7月10日，星期五：
口令：阿道夫·希特勒 座右铭：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中心话语：我们要永远感谢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使我们能在今天开营。
歌曲：向前，向前……
营日主题活动：考虑到营员在赴营路上较为疲倦，暂停。
7月11日，星期六：
口令：巴尔杜·冯·席拉赫
座右铭：任何破坏我们团体的企图，见鬼去吧。
歌曲：我们不是平民、农民、工人……
营日主题活动：我在希特勒青年团里要干什么？（使用全国青年领袖办公室的小册子）
7月12日，星期日：
口令：德国
座右铭：德国，德国，高于一切！
早仪式上的誓词：我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不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日后当公务员或到其他地方供职，而是为了无私地为祖国服务，就像歌中所唱：“我们跳动的心永远忠于德国。”
歌曲：我们的旗帜升起来……
营日主题活动：因周日有体育比赛等活动，暂停。
7月13日，星期一：
口令：维杜金德（Widukind）[136]
座右铭：成为一个民族是现时代的宗教。
中心话语：如果我们为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而战斗，让所有的青年都进入其中，我们就是在为民族作奉献，因为青年的今天就是民族的明天。
歌曲：神圣的祖国啊……
营日主题活动：我们要牢记祖先们的遗愿。（使用全国青年领袖办公室的小册子）
7月14日，星期二：
口令：弗里德里希大王
座右铭：活着固然重要，尽责更为崇高！
中心话语：我们推崇志愿原则，这是我们共同的基础。
歌曲：我们的队伍向前进……
营日主题活动：普鲁士主义，我们的理想！
7月15日，星期三：
口令：席尔[137]
座右铭：德国的国防，德国的荣誉。
中心话语：席尔曾经痛惜普鲁士因没有国防力而失去荣誉。阿道夫·希特勒使德意志民族夺回武器，因而为德国恢复了荣誉。我们要永远强大，决不再失去荣誉。
歌曲：现在，我们必须进军……
营日主题活动：士兵保卫着德国的发展。（使用全国青年领袖办公室的小册子）
7月16日，星期四：
口令：朗格马克（Langemarck）[138]
座右铭：你永远不能虚度光阴！
中心话语：营区领袖告诫我们，青年应该尊敬在世界大战中捐躯的两百万壮士。他们为德国而死；我们也应该为了德国而强壮自己。我们是斗士们的接班人。世界大战斗士们身上的污泥已经洗净（他们曾被指责为凶手），全体德意志青年怀着崇敬的心情朝圣他们的捐躯之地，扶起倒下的军旗。
歌曲：野鹅穿过黑夜……
营日主题活动：第三帝国扎根于世界大战。（使用全国青年领袖办公室的小册子）
7月17日，星期五：
口令：里希特霍芬[139]
座右铭：民族，再次腾飞！
中心话语：营区领袖讲述世界大战中德国战斗机飞行员的献身事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英奈尔曼（Innelmann）、伯尔克（Oswald Boelcke，1891—1916）、里希特霍芬这些名字。如今我们拥有了强大的空军，但仍然坚持以弱胜强的传统。
歌曲：士兵背着来福枪……
营日主题活动：朗读著名航空书籍中的信件和段落。
7月18日，星期六：
口令：施拉格特[140]
座右铭：让斗争成为青年的最高目标！
中心话语：本营领袖教导我们要成为战士，要像成人一样地牢记：挫折使我们更强壮！权利不是来自乞求，而是来自战斗！勇敢是美德！战斗者将获得权利，不战斗者将丧失一切！凡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决不依赖上帝。我们唯一需要祈祷的是：不要让我成为懦夫！
歌曲：打开血染的旗帜……
营日主题活动：德意志人在世界——《凡尔赛条约》是我们沉重的枷锁。（使用全国青年领袖办公室的小册子）
7月19日，星期日：
口令：海尔伯特·诺库斯[141]
座右铭：为德国的奉献是神圣的事业！
歌曲：让旗帜飘扬……
早仪式：这是一个较大的仪式。
基本思想：只要我们将海尔伯特·诺库斯的献身精神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我们就不能被称作不信教者。
营日主题活动：因周日有家长见面、竞赛活动等，暂停。
7月20日，星期一：
口令：血统
座右铭：保持纯洁，走向成熟。
中心话语：营区领袖转述华尔克·弗兰克斯（Walker Flex）的上述座右铭，要求男青年洁身、非礼勿思、非礼勿行。“服务是服务，酗酒是酗酒”这样的话不适合我们，我们坚持“非此即彼”。
歌曲：青年人，永向前，你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营日主题活动：希特勒青年团员的理论考试，“德意志青年”的表彰活动。
7月21日，星期二：
口令：荣誉
座右铭：作为青年团员，荣誉高于生命！
中心话语：营区领袖诠释座右铭。
营日主题活动：同7月20日。
7月22日，星期三：
口令：老卫兵
座右铭：即使我们都死去，德国也必须生存。
