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雅典大灾疫的史学反思
雅典大灾疫的致死率相当高，且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大灾疫时，雅典大约1/3的重装步兵和骑兵死亡，雅典的哈格浓将军带领的军队因雅典城内的灾疫导致士兵死伤无数，丧失战斗力。他原有重装步兵4000名，大约40天之内，当他率领其舰队回雅典的时候，染疫身亡的就有1050人。据统计，当时大批人口“像羊群般地死去”，而且当时没有先进医疗技术能够治疗这种疾病，医术和其余的手段（到神庙祈愿、占卜等）都没有用处，患者只能硬扛。修昔底德自己也染上过此病，他幸运地活了下来，他认为人一旦染上此病，无论体格强弱都很难抵御，这就必然导致人们的绝望。与此同时，患者即使幸存下来也可能留有大量的后遗症。如果有谁经受了最严重的症状却幸存下来，那么他的四肢上也会留下疾病侵袭过的痕迹。疾病会侵袭到阴部、手指和脚趾，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失去了这些器官，有的还会失明。还有些人当他们康复时会完全失忆，这就更加重了此病的恐怖。而得过此病康复后的人所受的心理创伤也是巨大的，他们会陷入短暂的歇斯底里状态—“他们在一阵狂喜之后会幻想自己再也不会死于其余的疾病了”[9]。灾疫之后雅典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随着现代科技和医学的发展，造成雅典悲剧性结局的原因似乎已被发现，希望人类能汲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尽量减少由灾疫所带来的灾祸。
雅典大灾疫的传染性极强，几乎无药可医。修昔底德认为：据说这种灾疫可能起源于上埃及的埃塞俄比亚，由那里传播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它在雅典突然出现，首先得这种病的是比雷埃夫斯的居民，他们以为是伯罗奔尼撒人在蓄水池中放了毒药，但是后来这种病在上城也出现了，死亡的人数大大增加，不久又降临到雅典城内。它还传播到了其余人口稠密的地区，但雅典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当时正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伯里克利为了作战的需要，将农村大量的人口迁入雅典城，这就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居住条件更加严峻，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灾疫的传播。当时的医生因为医学不发达且医疗条件有限，完全治疗不了这种疾病。当他们在给别人看病的时候很容易被传染：“他们由于最多地接触它而死亡比例最高。”[10]修昔底德还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疾病不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且对动物也有非常大的传染性。那些喜欢吃腐肉的鸟类和野兽，在吃了还没有埋葬的人类尸体后，不久也都大量地死亡。由此可见，这种疾病的传染性是极强的。
雅典大灾疫持续时间长且疫情还有反复。据修昔底德的记载，灾疫在公元前430年夏季暴发，持续了整整两年，此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公元前427年—公元前426年冬季它又在雅典复发，并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修昔底德感叹：“没有什么比灾疫更能给雅典人带来损失和伤害了。”根据希腊医生和哲学家盖伦的理论：灾疫是在战争中由不良卫生条件造成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这次雅典灾疫。关于古代雅典社会灾疫流行病的情况，西方医学史专家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的线索。事实上，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也就是希腊抵抗波斯战争期间，希腊半岛就很可能有流感、结核、白喉等的发生。根据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的记载，波斯大军在远征的路途中，由于缺少粮食等吃的东西，再加上战马的草料也极其短缺，因此，他们在侵略过的地方都会大量地去掠夺这些战略物资。为了补充军队的粮食和战马的草料，他们不得不违反一些重要的军事规则。我们看到希罗多德笔下描述的波斯军队：在行军途中，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遇到什么民族，他们对这些人的谷物都一概加以掠夺而作为食粮。而在他们找不到任何谷物的时候，他们便吞食地方生长的草，剥树皮，摘树叶，不管它们是人们栽培的还是野生的，一概不留。他们就饿得干这样的事情。[11]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支远征军竟然感染上了痢疾等流行病，随着大流感的暴发，军中死亡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把这些生病的士兵留给当地的居民代为照料。这就直接导致了当地大量平民百姓感染了细菌和病毒，并随着军队侵略战线的延长而不断地蔓延。由此可见，波斯战争期间，波斯军队也把这些致病的细菌带到了希腊，从而导致了希腊文明的中心—雅典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总之雅典灾疫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人们在大灾疫面前，往往心理上的恐惧要比灾疫本身更恐怖。每当大的灾难来临之际，很多人因灾难大量死亡，很多人逃离家园，他们会将这种灾难归罪于某个人或某一群人，或者某种非常神秘的力量和事物。这样就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很多人就会随大流、人云亦云，根本不去了解背后的实际情况，这造成了集体的无意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地区文明的严重衰落。有时候，更为可怕的是，造成了整个社会重新回到愚昧无知的境地。隐藏在大灾大难背后的因素非常多，其中战争就是最为可怕的一种。战争往往是灾疫的最大制造者，它很容易由天灾带来人祸。灾疫一旦暴发就会造成非常广泛的影响，有时候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恐慌。在古代社会医疗极不发达的情况下，仅仅依赖医疗控制灾疫是很难做到的，有些时候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和社会应对灾疫的方法和举措，尤其是当政者应对突发应急事件的能力和魄力。古代社会控制灾疫的主要办法就是赈济，但总体来说收效都不好。大的灾难很容易导致国家大量平民百姓的死亡，当然也会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人。有些时候，灾疫进一步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局面的加剧。
雅典大灾疫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医学的诞生。对于雅典的这场大灾疫，当雅典城所有的人都处于恐慌之中的时候，处于希腊北边马其顿王国的一位叫希波克拉底的医生，这时却不顾自身的安危来到雅典，准备实施救治活动。希波克拉底来到雅典城之后，他一方面马不停蹄地开始调查疫情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探寻灾疫发生的原因，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不久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发现整个雅典城内只有一种人没有感染病菌，那就是铁匠，他们每天和火打交道，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此，希波克拉底认为，或许大火可以有效地防止疫情的蔓延。于是他就命人在雅典城内的很多地方点起大火，企图通过大火扑灭灾疫。当时社会上非常盛行“神赐疾病”的说法，而且很多人都相信这样的说法。为破除这种说法，希波克拉底开始探索人的肌体特征和疾病的成因问题，他通过实验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他认为人体是由血液、黄胆、黏液、黑胆四种体液组成的，它们在人体内的比例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了人的不同气质。性情活跃、动作灵敏的属于多血质；性情脆弱、动作迟钝的属于抑郁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的属于黏液质；而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则属于胆汁质。他通过实验进一步认为，人得病是由于四种体液不平衡，而四种体液不平衡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缘故。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的著名医生、欧洲医学的奠基人，他提出的气质类型及划分一直沿用到今天。他在《头颅创伤》这部专著中，详细描绘了头颅损伤和裂缝等方面的病例，并且提出使用手术的方法，记载非常翔实，足以证明这是他亲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作为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贡献不仅是首先制定了医生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其医学观点和医疗实践，都对以后西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1]吕厚量：《改变了雅典命运的瘟疫》，《世界文化》2009年第11期，第46—47页。
[2]［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8—139页。
[3]［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9页。
[4]［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9—140页。
[5]［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0页。
[6]［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0—141页。
[7]［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0—141页。
[8]［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1页。
[9]［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1页。
[10]［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7页。
[1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