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黑死病的影响及史学反思
黑死病对欧洲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黑死病沉重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促进了农奴制的瓦解；另一方面，它使欧洲人口锐减，从而改变了欧洲的阶级结构和整个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黑死病加快了欧洲社会转型的步伐，使欧洲整个医疗卫生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的步伐，严重冲击了基督教在广大欧洲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为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黑死病导致欧洲损失了1/3甚至更多的人口。黑死病在欧洲无孔不入，肆意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直到1351年才渐渐平息。黑死病造成了2500万左右欧洲人的死亡，这个数据大约占到欧洲总人口的30%—40%，死亡人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流行病。在后来的几百年里，黑死病曾经又小规模地暴发了几次，虽然没有再重创欧洲，但它已经成为欧洲人谈之色变的瘟神。直到19世纪初，欧洲才真正从这种可怕的疫病中解放出来。
1350年到1400年，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30岁缩减到了20岁。黑死病在各地此起彼伏的余波超过300年，直到17世纪末才有所缓解。据记载：在人口密集的阿维尼翁每天都有400人死去，6周之内单一处墓地就接收了1.1万具尸体；有报告说，城市中有一半的居民死去，包括9位红衣主教，以及70位地位稍次的高级教士。当墓地不堪重负时，阿维尼翁居民的尸体被抛入罗讷河，直至开挖万人坑来倾倒尸体。像修道院和监狱这样的封闭场所，如在卡尔卡松和马赛的圣方济各女修道院，只要一人受到感染，通常便意味着无人幸免。在锡耶纳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死于黑死病，原计划要建成世界最大的大教堂停建，并且因为缺乏工人和熟练的石匠以及幸存者的“忧郁悲伤”而再也没有恢复建设。在伦敦的万人坑中，尸体层层堆放，直到装不下为止。由于死去人数的增多和人们对传染的恐惧，死去的人没有了最后的仪式，埋葬时没有人为其祈祷。一位锡耶纳的编年史作者写道：“不管失去了什么，都没有人哭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等死……人们传说并深信，这是世界末日。”“在这些日子里，葬礼无人致哀，婚礼乏友相贺。”在巴黎，黑死病一直持续到1349年底，报告的死亡人数是每天800人，总死亡人数是5万人，这是城市人口的一半。在剑桥郡的三个村子中，庄园的死亡率记录分别为47%、57%和70%。当最后的幸存者在人数太少而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时，一座废弃的村落便重新变成了荒野，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
黑死病对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黑死病暴发在14世纪的欧洲，客观上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助推剂和催化剂。正是黑死病的偶然出现，才使得原本在欧洲根深蒂固的教会权威受到了威胁。在14世纪中叶的欧洲，黑死病首先发生在中亚里海一带，通过黑海沿岸和克里米亚，传至地中海，继而传播到欧洲。黑死病在欧洲的传播使得欧洲人口大量死亡，整个欧洲社会秩序陷入了动荡与混乱，也促进了农奴制的瓦解，使得欧洲的经济体制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黑死病的扩散过程中，许多传教士忘却了自己拯救灵魂的圣职，趁机大发灾疫财。《十日谈》中就对这种贪财敲诈、骄奢淫逸的教士进行了描写，这些无疑降低了教会在民众心中的权威性，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来解释黑死病在欧洲不断蔓延的原因。黑死病的扩散也使现实主义开始出现，由黑死病带来的死亡阴影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人们的信仰开始瓦解，并冲破了神学的禁欲主义。黑死病促使人们去追求现实生活，同时也使得人们对人生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推动人们冲破了教会的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创造了条件。
由于黑死病的突然到来以及它那势不可当的趋势，使一部分虔诚的信徒们在竭尽全力地“自我救赎”失败后开始对仍无动于衷的上帝逐渐感到失望，以至于当黑死病悄然散去之后人们对命运观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认为世事无常，事实证明上帝也是靠不住的，既然命运不能完全由自己把握，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地活着，尽情地享受并极力创造现世的美好。显然，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能以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去解释黑死病的来源，但在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潜在思维方式已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洗礼，这些人不再相信这场灾疫跟所谓上帝会扯上半点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人们已经通过这场灾疫逐渐从一个被他人精神所驱使的肉体过渡为一个真正拥有自己“精神”并能够独立思考人的生命的价值的个体，这对于一个新思想的产生乃至一个新时代的产生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施尔格·缪乐所说的那样，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