歌曲：我们行军穿过大柏林……
结业典礼（晚上）：营区领袖作最后演说。营员依次背诵每天的口令。“德国”一词将铭记终生。
为了培养纳粹事业的继承者，当局还创办了特种学校，用于培育纳粹精英，即未来的政治官员和政治立场坚定的专业技术干部。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sanstalten，缩写NPEA），简称“那波勒”（Napola），是纳粹特种学校中的初始类型。1933年4月20日，时任普鲁士文教部长的伯恩哈德·鲁斯特下令，在位于普伦（Plön）、科斯林（Köslin）和波茨坦（Potsdam）的三个旧军官学校的校址内创办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作为向希特勒的生日献礼。[142]此类学校最初由政府教育部经办。到1938年，从原来的3所发展到23所，其中1所建在原奥地利境内，1所建在苏台德地区。到1942年，更是发展到40所，其中3所为女校。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建立之后，立即引来许多人关注。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称赞这类学校的学生：“只有这样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男孩，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143]冲锋队对其也颇为青睐，一度想占为己有。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在观看了1933年10月28日普伦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学生的操练之后，当即表示可以用他的名字为这所院校命名。1933年秋末，冲锋队要求所有的教师和助教若非政府雇员，必须获得冲锋队内相应的军衔。[144]也就是说，不是政府雇员的教师如果不参加冲锋队，就将失去执教资格。以后由于罗姆垮台，冲锋队的要求才未能得逞。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则一直想把这三所学校作为党卫队的预备学校。当希特勒在党代会上一再表示“政治教育应该由党来进行，而不应交给国家机关或国家任命的教师”之后，[145]党卫队立即趁机强势介入。1936年，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监护权由教育部长授予党卫队分队长奥古斯特·海斯迈尔，由党卫队派驻自己的官员任教官。逐渐地，党卫队完全控制了这类学校。
在招生方面，优秀的种族血统和过人的身体素质是主要条件。入学之前，不仅要仔细审核学生的家谱，还要对学生进行身体特征辨别。根据《纳粹党初级读本》（The Nazi Primer）的说法，从人种上说，德国存在六种人：北欧人（Nordic）[146]、费利人（Phalic）、西部人（Western）、迪纳瑞克人（Dinaric）、东部人（Eastern）以及东波罗的人（East Baltic）。其中北欧人是最优秀的种族，其后的三种人与北欧人血缘相近，各有所长，而最后两种则只适合作为仆人或跟班。[147] 因此，在包括民族政治学院这些特种学校的招生工作中，首先要将学生归类，如果属于后两种人，就立即淘汰。此外，有身体缺陷的学生也不会被录取。这种体检不止一次，学校会不定期对学生身体发育情况进行再检查。体检相当严格，往往有许多学生被淘汰。然而在再检查中，只有极少数学生被剔除。学校招生时间为每年11月1日，地方学校必须将小学3、4年级（即10岁左右）中有入学意向的学生名单提交当地的学校管理部门。管理部门通过官方渠道将这份保密的名单交付附近的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学院派出相关人员，在地方学校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小学，审查候选人的课堂表现和升学考试情况。每个申请者都将接受为期八天的考试，内容包括文化知识和身体及性格测试。新生名单由各个学院自己确定，一般由各校最高领袖参考教师和医生的意见后裁定，然后提交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批准。每所学院每年大约会收到400名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只有不到1/5的人能够参加入学考试，应试者中只有不到1/3能够被录取。[148]理论上，纳粹党员的子女和军官子女享有入学优先权，但实际上，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劳工家庭。考试一般为上午考德语拼写和写作，以及算术、历史、地理、生物和一般的常识，下午则进行身体测试，包括游泳（或者是“勇气测试”，诸如将不会游泳的人扔入游泳池，再由站立一旁的救生员救出）、田径、障碍赛跑、野外演习（含阅读地图）。