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的迷信

古人认识世界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多不了解。譬如天体的运行，寒暑的交替，风雨雷电等，不但琢磨不透，并且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有感于天的威力，带着一种恐惧心理，以为天大于地，地上的人也应该听命于天，于是产生了“天命论”。这种思想在殷周时期已经出现，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上有“受命于天”的语句，是当时的统治者，假托上天之命，作为统治人民的理由。春秋时的孔子很少言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但在他的言论中，也能看出存有“天命”的观念，如“五十而知天命”和“畏天命”等。

人们把天看作有生命、有意志的实体，以为它的力量最大，也就把它想象成万物万事的主宰者。《书·泰誓上》说：“天佑下民。”封建社会的皇帝自称为“天子”，并且编造了“龙子龙孙”的神话。《史记·高祖本纪》开篇就说：“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所谓“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是借天之威力和威信，以巩固其统治。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社会，比任何强迫命令都行之有效。

有天而有“天道”，有人而有“人道”。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天人关系”，成为中国古代哲学长期讨论的问题。其中的“天人合一”，是较为突出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合一，也就是“自然”和“人为”的一致。战国时的子思和孟子，都提出了这种理论。后来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的理学家更进一步，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全书·语录》）朱熹也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语类》）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春种秋收，希望风调雨顺，即所谓“靠天吃饭”，“民以食为天”。认为“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是特别重要的。

解释“天人关系”的另一种观点是“天人感应”。这是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种神秘学说。认为上天能干预人间的事物，人的不同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各种灾异和所谓“祥瑞”，表示着上天对人的谴责和嘉奖。以西汉董仲舒为代表，建立了一个神学体系。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天有目的安排的，封建皇帝的统治权力也是上天授予的。上天就是神，“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他在《对贤良策》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同样，人们用某些宗教仪式也能感动上天。汉代所盛行的“谶纬”迷信，主要是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即是所谓“天人感应”的产物。

这种荒唐的观念，纯属无稽之谈。但在两千多年之前，人们不明真相，不知就里，只能糊里糊涂地相信。及至以后，“二十四孝”中的一些“孝感”故事，也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在孝道故事中，郭巨“为母埋儿”和丁兰“刻木事亲”是比较早的，相传都是出自汉代。很明显，一个为了造险，一个强调专心。造险者竟捉弄人的生命，郭巨掘坑，相差不到一个时辰，他就会成为残忍的杀人犯；出乎预料地掘出了黄金，他又变成了著名的孝子。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按照“感应论”者的说法，是其对母亲的孝行感动了上天，赐给他了黄金。假就假在那黄金上写明是赐给郭巨的，并且以官方的权威口气写着“官不得夺，民不得取”。这不是故意做给人看的吗？丁兰的“刻木事亲”，上天没有出面，是说他的孝行连木头都感动了。如果说他由此产生了一种幻觉，感觉那木像有了悲喜之情，尚可理解，可是那编造者偏要以假乱真，说是那木头能哭能笑，并且从木头中流出血来。人们通常以木石比喻无知觉无情感，在这里却一反常态，让“孝心”感动了木石。至于姜诗夫妇孝母，一个常到江边汲水，一个常到市场买鱼；长此以往，竟也感动了天地，不但在他们的房舍旁边冒出一股带有江水味的清泉，并且“日跃双鲤”，每天都跃出两条鲤鱼来，岂不是如同天上掉馅饼吗？

在古代，当编造的迷信附着在现实之上，是能够迷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