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树立的孝行样板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恐怕没有人反对敬养父母。即使个别的逆子，犯有不孝的行为，也不敢公开散布非孝的言论，因为那是丢人现眼的事，会遭到全社会的蔑视。早在《诗经·小雅》中，就有一篇感恩父母的《蓼莪》，诗人深情地吟咏道：“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可怜我的父母亲，生我养我实在太劳累！人们孝顺父母，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对于如何尽孝和“孝”的内涵，认识并不一致。在《论语·为政》篇中，记录了孔子对“孝”的见解：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的人讲孝，以为能赡养父母便是孝了。就是犬马，一样有人养着。没有对父母的一片敬心，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对子夏说：“色难。”“色”就是脸色。意思是说，如果有事，儿子替父母去做，有好吃的饭食，让父母去吃，但脸色很难看，这能算孝吗？
他对孟懿子说：“无违。”就是不要违背礼，父不皆贤。如遇非礼，不能顺从，应以礼事亲。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他对孟武伯说：“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父母年老多病，要多为他们的疾病担忧，也就是尽孝。
《礼记·祭义》：“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服从尊者、长者）。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通措）诸天下，无所不行。’”
孔子的后学曾子（曾参），发挥了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将孝的概念分为三个层次：“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他的弟子公明仪问他：“夫子可以为孝乎？”曾子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所谓“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是指父母的意志还没有表示出来之前，就已经预测到，并按照父母的意志去做。同时又能晓喻父母，使他们的意志合于正道。曾子说，我只不过做到赡养父母罢了，怎能算是孝呢？
曾子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但不必与赡养父母对立起来。养即维持生存，是一切孝敬的基础，如果连“养”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大孝呢？
事实上，在早期的孝行图中，画面所表现的，仍多是对父母的赡养。即使刘向《孝子传》仅存的三个故事，也与赡养有关。虞舜的父亲做梦，“见一凤凰，自名为鸡，口衔米以食己，言鸡为子孙，视之乃凤凰”。那个埋儿的郭巨，“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命妻抱儿，欲掘地埋之”。西汉时期董永“卖身葬父”、路遇织女的神话故事已经出现。在人与神之间，他与“牛郎织女”的性质不同，刘向《孝子传》说：“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主甚慜之。永得钱葬父毕，将往为奴。于路忽逢一妇人求为永妻。永曰：今贫若是，身为奴，何敢屈夫人为妻。妇人曰：愿为君妇，不耻贫贱。永遂将妇人至。钱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于理乖乎？主问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织耳。主曰：为我织千匹绢，即放尔夫妇。于是索丝，十日之内，千匹绢足。主惊，遂放夫妇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处，乃谓永曰：我是天之织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偿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语讫，云雾四垂，忽飞而去。”
这个故事很完整，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董永的孝行感动了上天，天帝派织女下凡，帮助董永渡过难关。“牛郎织女”与此不同，那是由两颗星星产生的联想，并且是两人私下的爱情，没有得到王母的同意，遭到了天河相隔，一年只能相会一次。董永与织女的结合虽然是短暂的，却是有意的安排。在有关孝道的“天人感应”方面，由仙人（织女）直接出面，仅此一例。
董永“卖身葬父”和织女相遇的故事，在汉代只作为口头文学流传，并未见于孝行图中。有关董永的孝行，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前，因家穷为人作佣工，将父亲用小车推到田头树荫下，一面劳作锄地，一面照顾父亲。表现织女乘云下凡的情节，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已经很晚了。
孝行图是随着孝道的宣扬而流传开来的。各式各样的孝子被推举表彰，孝行图也越来越多。任何风尚一旦为大众所接受，传播起来是很快的。封建统治者所关心的是对其自身的利弊，如何将赡养父母的尽孝，引向“大孝尊亲”和“弗辱”，才能贴近政治，有助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传扬。因此，势必提出对于孝的“标准”和“规范”。
“二十四孝”出现较晚。宋金时期已有二十四个孝子的组画，但人物并不固定。明清两代大量流行的《二十四孝图》，是元代制定的。不难看出，对于二十四个人物的选择和安排，以及孝行的内容与“天人感应”，都经过一定思考，显然带有样板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