部分野外演习在夜间进行，通常采取准军事训练的模式，比如俘虏敌方哨兵，被摩托车丢弃在数公里外，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自己找回营地等。在通过入学考试后，学生还有六个月的考察期，一旦被证明无法满足日益提高的要求，将在下半学期被开除。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学生名义上要缴纳一定的学杂费，每月从50马克至120马克不等，一年大约要交1200马克，但事实上往往能通过各种不同途径获得减免，一般每年只需缴付50马克。因为在纳粹当局看来，父母的家庭经济情况将不予考虑，唯一决定孩子能否进入该学校并留下来的因素是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成功的表现。尤其是在欧战爆发后，学校更是大量减免学生的学费，如1943年，本斯贝格（Bensberg）学院只有三名学生在他们的第一学年交纳了一点费用。学生的课本、练习册等学习用品的费用也被免除。[149]
在教学内容和过程方面，海斯迈尔认为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不同于现有中学中的任何一种类型，其“目标是，使年轻人不再接受单纯的知识教育，而要接受真实的教育，即在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中的总体教育，包含了尽可能多的人类力量的教育，像政治教育那样培育了个人、形塑了团队的教育”[150]。此类学校实行寄宿制，学生按军队方式编组，以排为基本学习单位，但文化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学校的教学计划由教育部主管，基本上参照普通高中。各个学院在教学上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但普遍趋势是加大体育课的比重。各校都认为，最好的课程比例是：每周4节德语课，4节拉丁语课，5节英语课，3节数学课，2节艺术课，1节宗教指导课，1节音乐课，5节体育课。学生每天要学习领会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社论。军事体育课的主要内容是拳击、划船、航海、滑翔、射击、驾驶摩托车和摩托艇。还举行模拟军事演习，往往在140平方公里的方圆内进行，师生共同参加。学生在第六学年要下乡6—8周，第七学年下工矿企业6—8周。当时的中学是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则是做家庭作业或从事体育活动，但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与此不同。它每天的课程从早上8点开始，上两节文化课，跟着上三节活动课，下午也是同样的模式。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学习课本知识，它还应该包括智慧、体能、艺术以及政治能力训练的相互作用过程。[151]学校还经常举行各类竞赛，获胜者将参加春秋季的运动会，或者到野外度假和远足。每个学年有三个较长的假期：圣诞节、复活节、暑假。学生毕业前要经过考试，并获得大学入学考试评定，这让他们有资格进入高等院校。学生在毕业前大多能到国外交流学习，部分学生被送往德国前西南非洲殖民地的首府温得和克（Windhock），有一些被送往美国，但更多的学生前往英国。他们在感受异国风情的同时，感触最深的往往是资本主义世界对自己国家的“曲解”和指责。[152]
尽管当局对该类学校学生的文化水平寄予厚望，但结果还是令人失望。据主管者海斯迈尔透露，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学生的知识水平，“不是高于而是低于德国高中学生的平均水平”[153]。1942年，全国40所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全部改名为德意志寄宿学校。它们除继续承担原有任务外，还负责接纳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女，以及出外执行任务的官员和科学家的子女。
此类学校主管权的争夺，导致了第二种学校的诞生。原来，青年团领袖席拉赫想染指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但希姆莱、鲁斯特等显要人物以他年纪轻、缺少经验、不足以培训德意志未来的精英为由，[154]将他排除在外。于是，他和劳工领袖莱伊一起，着手组建更具纳粹色彩的特种学校。同时，不少纳粹党官员并不满足于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建设，在他们眼里，“它是一种反动的旧普鲁士传统的回归，而不是为第三帝国培养新一代精英的现代制度”[155]。于是，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lf Hitler Schulen，缩写AHS）应运而生。