黑死病加速了中世纪教会体系的衰落和瓦解。在黑死病还未染指中世纪的欧洲之前，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无比高尚和完美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教会承担了人们的精神抚慰和思想整合的任务。然而事实证明：当黑死病真正将魔爪伸向人类时，教会在精神抚慰和整合思想上的职能却被检验出是不合格的。在灾难来临之际，原本担当人们精神支柱的神职人员却率先擅离职守，即便是最为神圣的教皇克莱门特六世亦是如此。除此以外，由于黑死病大规模肆虐的时候无论普通人、商人、信徒还是教主均难逃死亡的命运，并最终死于“瘟神”的手下，就连自称为人类灵魂拯救者的神父也未能幸免。据相关资料统计，以英国的约克郡为例，在当时仅这一地区就有一半以上的教士因感染黑死病而死。毫无疑问，在神父和教士等大批神职人员也因疫情而未能幸免的既成事实之下，所谓“灾疫乃上帝施与罪人的惩罚”等荒唐言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场灾疫也让当时的人们渐渐洞悉了平时号称“人类救世主”的教会和教士在灾难面前同样是与常人无异且毫无作为的。久而久之，当这一思想逐渐在人们的心中萌芽之后，中世纪时期原本政教合一的权威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来自人民的挑战。当然，这一点是导致中世纪欧洲教会体系衰落的主要因素，其余诸如疫后大肆增加税收等不良做法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总而言之，黑死病导致教会体系的衰落，而真正在人们心中彻底推翻教会的则是教士本身的诸多不良行为。
黑死病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16世纪，路易十三的御医查尔斯·德洛姆发明了鸟嘴面具。当时民间普遍认为，灾疫是形似鸟的恶灵缠身，而形象更为凶恶的鸟嘴面具能够驱赶恶灵。鸟嘴面具的鼻子上处形似鸟喙，鸟嘴空间里有用龙涎香、薄荷叶、鹳草鸦片等草药浸过的海绵，用来阻止空气中的病毒进入人体。当时有冒死深入疫区的医生穿戴着全套的防毒服装挨家挨户检查死伤：身穿泡过蜡的黑色长袍、皮革马裤，以皮手套隔绝秽物，头戴黑色宽帽檐、鸟嘴面具，眼睛上还遮有镜片，医生还会配备一根长棍，用以避免直接接触病人。在当时，位于重灾区佛罗伦萨以北的大城市米兰竟奇迹般安然无恙，布拉格也神奇地避过了，也没有波及芬兰。原因就在于他们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隔离。当黑死病马上到达米兰时，米兰的主要领导者提前就对原来有疫情的3所房屋进行了绝对的隔离。建围墙，不允许围墙内的人走出房子，最终的结果是米兰人没有受到影响而存活了下来。这是已知对流行性传染病建立隔离制度的第一次，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今天。当时有一个医生（希利亚克）在教皇支持下解剖尸体，通过解剖，他正确判断出鼠疫的两种类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从而促进了解剖学的诞生。黑死病同样也促使欧洲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己不良的卫生习惯。在黑死病暴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欧洲的很多大城市，比如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罗马和佛罗伦萨、英国的伦敦等城市，很多人根本不注重城市卫生，在他们生活的大街小巷，到处污水横流，垃圾到处堆砌，老鼠处处可见。在很多地方，由于受到宗教习俗的影响，人们多年都不洗一次澡，为遮掩人体的味道，法国人才发明了香水。但是黑死病流行之后，欧洲各国都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大力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比如挖掘宽敞的下水道，以利于污水的排放；注重垃圾的处理，设立储藏和倾倒垃圾的专门场所，有专门的人来处理垃圾；普遍都重视进行杀虫和消毒工作。通过这些有效措施的实施，鼠疫等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国际上把对黑死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4]
【注释】
[1]方陵生：《黑死病真的与老鼠有关吗？》，《世界科学》2004年第6期，第39—41页。
[2]方陵生：《黑死病真的与老鼠有关吗？》，《世界科学》2004年第6期，第39—41页。
[3]方陵生：《黑死病真的与老鼠有关吗？》，《世界科学》2004年第6期，第39—41页。
[4]陈水仙：《人类与病毒艰难作战：动物的警告》，《世界博览》2014年第17期，第4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