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年画《清明佳节·二十四孝图》

2025年09月26日

版权

一、苏州年画《清明佳节·二十四孝图》

在艺术中，写实性的图画依靠形象的塑造，表现其情节故事，能够不用语言和文字的说明，达到传播思想的目的，可说是一种大众化的形式，为广大百姓所接受。所谓“成教化，助人伦”，古人将其纳入儿童的蒙学读物，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灌输“孝道”思想，在封建社会时期，是很用心计的。对于“二十四孝”的宣扬，能够做到看了图画便会知道内容，是因为二十四个人物及其事迹，主要是图解式的行为，可以启人效仿。按理说，这种做法如果是表现于单独的“画张”，着色敷彩，张贴于墙，可能更有吸引力。特别是自明清以来，木版年画得到很大的发展和普及。但是历史证明，“二十四孝”的题材在年画中比重很少，数量并不大。

在画幅的间隙与边框中刻印发行者与画题

我国的年画，除了在门上贴门神之外，贴于室内者多是吉祥喜庆的内容。最初称作画张、画片、花纸、画儿，“年画”的名称出现较晚。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卷四中概括有“新年十事”。其中第五为“年画”，说：“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家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依旧胡卢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彷彿一家肥。”这个解释符合实际情况，比较准确，已带有定义性质，从此有了“年画”的定名。在这里，他把“年画”与“门神”分开，是有一定道理的。据考《乡言解颐》写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距今一个多世纪，相比之下，我们现代反而概念不清，缺乏艺术分类学的思考。症结之所在，是将年画与木版画混为一谈，将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好像只要在年节中所有的木版画都叫“年画”。从历史上看，年画的初创期是在宋代，它是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雕版印刷的兴盛分不开的。就目前所见之资料看，在甘肃黑水城发现的《义勇武安王位》（关公图）和《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四美图），系宋金时期的作品，有“平阳姬家雕印”字样。但真正普遍发展是在明末清初。与孝道有关的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刻印的《清明佳节·二十四孝图》，有“姑苏吕云台子君翰发行”字样。姑苏即苏州。当时上海还没有开埠，苏州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很繁荣，也是雕版印刷的一大中心。文人画家汇聚，徽派的刻版高手亦多集中于此。曾刻印不少著名的画谱；从早期的苏州年画看，他们是参与其事的。

《清明佳节·二十四孝图》

清康熙年间（1662—1722）
姑苏吕云台子君翰刻印，日本王舍城美术馆藏

现在国内所能见到的苏州年画，一般统称“桃花坞年画”，基本上都是清光绪年间（1875—1908）的作品。桃花坞是一个地名，苏州的一条大街。最早为明代画家唐伯虎所开辟，他在《桃花庵歌》中唱道：“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钱……”但早期的苏州年画主要作坊并不在桃花坞，多是集中在苏州市区通往虎丘的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俗称“十里山塘”，据说在雍正、康熙、乾隆年间，年画作坊有五十多家。有不少印品销往日本及英、法诸国。日本现存的康熙、乾隆年间的苏州年画，多达百幅以上，均出自山塘。太平天国与清兵的一场战争，将十里山塘烧了七天七夜，年画的印版也焚烧殆尽，才将残存者迁到了桃花坞。光绪年间桃花坞的年画作坊也有十多家。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在桃花坞大街上，只剩一家兼卖纸张的“王荣兴”，现在一家也没有了。据说还有几位刻印艺人，供职于一所高等学校，进行研究性的制作。

1.《曾参负薪》

康熙版的《清明佳节·二十四孝图》，如果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审视，画工、刻工均属上乘，是木版年画中之佼佼者。其构思也是动了脑筋的，为了避免二十四孝的繁杂枯燥，为其提供了一个优雅的环境——在清明时节缅怀先人、孝敬老人。并且选了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七言四句，画成四幅画，以写景为主，春雨绵绵，非常幽美。下面排列二十四孝图，横六竖四，并以“回”纹相隔，象征着如流水不断。

然而，事与愿违。想得太周到了，却忘记了须突出的对象。按照一般构图的原理，一幅画只能突出一两个重点。但是这幅《清明佳节·二十四孝图》却由二十八个小图组成，重点在哪里呢？它的幅面宽度为56.3厘米，整个高度74.5厘米，在年画中已经算是大幅的了；一个孝子故事的幅面横竖都不超过10厘米。它不像在书本上，可以伏案查格子，这是贴在墙上，谁都会看花眼的。因为格子越多越密，在视觉上会产生“统觉”效应。设计花布、墙纸是需要统觉的，但绘画却要忌讳。因为格子一突出，格子之内的物象就看不清了。

但是，我们仔细看那一幅幅孝子故事时，画得还是很好的。

2.《虞舜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