此类学校从1936年开始组建，第一所于1937年2月1日落成。它们直接隶属于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团系统，总体事务由全国青年副领袖库特·彼得（Kurt Petter）主管，并且在纳粹党政治指导办公室中设置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办公室（Amt Adolf Hitler Schulen）。[156]各校事务则由当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党大区领袖分管。由于其目标是建成史无前例的、独立于现存国家教育框架之外的教育体系，所以教学安排更为灵活，纳粹党的培养目标体现得也更为直接。但由于纳粹党的经费不如政府系统充裕，受此制约，尽管预定目标是每个大区都要建造一所此类学校，但是直到欧战结束，全国只建造了10所，学生的总容纳量为3600名（每年总招生数为600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不伦瑞克学校。
据1937年1月15日由席拉赫和莱伊联合发布的命令，此类学校的学生来自少年队，从12岁儿童中选拔，受训6年后毕业。[157]学生不必自己报名，也毋需经过文化考试，一般由各地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从11岁的少年队员中预选候选人，主要标准是具有纯德意志血统（白肤、金发、碧眼者有优先权），然后经由所谓“正直的”党的地方领袖正式推荐，即进入选拔程序。生理条件尤为重要，如1940年，此类学校在巴登地区选拔新生，48个获提名者中就有14人基于身体原因无法入选。[158]而且这种检查非一次性的，以后学校会不定期根据学生身体发育情况进行再检查。体检合格者还要通过为期两周的青年营生活考察。在那里，他们被分成5—8人一组，由一名希特勒青年团的小队长带队，进行侦察演练、器械体操、夜行军等考核。这种考核是极富竞争性的，但勇气和忍耐力则是决定性的因素。如选拔过程中有拳击比赛，一位名叫约阿希姆·鲍曼的候选人被要求与一名强壮的学员对决，结果自然是失败。但由于他在其中表现出了勇气和意志力，党的大区领袖当即裁定其是学校“正确的人选”。[159]选拔工作的最后程序，是由党的大区领袖组织一个委员会进行面试，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决定录取的名单。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训练重点是军事体育和在纳粹党内外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学生全部住校，以小队为基本活动单位。每小队有1名高年级学生指导铺床和穿衣等内务，以及个人卫生和行为举止规范。教学方法是在教官的监管下，通过队际竞赛和集体评议，从事斯巴达式的训练。学生要记录个人成绩和品德评语，有升留级制度。毕业文凭可作为升大学的学历依据。与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相比，它更加重视身体素质的训练。建校初期，它为学生安排体质训练每天5课时，文化学习1课时（含阅读纳粹报刊）。以后文化课比重提高到每周22课时，体质训练15课时。而体育课的内容也经常别出心裁，考验胆量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们必须从松特霍芬城堡（Sonthofen）最高宿舍楼的阳台上越过栏杆往下跳，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下边会有一个帆布兜接着。这是为了训练他们的勇气和信任上司。他们还在结了冰的湖面上凿两个相距10米的冰洞，学员要从一个洞下去，从另一个洞出来。这种运动对普通孩子而言已经超过了其体能的极限。
由于过分强调体育课，忽视文化课，其结果逐渐显现出来。1942年，罗伯特·莱伊和席拉赫在一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视察，当他们向学生询问纳粹党党纲的内容时，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有的学生甚至强词夺理地说：“对我们来说，民族社会主义远比党纲重要。”[160]此后，学校的课程设置略有调整，文化课的比重有所提高。但即便如此，由于教师来源复杂，资质各异，既有大学讲师，也有党的官员和前青年运动的成员，等等，再加上长期缺乏既符合意识形态要求又具备教学价值的教材，所以学生的文化水平一直为人们所诟病。
