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霍乱病毒的史学反思
恩格斯指出：“霍乱、伤寒、天花和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13]当霍乱一次次地在全世界肆虐的时候，各国也在不断地与霍乱病毒斗争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直接导致了世界卫生领域的大革命。
为避免霍乱的广泛传播，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积极行动起来，限制外国旅行者到本国来，英国甚至动用了军舰拦截从霍乱地区来的商船。1831年6月2日，当时的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在国会开幕式上说：“我向诸位宣布一下大家关心的可怕疾病在东欧不断发展的情况，同时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阻止这场灾难进入英国。”然而还没等英国人想出任何方法，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恒河三角洲带回来大量的黄金白银，同时也带回了霍乱。桑德兰港口首次出现了霍乱，不久霍乱病例迅速蔓延开来。英国采取隔离病人的传统方法，企图将霍乱病毒消灭殆尽。人们用蓖麻油冲洗肠胃，有的甚至用电击，或用炽热的铁片去烫身体的各个部位来治疗，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霍乱的传播，即便是在遥远的偏僻山村，霍乱都找上了门。由于霍乱的迅速扩散，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洲大陆也不敢放松警惕。为抵御霍乱的随时到来，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医生们召集在一起商讨霍乱降临之后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纽约市在疫情到来的时候还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检验措施。
1832年，霍乱最终在英国慢慢消失了，人类才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当霍乱首次来到英国的时候，很多医学家都认为人们是因为吸了有毒的气体而发病的。但是，随着霍乱一次次光临，这种认识发生了改变。当时英国一名叫约翰·斯诺的妇产科麻醉师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了霍乱传播的奥秘，即通过含有霍乱病菌的饮用水传播，证实了供水污染、水源污染与霍乱传播的内在关系，为霍乱防治提供了良方。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他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霍乱的传播方式》来引起人们的关注。1845年8月，伦敦出现小范围的霍乱疫情后，斯诺加入霍乱研究的队伍，试图通过对饮用水的分析找到霍乱传播的蛛丝马迹。剑桥区布罗德街的街角处有一口水井，大多数居民都是喝井中的水生活的，斯诺从水中发现有米粒状的颗粒物，这正是霍乱患者的排泄物。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斯诺发现喝这口井里的水的居民死亡率高，几天之内就死了300多人。然而这附近啤酒厂的工人却无一人感染霍乱，因为该厂的工人饮用免费的啤酒，或从自己工厂的水井汲水，从未从公共水井取水。这使斯诺注意到霍乱与饮用水的来源有关，他建议市政当局关闭这口水井。当斯诺的建议得到采纳后，霍乱很快就在这个地区销声匿迹了，这就是著名的“布罗德实验”，它有力地证明了霍乱与饮用水的关系。[14]研究发现：凡是卫生状况好、水源没有受到污染的地方，其霍乱发生的概率和死亡的人数就少；反之亦然。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伯明翰这个地方整个城市的卫生环境相对较好，并且这个城市有良好的下水道系统，因此，这个地方的霍乱发生率就较低，死亡率也偏低，在伯明翰地区仅造成24例的死亡。反面的例子也有，比尔斯顿地区距离伯明翰不远，但是这个地方的肮脏却是远近闻名的，因此这里因为霍乱死亡的人就大大增加了。因此，斯诺认为脏乱差的地方容易发生霍乱，后来他追查到伦敦霍乱暴发的最终源头，是布罗德街上的一台已经被污水污染的水泵。霍乱死亡的人以水泵为中心，这就形成了闻名的“斯诺的霍乱地图”，进一步证实了水源是霍乱传播的重要途径。
1848年，英国议会决定发起公共卫生运动，并设立卫生总会具体负责清理城市卫生的工作，并通过《公共卫生法案》，同年通过《垃圾清理法案》，又被称为“霍乱法案”。约翰·斯诺最大的贡献就是最终促使伦敦开始修建公共供水的设备，建立大规模的伦敦供水网，从而带动了整个欧洲的公共卫生运动。
之后这一运动又在美国、日本、中国进行实验，最后在全世界进行推广。进行城市供水和排水的革命是19世纪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标志。约翰·斯诺在1851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上，简洁明了地论述了卫生与疾病的实质—疾病是自然和谐状态失衡的后果，是垃圾和废物造成的难以避免的结果。因此只要清理这些垃圾，霍乱就有可能得到预防与遏制。从长远来看，城市卫生状况的改善削弱了霍乱等疾病滋生的有利条件，有助于降低霍乱等疾病的发病概率和死亡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卫生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它使改善卫生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15]
