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灾疫的影响及帝国的衰亡

灾疫的暴发使雅典出现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修昔底德写道：“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这样的迅速、这样的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了，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冒险做一些放纵的行为，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还是个未知数。”大多数人都认为，荣誉、金钱和财富都只是短暂的，而对神灵的敬畏和对法律的遵从是不可能有约束力的。对于神祇，大多数人都认为敬神和不敬神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好人和坏人都不会因为你敬神和不敬神而有所区别，都会一样地死亡。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如果犯罪了，在灾疫横行的时期都很难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那一刻。因此，他们宁愿选择犯罪，“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是很自然的事情”^[8]。

灾疫的暴发直接导致了雅典大量人口的消亡。人口大量死亡是雅典灾疫暴发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和后果，更重要的在于，这种灾疫更加具有感染性强、反复发作的突出特点，人们根本难以预防，更别说治疗了。由于医疗手段比较落后，人生存的环境比较恶劣，再加上社会上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像样的医疗救助体系，因此在古代社会，一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严重的大流感，所带来的人口死亡数目是惊人的。灾疫对人口的破坏力量是任何灾难都远远比不上的，包括战争。在战争初期的时候，雅典城内大约有20万的人口。但在持续了两年的大灾疫之后，第一次大约有一半的雅典居民和25%的军人被灾疫夺去了生命；第二次高峰时期，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仅仅雅典一部分军队死亡的就“不下44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至于其他民众的死亡人数是从来没有人能够确知的”。有些时候，虽然灾疫并不一定对人类人口数量的多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它会给某一国家或地区带来致命的危害。正是灾疫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雅典的综合实力随之衰弱下来。雅典虽然是当时希腊人口最多的城邦，但由灾疫造成的损失仍然是巨大的，包括伯里克利和他的部分家人都在此次灾疫中丧生，这也使雅典社会走向衰落。

大灾疫对公共卫生系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古代，用来埋葬因灾疫而死去的人的墓地叫作“瘟疫坑”。“因灾疫而死去的人必须被关在住宅内，且其亲朋好友等都不允许到公共场所去，这样可以避免传染。因灾疫而用过的脏水也不能随便排入公共排水沟，病人或死者的衣物不能在公用的河水中洗涮，而照顾病人的家属等必须佩戴白色标志。政府部门负责管理和控制灾疫的工作人员必须完全确保制度的执行。”灾疫发生之后，人们就会从医学的角度进行积极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更多的普通大众开始关注所生存的城市的卫生状况和自身的健康状况。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发生的灾疫无不与当时的公共卫生设施不健全、卫生条件差、卫生重视程度不够有很大的关联。

灾疫的暴发也加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基本上确立了战后的政治格局。公元前430年夏天，当伯罗奔尼撒人逼近雅典城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很多的雅典人在掩埋死去亲人的尸首，得知了雅典城内大规模灾疫暴发的重要信息。这些侵略者非常害怕被灾疫感染，于是立即改变了原有的计划并迅速撤离，雅典因灾疫才没有遭受伯罗奔尼撒人的再次入侵。由于灾疫和战费的负担日益加重，雅典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伯罗奔尼撒人入侵亚狄迦，以及雅典人从事海上远征的整个过程内，雅典城内的居民和军队里面的人还在继续饱受灾疫的痛苦而大量死亡。伯罗奔尼撒人比他们原定的计划提早回国了，因为他们恐惧被传染。但是这次入侵的时间比任何一次都长，他们留在亚狄迦大约四十天，把整个地区都侵略了。当灾疫暴发的时候，雅典人一致都把这场大灾疫归为伯里克利统治的结果，于是他被解除了所有的职务。但是，这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伯里克利，于是他又被恢复了权利。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终因感染病毒而去世，雅典重新回到了无序的时代。由于整个国家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力，使得公民的权利被无限地扩大，就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利用公民大会来实现政治野心。持不同政见的人以灾疫的暴发为契机，妄图实现瓦解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的政治目的。大灾疫使得国家政权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诱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战争又使得雅典帝国从鼎盛时期走向了衰退。伴随人口和经济损失的还有城邦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善于煽动民众情绪的激进派“民众领袖”克里昂等人崛起，稳健的温和民主派渐渐失去支持，这对雅典的战事和内政外交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可以说，这场灾疫不仅对雅典而且对整个希腊的历史走向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