特种中等学校中有一所更为特殊的学校，那就是冲锋队组建的学校。冲锋队染指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尝试失败后，就于1934年1月组建了直属于自己的特种学校，即位于施塔恩贝格尔（Starnberger）湖边的民族社会主义高等学校（NS Hohe Schule）。“长刀之夜”事件发生后，该学校受到纳粹党司库弗兰茨·克萨韦尔·施瓦茨的保护，得以幸存，后来又归附于赫斯办公室，得到马丁·博尔曼的鼎力支持。1939年8月8日，赫斯将它重新命名为费 尔达 芬纳 粹党 国 家学 校（Reichsschule der NSDAP Feldafing）。[161]学校独立于教育部，进行6—8年的中学与实科学校相结合的教育。由于马丁·博尔曼的关系，该校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因而其设施和运作都是奢华型的。学校拥有40幢别墅作为学生宿舍，25辆摩托车供运动使用，学生们在美丽的草地上学打高尔夫球，在施塔恩贝格尔湖上划着奥林匹克新赛艇。它在教学计划制订方面得到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的帮助，其课程只限于“那些对未来的国家公民必要的东西，对于他的职业以及对于协助纳粹党建设工作必要的东西”[162]。其课程设置主要是德语、历史、地理和政治，每周的体育课达到14节。毕业考试为参加一次谈话，并自选题目写一篇文章。这类文章往往是在纳粹世界观的指导下，对历史的认识或者对未来的憧憬，以及个人志向的表达等。这所学校成了纳粹特种学校中最成功的一所。
培养纳粹官员的高级学校为骑士团城堡学校（Ordensburgen，缩写NS O），主要建立于1936—1937年。此类学校由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领导。之所以取名为“骑士团城堡”，主要是模仿中世纪德意志骑士团的气氛，让学员和民众感受到高贵和神秘。此类学校全国共有四所，各有不同的训练重点：座落于波美拉尼亚的克罗辛泽城堡（Crössinsee）的训练重点是拳击、骑术和滑翔等；位于南德的松特霍芬城堡（Sonthofen）的训练重点是登山和滑雪；座落于莱茵区的福格尔桑城堡（Vogelsng）重点是体格锻炼，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设备优良的健身房；马林堡城堡（Marienburg）的重点是强化灌输纳粹主义思想。
每所城堡学校拥有500名教职工，可接纳1000名学员。城堡内气氛神秘，纪律严明，训练严格。学员在为时六年的就学过程中，依次在各个城堡受训，每个城堡受训期为一年半。其学员由纳粹党大区领袖和分区领袖直接推荐，大多是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他们18岁从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毕业，经过为时半年的国家劳动服役队服役，两年军队服役，再从事四年党卫队等工作，入学时一般25岁左右，进校后被称为“容克”。由于校内轻视文化学习，学员的文化水平很低。据福格尔桑城堡的领导层估计，学员中只有1%达到大学生水平，10%达到高中水平，大部分只达到初中水平。[163]按照原定计划，骑士团城堡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即可成为纳粹高级官员，但因受到原有官员的阻挠，实际上大多被派往东部占领区任职。
纳粹党意识形态阐释者罗森贝格还试图建立“纳粹党高等学校”（Hohe Schule der NSDAP），以取代原有的大学来培养纳粹精英分子。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建立反犹研究所，并拟制出在巴伐利亚州希默湖（hiemesee）附近建校的方案，后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战争的来临为纳粹党特种学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希望，但也将这一教育体制带向了终点。1944年12月7日，希特勒下令，所有现役士兵和预备军官只有经过特种学校的培训才有资格获得国防军和党卫队的领导岗位。[164]于是，各类特种学校都紧急行动起来，教学也日益军事化。孩子们热切希望能够走上战场。当战场形势表明战争有可能迅速结束时，有的孩子甚至悲叹自己无法赶上战斗。然而，形势很快变得残酷起来。一批又一批特种学校的学员走上战场，但伤残和死亡的命运也降临到这些14—15岁孩子的身上。早在1944年3月，海斯迈尔就向希姆莱汇报说：“来自NPEA的年轻的领导接班人在敌人面前证明了他们完全经受住了考验……（有）1226人阵亡、失踪……”[165]实际的阵亡人数远不止这些。然而，纳粹当局并没有因此而考虑放弃特种学校的计划，“没有一所特种学校接到过上级关于解散的命令”[166]。但是，当特种学校还在雄心勃勃地准备实施来年的招生和教学计划之际，它们所在的地区已经一个个落入了盟军的手中。
【注释】
[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33.
