吠陀后期

吠陀文明源自西亚和中亚，并在印度发扬光大。相比于这时已然消亡的印度河城市，吠陀文明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更加简朴、有更多乡村特色乃至部落特色的文明，但它对印度次大陆的渗透性更强，在北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都有属于它的语言，它对整个印度次大陆地区的宗教和思想产生了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吸收融合着印度河流域文明残留的文化，自身也在发生改变。

雅利安部落逐渐由《梨俱吠陀》之乡旁遮普向东扩散，在此期间，他们与印度的原有居民（其中必定有印度河城市居民的后裔）争战不断，部落内部也争斗不休。俱卢（Kuru）与般阇罗（Panchala）两大部落的祭司与王子们，被公认为正统言行的典范，两大部落的领地位于印度河与恒河谷地中间的德里，这里随后成为吠陀和婆罗门教的“中间国家”（Middle Country）。雅利安部落沿恒河持续向东扩散，公元前5世纪前到达孟加拉地区，雅利安其他部落则由恒河中游向西南扩散，也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抵达古吉拉特的西海岸。

当雅利安部落覆盖整个北印度后，其宗教生活的核心——献祭的规模也在扩大，仪式也更加复杂，由此产生了大批有关仪礼的系统文献。这批文献统称“吠陀”。如我们所见，《梨俱吠陀》是吠陀文献中最古老的经典，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本“本集”（samhita），一本颂赞众神的赞美诗集，由召请神的启请祭司（hotar）唱诵。自印度-伊朗语时期，赞美诗就一直由祭司唱诵。祭司的职能不断丰富，随之产生了新的本集：《耶柔吠陀》（Yajur Veda Samhita）是有关如何举行献祭的本集，供祭司（adhvaryu）使用；《娑摩吠陀》（Sama Veda Samhita）是祭祀时唱诵的歌词，由歌咏祭司（udgatar）唱诵；第四部《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形成最晚，与前三部内容迥异，收录了驱灾除病的咒语、爱情符咒和哲学沉思等。

每一部本集都需要不同的祭司流派来传诵、保存诗歌，并延续相关的祭司职能。后来，各流派创作了一部散文《梵书》（Brahmana），详细阐明仪式的背景和颂诗的重要性。有种种证据表明，主要的《梵书》编纂于俱卢和般阇罗等部落所在的中间国家地区。宗教流派对神圣信仰的进一步学术研究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着重神秘沉思，另一方向则以实用知识为主。《森林书》（Aranyakas）和《奥义书》（Upanishads）集中体现了神秘和沉思的研究方向，通常以婆罗门祭司与雅利安诸王对话的形式表达哲学思想，这些新近建立的雅利安王国位于恒河中游，活跃在俱卢-般阇罗地区更东的地方。神秘和沉思流派的主要作品大约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耆那教与佛教的兴起晚于公元前6世纪，二者不属于吠陀时代的宗教，它们的教义自然而然地吸纳了《奥义书》中初步发展的部分教义。

祭祀种类不断增多，仪式日趋复杂，因此在实用层面产生了更加系统化的仪轨知识，总称为“劫波”（kalpa），以一系列隐秘散文律令的形式记录下来，称为“经”（sutra）。不多时，劫波知识分成四大领域，它们各有其对应的文献：《家庭经》（Grihya Sutra，家庭仪轨规范）、《随闻经》（Shrauta Sutra，高等仪轨指导）、《绳法经》（Shulva Sutra，关于火坛和其他仪轨相关物的建筑规范，事实上为某种几何学）和《法经》（Dharma Sutra，雅利安人的行为准则，第一部法典）。祭祀的效果有赖于吠陀里的祷文（mantra）能否精准唱诵出来，而且祭祀的时间需要精确计算，因此专门知识如音声、格律、语法、度量和历法也随之产生。这批专门文献统称“吠陀支”（Vedanga），意即吠陀的“肢体”。

每一支祭司传统和流派皆在祭祀中发挥着独特功能，也都各自拥有一批本集、《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和经书。这批文献今日仍大量留存。古老印度科学的知识领域，悉数从吠陀时代的祭祀里诞生；吠陀时代终结后，它们才摆脱了旧吠陀祭司学派和祭祀，独立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