1866年后，随着河流污染治理和供水改革的不断进展，水源和供水对霍乱的影响也逐渐减弱，霍乱在英国仅零星出现，基本上没有造成影响。约翰·西蒙记录了1872年霍乱的患病数量：伦敦3例、利物浦2例、南汉普顿1例、斯旺西至多1例。19世纪最后一次霍乱暴发期间，英国在城市卫生、住房、供水、河流等方面也都得到明显的改善，在医学监督、社会改造、环境治理诸方面有效遏制了霍乱的频发。当欧洲大陆再次遭受霍乱肆虐之苦时，英国基本上免于此难。
对于许多伊斯兰国家来说，霍乱带来的死亡如此出其不意又如此可怕，所产生的社会震动几乎与欧洲并无差异，他们的医学或宗教传统都无法应付。霍乱引发的普遍恐慌有助于引起人们对伊斯兰世界传统领袖和权威者的质疑，并为其接受欧洲医学铺平道路。不断重复出现的霍乱恐慌，推动了城市卫生立法工作的开展。1932年4月，中国上海首先发现真性霍乱病例，上海市卫生局就马上检查辖区内井水和河水，并大力推行霍乱疫苗注射，当时的民国卫生防疫组织也采取了许多防疫办法，比如饮水消毒、防疫宣传、推广霍乱疫苗、隔离病人等措施，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霍乱的首次暴发也推动了各国中央和地方性卫生机构及设施的成立。在英国，由于此前设立的卫生总会的委员多从地方选出又没有薪水，因此通常缺少专业知识和合法权力来改变当地的生活环境；况且不是每个委员都认为肮脏和疫病有什么关联。英国国会还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同时推动建立了120多个地方卫生委员会。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了一些对于公共卫生影响深远的计划，它还利用国会授予的法律权力，在英国城市中清除了无数污染源，并开始在全国普遍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在美国，在新的霍乱威胁面前，一个以英国为原型的卫生委员会于1866年在纽约建立起来。在德国汉堡，当地政府体恤居民，设立了一座水过滤厂。1892年，当霍乱在汉堡暴发时，它只是沿着作为两城分界线的街道这一侧传播，而另一侧阿尔托那的人们毫发无损。[16]此后为杜绝细菌感染，汉堡等地开始系统地净化城市供水，自此，霍乱再也没有返回欧洲。
19世纪末的西方所有大城市，无不在努力接近英国在1848—1854 年首次提倡的新的卫生和水源管理标准，城市生活要比以往更加远离疾病。不仅是霍乱和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在减少，其他一般性水媒传染病也在急剧减少。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城市很少能让所有的人享受卫生的饮水供应和下水道系统；然而即使在那里，随着水污染的危害被更广泛地了解，简单的预防措施，像煮熟饮用水和周期性检测水体的细菌污染状况，也相当有效地防范了对水媒传染病的整体接触。但是公共卫生管理机构不能坚持有效地进行细菌观测，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更是举步维艰。
饮用水的安全是杜绝霍乱暴发的重要前提之一。用来规避大规模致命疾病的方法和知识几乎是人所共知。对于广大民众而言，霍乱带来的恐惧使人们开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关注饮水和饮食的卫生和安全。当地方性的霍乱或其他致命的疾病发生时，很多国家也会积极地提供赞助，请医学专家参与帮助霍乱暴发的国家控制病情。所有城市甚至很多国家的乡村都铺设了下水道系统，公共卫生系统得以迅速发展，霍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注释】
[1]刘文明：《十九世纪上半叶霍乱流行的全球史审视》，《光明日报》2015年3月28日。
[2]刘文明：《十九世纪上半叶霍乱流行的全球史审视》，《光明日报》2015年3月28日。
[3]晔旻：《从流行病学调查开始霍乱：压制“19世纪的世界病”》，《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第8期，第36—43页。
[4]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德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32卷第1期，第82—87页。
[5]许朝阳：《爱伦·坡〈红死魔的面具〉的叙事解读》，《东岳论丛》2011年第32卷第8期，第90—93页。
[6]崔占龙、夏泉：《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举措及评价——以1932年霍乱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2卷第3期，第24—32页。
[7]殷俊燕、梁屹峰：《抗战时期云南的霍乱防控（上）》，《云南日报》2020年3月6日。
[8]刘文明：《十九世纪上半叶霍乱流行的全球史审视》，《光明日报》2015年3月28日。
[9]［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58页。
[10]刘文明：《十九世纪上半叶霍乱流行的全球史审视》，《光明日报》2015年3月28日。
[11]［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58页。
[12]刘文明：《十九世纪上半叶霍乱流行的全球史审视》，《光明日报》2015年3月28日。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14]［美］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15]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德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32卷第1期，第82—87页。
[16]晔旻：《从流行病学调查开始霍乱：压制“19世纪的世界病”》，《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第8期，第3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