[2]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p.75-76.
[3]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上海外国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98页。
[4]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283.
[5]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132页。
[6] [法]雅克·德拉律：《盖世太保史》，第122页。
[7]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全两册)，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58—659页。
[8]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p.198-199.
[9]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299页。
[10]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13页。
[11]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299页。
[12]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317.
[13]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283.
[14]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32页。
[15]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135页。
[16]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74.
[17]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159.
[18]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79,p.31.
[19]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33页。
[20]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p.144.
[2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33-334.
[22] Ansgar Diler,Rundfunkpolitik im Driten Reich.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 Anstalt,1980,S.127.
[23]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p.134.
[24]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95.
[25]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38-339.
[26]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36-338.
[2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34.
[28]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p.171.
[2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39-340.
[3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85.
[31]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1984,p.386.
[32]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507页。
[3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86.
[34] J.Sywottek,Mobilmachung für den Totalen Krieg.Cologne: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6,S.31.
[35]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London:Croom Helm Barnes & Noble Books,1983,p.66.
[36] Claudia Koonz,The Nazi conscienc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2003,p.152.
[37]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p.68.
[38]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p.69.
[39]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pp.70-71.
[40] David Welch,Nazi Propaganda: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p.78.
[4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42.
[42] [德]恩斯特·约翰、耶尔格·容克尔：《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史卓毅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43] 指魏玛共和国。
[4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44-345.
[4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03.
[46] 米尚志编译：《动荡中的繁荣———魏玛时期德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页。
[47]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02.
[4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04.
[4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05.
[50]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502页。
[51] J.Wulf,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en Reich.:Eine Dokumentation.Frankfurt / M.:Gütersloh,1963,S.255.
[52] [德]恩斯特·约翰、耶尔格·容克尔：《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第115页。
[53] 该公司名缩写“乌发”(UFA)。
[54] Robert Edwin Herzstein,The War that Hitler Won: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p.233,268.
[55] H.W.Koch(ed.),Aspects of the Third Reich.London:Macmillan,1985,p.113.
[56] 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5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46-348.
[58] 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45页。
[5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51-352.
[60]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64页。
[61]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16-417.
[62] [德]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第25页。
[63]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178.
[64] [英]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372页。
[65]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p.166,172.
[66]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Boston,1971,p.169.
[67]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一卷，第306页。
[68] 此人原是汉诺威文法中学的教师，在纳粹党内担任汉诺威-南不伦瑞克大区领袖，1933年2月任普鲁士州文教部长，见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 - 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0。
[6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9.
[7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49.
[71]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58.
[72]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1.
[73]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58.
[7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43-444.
[75]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50-351.
[76]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93.
[7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50.
[7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6.
[79]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74页。
[8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49.
[81] Bracher & Funke & Jacobsen(Hrsg.),Nationalsozialistische Diktatur,1933-1945.S.809.
[82]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第476页。
[83]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58.
[84] Alan D.Beyerchen,Scientists under Hitler: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New Haven:Yale Uni.Press,1977,p.91.
[85]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89.
[8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4.
[8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50.
[88] Max Weinreich,Hitler's Professors:The Part of Scholarship in Germany's Crimes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New York:Yiddish Scientific Institute Yivo,1946,p.19.
[89]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58.
[9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5.
[91]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0.
[92]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08.
[93]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400-401.
[9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2.
[9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1.
[9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40.
[97]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42-443.
[98]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379,399.
[99]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03.
[10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4.
[101]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365-370.
[102] Ernst Christian Helmreich,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Background,Struggle and Epilogue.London: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9,p.289.
[103] R.H.Samuel and R.Hinton Thomas,Education and Social in Modern German.London:Greenwood Press,1971,p.105.
[104] George L.Mosse,Nazi Culture:Intelectual,Culture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Madison,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6,p.252.
