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查士丁尼大灾疫带来的影响
灾疫造成了当时大量人口的死亡。大灾疫给拜占庭帝国所带来的灾难和影响远超过了雅典发生的灾疫。从死亡人数上来看，学者艾伦根据君士坦丁堡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比例推算，这场灾疫的死亡人数在244000人左右，而按此推断，整个地中海地区在这场灾难中的死亡率为33%；《牛津拜占庭史》则估计这场大灾疫导致君士坦丁堡损失了近1/3的人口，整个东罗马帝国近1/3的人口丧生。[15]在普罗柯比的记述中，在灾疫到达君士坦丁堡的4个月内，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不断地上升，从5000到10000人，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该城大灾疫期间死亡的总人数。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位见证人、教会历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详细记录了灾疫暴发的死亡惨状，他写道：“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下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观者都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张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或者教堂里腐烂……在一天当中5000—7000人，甚至多达12000—60000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政府官员们就站在港口、十字路口及城门处清点着死亡人数。这样，君士坦丁堡人濒临灭绝的边缘，只有少数幸存者。如果仅仅考虑那些死在街头的人— 若有人希望我们能够说出实际上曾经统计过的具体的死亡数字— 有超过30万人在街头毙命。那些负责清点死亡人数的官员统计至23万人后，发现死亡人数简直难以计数，所以不再清点。从那以后，尸体不经清点就直接拉出城去了。”[16]客观来说，灾疫的确减轻了受灾地区之后的人口压力，但是对于灾疫经历中的人们来说，这场经历是痛苦且不堪回首的。
灾疫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在查士丁尼统治的第十个年头，普罗柯比写道：天空中出现了一种最危险的凶兆，太阳的光线不再明亮，而像月光一样昏暗，几乎全年都是日食现象。从那以后，人间就充满了战争、灾疫和其他各种导致死亡的灾难。大灾疫传到波斯，波斯国内也面临着动荡的局势，甚至出现了叛变，因此波斯人不得不放弃了阿达比加农，带领全部军队撤到亚述。同时哥特军中也发生了灾疫，病死者也非常多，尤其是靠近亚壁古道大营的地方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同时匈奴人也感染了灾疫撤回罗马，罗马军队也做好了撤退的准备；蛮族人也开始对赢得战争感到绝望，考虑该怎样从罗马撤兵，因为他们经过灾疫和敌人的打击损失惨重，人数从上万人锐减到只剩一些兵士。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忍受着饥饿的折磨，虽然名义上是他们围攻罗马，事实上他们反被敌人包围，被罗马人切断了一切供给。当他们得知还有一支军队从拜占庭水陆并进前来增援敌人时，尽管并没有消息说明军队的具体规模，但在流言的作用下，他们都以为它异常庞大，便对这危机感到害怕了，开始为撤离做计划。因此哥特人派三位使者去罗马城议和。[17]
灾疫极大地冲击了帝国的统治秩序。拜占庭帝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国家，一旦皇帝出现意外，则会迅速影响整个帝国的统治根基。查士丁尼在这场灾难中也未能幸免。但幸运的是，查士丁尼尽管也受到了感染，但很快就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在皇帝养病期间，一时传言四起。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出现了一股觊觎皇权的行动，各种政治阴谋迅速而起。在皇帝病情恢复之后，一大批的文武官员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最为著名的帝国大将贝利萨留，他的死对帝国的稳定损失是巨大的，这也正是这场灾疫所造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而且灾疫导致粮食的缺乏，导致饥民公开抢夺粮食，引发了社会的暴乱，整个帝国的稳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18]。
灾疫强化了基督教正统教在帝国中的重要地位。这场灾疫也使人们的精神层面发生了变化，灾疫对于时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疫，人们总是心怀恐惧的。普罗柯比写道：“一天又一天，我们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叩击着坟墓的大门。如果夜晚来临，我们就会想，死亡定会在夜间来攫取我们的性命。若黎明降临，我们又会整日面对坟墓之门。……在旅途中，我们看到了荒无人烟的呻吟着的村庄。地上铺满了尸体；路边的补给站一片漆黑，孤寂与惊骇充斥着每一个碰巧走近又离去的人的心。而被人遗弃的牲畜四散在山间徜徉，根本无人看管。”由于人们总体对灾疫的认识还不是很完善，一旦发生灾疫，造成极高的死亡率顿时会在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恐惧和绝望。更重要的是，这种恐惧逐渐演变成人们对国家政府的不信任以及人们价值观念恶化信仰的变化。人们开始更多地信仰上帝，而对生命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从更深的一个层面来讲，这场灾疫更加巩固和确定了基督教在帝国的地位，强化了基督教正统教在帝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19]。
灾疫同时也是对查士丁尼帝国公共应急系统的一次大考验。在查士丁尼大灾疫暴发期间，由于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得埋葬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死亡的步伐，穷人的尸体被到处乱抛，即使显贵之家也出现暴尸数日而无人埋葬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查士丁尼大帝命令身边一位叫作西奥多的大臣，负责救济灾民和处理尸体的工作，并指示他尽可能取用所有必需的黄金，西奥多尽职尽责地将皇帝从国库中的拨款分发给灾民，当资金不够时，他甚至动用自己的财产来救济民众。为了解决尸体问题，西奥多用重金雇佣一些健康的平民挖掘坟墓和运送尸体，当用尽城内所有可利用的空地之后，尸体便用船被转运到城外金角湾的斯开要塞，在那里将其埋葬。正是因为西奥多这样得力的大臣存在，才让查士丁尼政权成功地从灾疫中存活下来，并在历史上为查士丁尼大帝留下了一个明君形象。而对于查士丁尼大帝来说，这场危机也或多或少地成为其统治伟业中的一种经验。
灾疫改变的不只是拜占庭帝国，同时更对欧洲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大灾疫的破坏是惊人的，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查士丁尼大灾疫暴发后的60年，灾疫四次袭击安条克城。埃瓦格里乌斯认为灾疫的暴发周期性是15年，而且往往在周期开始的第二年最为严重。查士丁尼大灾疫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发是在740—750年的君士坦丁五世时代。从743年开始埃及暴发了灾疫，不久向各个方向扩散，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突尼斯在744—745年遭受灾疫侵袭，745—746年灾疫横扫了西西里岛、南意大利和罗马，然后灾疫向东扩散经过希腊，在747—748年传到君士坦丁堡，再蔓延到亚美尼亚，又重新侵袭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拉克。从公元541年查士丁尼大灾疫暴发到它真正结束，竟持续了200年以上，这场灾疫之恐怖程度可见一斑。
查士丁尼大灾疫成为拜占庭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查士丁尼大灾疫的发生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影响是巨大的，这场灾难影响了世界古代史的进程。查士丁尼大灾疫造成此后200年间大规模灾疫的流行，埃瓦格里乌斯就留下了大灾疫周期暴发的记载：“经常情况下，灾疫以每5个财政年（15年）的周期循环波及各地。但是尤其是在每个循环的头一两年最为严重。”连续性大灾疫不仅对东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还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正是这场灾疫的发生极大地动摇了拜占庭帝国长达数千年的统治，成为查士丁尼统治晚期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查士丁尼死后，东罗马帝国由盛转衰，从此江河日下，后续陆续暴发的大灾疫严重影响了东罗马帝国的人口增长，导致国力长时间徘徊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帝国的复兴再无期望。而随着东罗马帝国势力的衰退，另外一些势力迅速填补了东罗马帝国留下的空白。这场危机是拜占庭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它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古代罗马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在此之后逐渐丧失，并预示着一个以黑暗时代闻名的欧洲政治混乱和文化衰落的中世纪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