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

梵天斋会是局限于加尔各答精英圈子里的小规模运动，创办人去世后即萎缩。然而戴宾德拉纳特·泰戈尔（Devendranath Tagore）却在其启发下采用类似的名称“梵社”（Brahma Samaj）并将之拓展成传道运动。梵社拥有入社仪式、带薪传道者和传播讯息的期刊《真理向导报》（Tattwabodhini Patrika）。通过这些方式，梵社很快在孟加拉各处传播，开立分社；虽然未曾转成群众运动，却是印度教改革中的典范。梵社致力于推动一神论和废除偶像崇拜，还致力于改革印度教的社会法与习俗。1865年，这波运动分裂成两大阵营，较为极端的一支在凯沙布·钱德拉·森（Keshab Chandra Sen）的带领下，偏向于虔敬主义而非梵语、婆罗门色彩，在全国社会改革中颇具影响力。这支改革力量在废除童婚和一夫多妻制、支持寡妇再婚的立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还为世俗婚姻制度打开了一扇窗。这扇窗虽小，但仍为不属于任何宗教组织的人开启了一线生机。

梵社在印度各地都拥有一定的知名度，甚至在马德拉斯、孟买和旁遮普成立了分社。虽然它主要是发生在孟加拉的改革运动，但其影响力却传出了孟加拉，传播到英属印度的大城市，在受过欧化新思潮洗礼的专业人士中流传。在凯沙布·钱德拉·森支持下，孟买发展出类似运动，称为“祈祷社”（Prarthana Samaj），成为印度教内部坚实的改革运动。祈祷社虽虔信中古时代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印度教圣人，但也致力于社会改革工作。法官马哈德夫·戈文达·拉纳德（Mahadev Govinda Ranade）终身倡议改革运动，并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创建人之一，展现了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发展成民族独立运动的历程。

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 Saraswati，1824—1883年）成立了“雅利安社”（AryaSamaj），在他的启发下，旁遮普的宗教改革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达耶难陀并非接受英文教育并受到欧洲知识洗礼的都市精英，他是一名僧侣（sannyasi），不谙英语却熟稔梵语。他的运动很快传到整个旁遮普和恒河流域。他的改革信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到吠陀”。他认为吠陀与吠陀社会无种姓之分，不崇拜偶像，没有众多神祇、庙宇和繁杂的仪式，只有以圣火为核心的简单崇拜仪式。他也反对《往世书》等后吠陀时期留下的大批文献，视其为腐化现象。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通过出版、积极传道和主动邀请其他宗教的印度人改宗，来推行印度教改革运动。

同一时间，一个被称为“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Ramakrishna Mission）的僧侣团体，在加尔各答掀起另一场十分不同的运动。传道会的名称来自迦梨女神庙（Kalighat Temple）的一名苦行僧罗摩克里希那·帕拉马汉萨（Ramakrishna Paramahamsa，1836—1886年），他宣称可以通过其他宗教途径通达天听，不论是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他没受过太多教育，却深具个人魅力与天赋，吸引了大批受过大学教育的孟加拉青年，这些青年成了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的创建者。其中最有名的弟子是兰特拉纳特·达塔（Narendranath Datta），法名为斯瓦米·韦委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或称辨喜，1863—1902年）。1893年，韦委卡南达前往芝加哥参加多国宗教领袖齐聚的世界宗教大会（Parliament of Religions），成了国际知名人物。他的藏红花色袍服和头巾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演说一路传回印度，他也以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形象凯旋。韦委卡南达成功将大学教育与罗摩克里希那导师的教诲融合在一起，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较为先进，特别是科学和技术，而东方，尤其是印度，则长于精神文化，而两者都是人类所需的。这一主张广为印度人和西方信徒所接受。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很快在印度开枝散叶，更成为在欧美推广瑜伽并改革印度教的先锋。

面对欧洲的新情势，印度人反应不一。在殖民统治的约束下，不得不对欧洲模式妥协，政治观点的直白表达仍受到限制，只有宗教事务不受政府过多干涉。因此，只要不直接冲撞印度的外国统治者，宗教领域反倒成为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这种情势让宗教逐渐成为公共辩论与行动的重要领域。前述的改革派运动知名度高且影响力深，但绝非群众运动。它们在塑造民族意识方面有一定影响，但是在某些方面，同时期发展的其他传统宗教复兴运动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在印度教运动中，保护牛类和复兴虔爱主义的运动都非常受欢迎。

印度穆斯林对欧洲思潮的反应也不一致。这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之一，是由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1817—1898年）在阿利加尔（Aligarh）成立的穆罕默德盎格鲁东方学院（Muhammedan Anglo-Oriental College）。长期掌握统治权和大片土地的伊斯兰教，在接受新的大学教育与欧洲新知的速度上，落后于印度教徒。建立阿利加尔学院是为了提升穆斯林的教育水平，希望他们在接受伊斯兰教育的同时，也可获得英语和现代科学的知识。另一种对于西方思想和现代主义力量的迥异反应是教授传统伊斯兰教知识的德奥班德学校（Deoband school）的创建。这一派认为只要当局支持盎格鲁-伊斯兰家庭法，他们就愿意接受英国统治；这类学校致力于传授伊斯兰教知识。德奥班德成立了专门组织，用乌尔都语而非阿拉伯语印刷宗教著作，并鼓励用乌尔都语来做宗教论述，成功扩大了社会基础，吸引了更多人接触传统主义的伊斯兰文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不少德奥班德学校（宗教学校madra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