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图的出现

既然提倡“孝道”，赞扬人们“尽孝”，为什么要限定二十四个，称作“二十四孝”，并以此为标准和样板呢？

在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的目的并非是单纯的敬老和赡养父母安度晚年，而是由此引向“忠君”。所以，古代常把孝廉、孝忠、孝感等概念连在一起。所谓“天人感应”，把困难的、做不到的、非人为的孝行归之于“天”，由上天解决矛盾，为的是说明“天经地义”。因此，在普遍发扬“尽孝”的基础上，还要提升，达到封建伦理道德的标准。“二十四孝”不是单纯的数量限制，是有其道德内涵的。

在我国文化中，有关数字的典故很多。既经形成，就超越了单纯的计量概念，而带有新的意义。关于“二十四”的提法，早有“二十四时”、“二十四气”的概括。将一日分作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又分初时和正时，合称“二十四时”，是为一天。将一年中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两个节气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年。表明气候变化和农时季节，成为我国农历的特点。在人事上，唐代以来有所谓“二十四考”者，即封建文人称颂秉政大僚位高任久的美誉。

据《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引史官裴垍语：“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唐代朝廷每年都要对京官、外官的政绩进行考察，以作为升迁贬谪的依据。考绩的具体工作，属于考功郎中掌管，由朝廷另派有声望的高官两人主持其事。一人主持京官考，一人主持外官考。郭子仪自乾元元年（758）至建中二年（781）任中书令期间，主持官吏的考绩，前后共二十四次。郭子仪是唐代名臣，唐肃宗时为平安史之乱功列第一，以一身系时局安危者二十年，累官至太尉、中书令，封汾阳郡王，号“尚父”，世称“郭令公”。后来“二十四孝”的提出，虽然有具体的二十四个人，以他们作为众多孝子的典型和代表，就像郭子仪那样，是最高的、最完美的、最优秀的。在这里，不是以具体数量为限的。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重视对人民大众的“教化”，一般采用的方式是抽象的“说教”。从《孝子传》《列女传》到《二十四孝》是一大变化，即用具体形象进行感化。有典型的人物和事迹，尤其是做成图画，有形可鉴。汉代的画像石与后来的石刻，有些是感人的，即使那种带有“感应”色彩的图画，也不失其人情味。问题是在此过程中，经过文人的加工，一味拔高，难免僵化。譬如老莱子的故事，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指出：古书上说老莱子“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现在的版本改成了“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鲁迅说：“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这种拘执、迂腐的做法，是与宋代以来道学的影响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