[105] George L.Mosse,Nazi Culture:Intelectual,Culture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p.253.
[106] 魏玛共和国时期设立，每50名学生的家长中选出1名代表，组成该理事会，每15天开1次会，对学校的卫生、图书馆、手工劳动、野游等问题提出看法，作出决定，教员只能以咨议的名义出席会议。学校使用的教材，也必须在教师和家长理事会之间沟通达成共识后才能采用。
[107] R.H.Samuel and R.Hinton Thomas,Education and Social in Modern German.p.95.
[108]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下册），第55页。
[109]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383-384.
[11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51-352.
[111]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p.365-370.
[112]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8.
[11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9.
[114]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71.
[11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0.
[11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1.
[117]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64.
[11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31-433.
[11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2.
[12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1.
[121] Peter D.Stachura,Nazi Youth in the Weimar Republic.Santa Barbara:Clio Books,1975,p.9.
[122] H.W.Koch,The Hitler Youth:Origins and Development,1922-45.New York:Andre Deutsch,1976,p.64.
[12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18-419.
[124] Louis L.Snyder,Hitler's Third Reich:A Documentary History.Chicago:Nelson Hall,1981,p.241.
[12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420-421.
[12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22.
[127] Peter D.Stachura,Nazi Youth in the Weimar Republic.p.50.
[12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17.
[129] Jennifer Keeley,Life in the Hitler Youth.San Diego:Lucent Books,2000,p.9.
[13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419.
[131] [德]托尔斯腾·克尔讷：《纳粹德国的兴亡》，李工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132]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S.264.
[133] Alfons Heck,The Burden of Hitler's Legacy.Frederick,Colo.:Renaissance House,1988,p.88.
[134] 表格中的数据来自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的第二项命令，见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20.
[135]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403.
[136] 8世纪时的萨克森首领，曾英勇抗击法兰克王卡尔。
[137] 斐迪南·巴普蒂斯塔·冯·席尔（Ferdinand Baptista von Schil,1776—1809），普鲁士少校，死于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
[138]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之一，位于比利时境内，在那里，一群德国大学生曾经高唱着“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歌曲，列队径直走向英军的机枪发射点。
[139] 指曼弗兰德·冯·里希特霍芬（Manfred Baron von Richthofen,1892—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飞行员，曾击落80架敌机。
[140] 指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1894—192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官，战后参加纳粹党，鲁尔危机期间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法军射杀，后被纳粹党奉为烈士。
[141] 海尔伯特·诺库斯（Herbert Norkus,1916—1932）是希特勒青年团员，1932年死于同共产党员的街头对抗，后被纳粹党推为“烈士”。
[142] [德]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王燕生、周祖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143] [德]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160页。
[144] H.W.Koch,The Hitler Youth:Origin and Development1922-1945.p.183.
[145] 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New York:Penguin book,2006,p.283.
[146] 一般汉译成“诺迪克人”。
[147] Amy Beth Carney,“As blond as Hitler” :Positive Eugenics and Fatherhood the Third Reich.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2005(unpublished),p.38.
[148] H.W.Koch,The Hitler Youth:Origin and Development1922-1945.p.185.
[149] H.W.Koch,The Hitler Youth:Origin and Development1922-1945.p.186.
[150] R.H.Samuel and R.Hinton Thomas,Education and Social in Modern German.p.52.
[151] H.W.Koch,The Hitler Youth:Origin and Development1922-1945.p.187.
[152] 这种交流随着1939年战争的爆发而停止。
[153]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77.
[154] H.W.Koch,The Hitler Youth:Origin and Development1922-1945.p.183.
[155] 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p.283.
[156] R.H.Samuel and R.Hinton Thomas,Education and Social in Modern German.p.52.
[157]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435.
[158] H.W.Koch,The Hitler Youth:Origin and Development1922-1945.p.186.
[159] [德]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181页。
[160] [德]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211页。
[161] 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p.288.
[162] [德]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208页。
[163]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p.381.
[164] [德]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223页。
[165] [德]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225页。
[166] H.W.Koch,The Hitler Youth:Origin and Development1922-1945.p.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