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孝道的图画
图画是美术的一种，因占有一定空间并诉诸于视觉，故又称作“造型艺术”、“空间艺术”和“视觉艺术”。它能画出具体形象，表现实在的生活，因而为人所重视。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于图画的功用，一开始就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从最早的意义说，原始人在岩石或陶器上刻画涂绘，就是为了表达思想，传递信息，最初的文字也是由图画演变而来的。当人们认识到它是一种理想的教化工具时，其作用就更大了。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控制思想和舆论，很重视对人民的教化，即所谓“政教风化”、“教育感化”。图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用以成为教化的工具，是非常合适的。有些政教固然可用文字表达，但在古代，识字的人并不普遍，大部分平民百姓（农民、手工业者等）都是文盲，而他们也是被教化的主体，如果使用图画，不仅易于看懂，并且推行起来容易深入人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绘画有雅俗之分，如同音乐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宋玉说：“客有歌于郢（楚都）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12]这即是所谓“曲高和寡”，美术也是如此。在中国艺术中，除了宫廷艺术具有豪华气派之外，文人艺术强调雅致，民间艺术主张通俗，宗教艺术介于两者之间。鲁迅重视通俗艺术，他说：“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二十四孝图》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13]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谈到民间年画（花纸）时说：“要为大众所懂得，爱看的木刻，我以为应该尽量采用其方法。不过旧的和此后的新作品，有一点不同，旧的是先知道故事，后看画，新的却要看了画而知道——故事，所以结构就更难。”[14]
“先知道故事，后看画”，是个很重要的现象。对于民间艺术的研究，我们的艺术史论家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在旧时的农村，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靠口传，而不是书本，更没有现代的广播、电视等。口头文学（口承文学）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有出过远门，但知道很多知识，对于古代神话、传说故事、戏曲人物等，能讲起许多，都是从讲故事人那里听来的。当她看到有关的年画或其他图画时，因为已经知道了内容，感到特别亲切，不但能述说画面中的人物和场景，并且会对艺术的处理作出评论。民间艺术不像文人艺术，很少有直接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大都是传统题材内容，也是艺术流传的一种形式。汉代的画像石、民间的木版年画以及“二十四孝图”等，都带有这样的特点。
有关孝道的图画，在春节喜庆中也有表现。过去的木版年画，除了刻印欢庆的内容之外，也要祀神祭祖，不忘祖先的恩德。有一种“家堂画”，本是敬老祭祖时悬挂的，上列祖先牌位，画孝子贤孙礼拜。河北武强的一幅《永言孝思》图，也是一种家堂画。外廓是宗庙式的建筑，内中不列先人名讳，只署“三代宗亲”牌位。中间画二老端坐，下边是五男五媳，似是“五子登科”之意。灯烛鲜花，满堂热闹。在画面的左右和下边，分格排列了“二十四孝图”（实际只画了十六孝）。除了祭拜祖先之外，宣扬“孝道”的意图是明显的。关于“二十四孝图”，我们将在后面重点介绍和讨论。
永言孝思
清代“家堂”画
河北武强民间木版年画
[1]见康殷释辑《文字源流浅释》（增订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2]见康殷释辑《文宁源流浅释》（增订本）：“表现老人的文字”。
[3]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第四十九卷“慈乌”条。
[4]载《文县志》（清光绪二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5]《蓟县志》（民国33年），《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6]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菜部第二十七卷“藜”条。
[7]《后汉书·礼仪志中》。
[8]《礼记·祭统》。
[9]《论语·为政》。
[10]《孟子·万章上》。
[11]《尚书·尧典》。
[12]［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昭明文选》。
[13]鲁迅：《连环图画琐谈》，1934年5月9日，收入《且介亭杂文》。
[14]鲁迅：《致刘岘信》，约写于1934至1935年间（据收信人作木刻《阿Q正传》后记所引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