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世者（出家人）

印度的苦行主义起源至少可远溯至《梨俱吠陀》时代。在《梨俱吠陀》里，静默的智者留着长发，或赤身裸体，或身着橘袍，四处游走，他们被称为牟尼（muni）。公元前6世纪的东方王国有一大群遁世者。有的遁世者弃绝社会关系，在森林中过着隐居的独身生活，以采集果实维生；有的四处游荡乞讨或四处讲学；有的苦修，夏天卧于火堆间，冬天身着湿衣裳；还有的沉浸于冥想。

研读《森林书》和《奥义书》的婆罗门哲学家与刹帝利哲学家依旧虔信吠陀经典里的知识，但这些沙门（shramana）或遁世者则彻底敌视吠陀经典。在吠陀时代，生育子嗣以延续祖先祭祀是人的义务，而遁世者信奉为摆脱轮回而终生独身的新理想，两种观念背道而驰，冲突在所难免。如后世箴言所述，婆罗门与沙门，就像蛇与獴，天然为敌。

轮回与解脱这对难题此时已然是公认的术语，新学说（术语学说学派）正是用这样的术语表达的。许许多多的遁世者提出了数十种跳出轮回、达到解脱的方法，它们彼此相互竞争。对于未能在竞争中胜出的哲学，我们所知甚少，然而有三种哲学得到了历史的青睐：邪命外道、耆那教与佛教。邪命外道存活了近2000年，最后一次听说它，是在1400年左右的南印度。耆那教传播到整个印度，远至斯里兰卡，今日仅限于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与南部的卡纳塔克邦。佛教虽然几乎在印度次大陆消失（两侧山区还有佛教），但是传播到了阿富汗、中亚、东亚、斯里兰卡和东南亚。

三大遁世宗教针对轮回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答。对邪命外道者来说，未知的命运（niyati）引领着灵魂由此世去往来世，而命运却远非人力所能影响。耆那教相信众生的灵魂十分多样，是无法简化的，其本质是纯净的，却被物质所遮盖、为物质所累。无论多么高尚的行为，都永远被物质奴役，因为灵魂会被新的物质所奴役；但与此同时，过往所造之业的影响也在减弱，此前累积的物质包袱也会逐渐摆脱。因此，解决之道就是完全停止行动。不杀生（ahimsa）原则也许源自耆那教，之后影响了佛教和印度教，素食主义和动物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也受到该原则的影响。精神修炼最为精进的耆那教僧侣，采行最激进的遁世形式，自发绝食，以摒弃行动。另一方面，佛教则教导我们，将我们束缚于轮回之轮的并非命运或行为自身，而是欲（trishna，“渴爱”），欲念驱动着人行动。若能扬弃欲望，则自身的行动将使人摆脱无尽的轮回。佛教的中庸解决之道，介于耆那教自我毁灭的遁世思想与世俗中人自我放纵的两极之间。邪命外道的信徒也许过着世俗的放纵生活，他们因纵欲而为世人所知，但这也许并不属实。

三大宗教的创始人是同时代的人，公元前6世纪，他们在恒河中游的懦萨罗、迦尸、毗提诃、摩揭陀与鸯伽王国讲学，这里诞生了最早一批皈依者。我们对于邪命外道导师末伽梨·瞿舍罗（Maskarin Goshala）所知甚少。我们知道耆那教导师大雄（Vardhamana the Mahavira，筏驮摩那·摩诃毗罗）是毗提诃的王侯；佛陀释迦牟尼（觉悟的人）也是王子出身，生于位于尼泊尔山麓的释迦族（Shakya），释迦族当时处于憍萨罗王国的控制之下。这些导师在婆罗门化程度最浅的东方王国迅速取得了成功，阻碍了吠陀宗教的传播。在贸易和征服的配合下，这一新型的印度文明传到了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区。我们从富商须达多（Anathapindaka）的一则故事里可以一窥贸易与钱币的重要性。须达多想要向祇陀太子（Jeta）购买一块地致赠佛陀僧团。祇陀太子不想售地，因此开出了天价：将土地覆满钱币。须达多满足了这个要求。这个故事被刻在巴尔胡特佛塔（Barhut Stupa）上，我们看到仆人从二轮牛车上卸下当时通行的方形钱币，地上撒满了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