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与大乘佛教

后孔雀王朝时代，印度宗教再次经历根本性的转变。吠陀宗教强调雅利安家主向神祇和父祖献祭，反吠陀宗教的耆那教、佛教等强调从世俗生活退隐到静默冥想的生活。然而，两次根本性转变都称不上是大众化，并未完全向大众开放。这时新的宗教生活形式顺应大众需求而生，强调对最高神祇的虔爱奉献。人们深信神的恩典高于自动伸张正义的轮回业报，因此，他们敬拜庙堂中的神祇塑像，献上水果、鲜花和赞美祈祷。在因果业报教义之下，个人将因其行为道德与否，获得相应的奖赏或惩罚，但只有天知道是否真能得所报偿。通过向超脱了轮回的神——毗湿奴、湿婆或神化的佛陀奉献，我们可能获得更好的果报，跳出因果业报，即获得解脱。向救世主神祇敬拜奉献，正是为了确保能够获得额外的福报。

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本身是《摩诃婆罗多》里的一段，它提出了比吠陀和禁欲宗教更高的学说和教义。《薄伽梵歌》叙述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里的大英雄阿周那（Arjuna）与他的战车手黑天（Krishna）之间的对话，黑天是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人形化身。黑天用术语“业”分析了不同的宗教学说：吠陀祭司通过献祭行为寻求解脱，殊不知这反而让他与轮回绑缚不离；禁欲修士通过摆脱“业”来追求更高智慧，这确实是一条更高级的道路，但认为自己可以终止行为，这是自欺欺人，实际上他仍然需要呼吸、饮食等。然而摆脱“业”的果报确实有方法可循，即不再想通过“业”能够得到什么回报，而是继续履行个人在社会中应尽的宗教职责。这一教诲接近佛教教理，佛教也提倡压抑行动背后的欲望，而非抑制行动本身，然而《薄伽梵歌》不同于佛教之处在于，它劝说人们不应遁世，而应本着超脱的内心来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黑天继续宣示如何通过敬神，让即使身处最底层的人也能获得额外恩惠，进而得以解脱。

精心阐述的普世奉献主义（devotionalism），兴起于印度历史的关键发展阶段，是继吠陀献祭和反吠陀宗教之后印度宗教思想的第三阶段。然而，神像崇拜、求神与抚慰性质的祈祷、奉献行为及恩典思想似乎早就在印度生根，至少可追溯至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并长期为社会底层所奉行。普世奉献主义并非后孔雀王朝时期的发明，实际上普世奉献主义不过在这时获得了教育精英，特别是婆罗门的重视，因此留下了梵语文字记录，我们才得以记述它后期的发展阶段。

印度教是婆罗门学问与大众普世奉献主义全新合作关系的代表。正是在这一时期，毗湿奴与湿婆成为印度教的双核心，今日依旧如此。按照印度教教义，毗湿奴通过化身，一世又一世降生凡间，惩恶扶善，将许多非吠陀，甚至纯粹是地方信仰的教派拉入自己的阵营。其转生产物可能为鱼、乌龟、野猪、人狮、侏儒、持斧罗摩、阿逾陀的罗摩王、黑天、白马^[2]，甚至是佛陀。毗湿奴不压制原有的教派，而是吸纳它们，将其普世化，因而超越了各教派。湿婆则以阳具（林伽）、瑜伽士之神或百兽之主的形象出现；或是以家庭成员的形象出现，如配偶母神［提毗（Devi）、难近母（Durga）］，或是他的两个儿子——战神塞犍陀［Skanda，与泰米尔的穆卢干神（Murugan）有关］和象头神伽内什（Ganesha），这些也说明印度教吸纳地方宗教信仰和习俗并将其普世化的能力。

普世奉献的印度教派持续受到欢迎，对奉行简朴苦行的遁世宗教来说是个重大挑战，也激起这些宗教内部虔爱思想的发展。大乘佛教的菩萨（Bodhisattva）学说引入了恩惠思想；菩萨在慈悲心指引下，将更多的功德施予祈求者。即便在较严格劝化的教派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对其的蔑称，当今学术研究中延续斯里兰卡人的用法，称为上座部）里，普世奉献的思潮也在神像崇拜和朝圣地留下了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