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晚清时局与东北大鼠疫的暴发

历史的车轮开进了20世纪，清王朝以庚子之乱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晚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更加强化了对清政府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控制，外国在华的投资规模急速增长，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了大量的势力范围，英国侵略西藏，日俄两国为争夺更多的利益在中国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应对巨额的战争赔款，清政府巧立各种赋税，各级政府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中国已经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日益压榨下，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农民、工人、商人、少数民族、资产阶级等不断地发生反洋教、反压迫、反迫害的斗争，清末的预备立宪不但没有挽救日益衰败的清王朝，反而加重了社会的各种矛盾。随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

20世纪初年，旱獭的毛皮成为世界市场上十分热销的商品，一时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紧俏商品。由于市场需求过于旺盛，旱獭皮的价值“1910年每张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1910年的250万张”^[1]。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中俄两国的商人就大量招募华工抓捕旱獭，很多人就这样匆匆加入捕杀队伍。旱獭一旦感染病毒就会失明、失声，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2]但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之下，这些染病的旱獭也被大量捕杀，从而导致鼠疫病毒传染给捕猎者。由于这些捕猎者都是穷苦人，平时就住在非常简陋的客栈里，为了取暖并节省住宿的费用，经常几十个人住在一起，而如果有一个人被感染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很快死亡。

1910 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地区就已经发生鼠疫，由于人烟稀少，再加上居住地相对比较分散，疫情并没有肆虐起来。俄国从自身的利害出发，将所有染病的中国劳工全部赶回到中国，这些患了鼠疫病毒的劳工的遣返直接就导致了这次东北大鼠疫的迅速暴发。被俄国人驱逐的劳工沿途住宿，将鼠疫一路传播开来。1910 年 10 月初，在俄国大乌拉尔有7 名中国伐木工人突然死亡，其余的伐木工人被驱逐；同年10月21日，2名伐木工人回到满洲里，住在一家小客栈里，仅仅过了4天，这两个人突然暴毙身亡。没过多久，这个客栈的老板和另外一个客人也死了。在很短的时间里，4个人突然暴毙，且症状基本相似，都是先发高烧，不停地咳嗽，然后就是吐血，不久就悲惨地死去，而且死了之后全身紫一块青一块的。当时在这样一个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但是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大鼠疫正式暴发了。

鼠疫不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1910年10月27日，在哈尔滨发现了第一例鼠疫感染者。其北部傅家甸地区有24000 的人口，但其房间相对矮小，大街上到处都是垃圾和粪便，生活环境异常恶劣，疫情就从这里开始暴发了。哈尔滨最高长官会同当时的俄国官员一同查看了傅家甸的情况，开始租用一些民房作为病人养病的地方，并让警察局的警察会同办理疫情事宜，如果发现有人感染了一律送入养病院，以此防止疫情的大规模传播。^[3]然而情况仍然在不断恶化，傅家甸当时只有2名西医和5名看护，2名西医是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最初只有一两个人死亡，后来每天都是几十人死亡。由于当时还没有具体的隔离措施，再加上没有专业人士的治疗陪护，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有些人家甚至将已经感染鼠疫病毒的家人尸体扔在大街上就跑了。根据1911年1月16日《大公报》的记载：“傅家甸自阴历腊月二十三日开始防疫以来迄正月初五日止，共十四天内因疫毙命者共五百七十二名之多。现在每日死者约四十名，每日染疫者约一百名，大有日炽一日之势。”

在鼠疫刚刚发生的时候，因为当时医护人员很少，专业的医护知识有限，再加上鼠疫防护的物资极其短缺，各级政府主要忙于政务，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严重缺乏。导致当时的鼠疫越来越严重，而且由于其传染性极强，单是哈尔滨一个地方每天平均死亡的人数都超过了50人，有的时候一天死亡人数竟然达到180余人。据统计，截至1910年12月，吉林、黑龙江两省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已逾4万，疫情呈失控状态，一发不可收拾。^[4]

自此之后，鼠疫就像江河决堤一样向内地迅速地蔓延开来，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极惨然”^[5]，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此次流行鼠疫的范围为中国北部五省区，它不仅横扫了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北京岌岌可危！仅鼠疫流行中心东北三省就有69处，其中哈尔滨、长春厅、榆树厅等地都是重灾区，死亡人数都超过了5000人。“哈尔滨居全省极北，为三省发疫之第一之重心点，故吉省疫祸酷于三省，而吉省北部疫祸尤酷于全省。”^[6]哈尔滨全市人口总计约7万人，从1910年11月9日—1911年3月11日，短短4 个月的时间里，死于鼠疫的达到5693人。^[7]

在整个鼠疫期间，个别乡村人口大量减员，甚至全家死绝者亦不在少数。鼠疫非常严重的时候一家人全部死光，于是当时去执行任务的兵警就将其房屋烧掉，但这些执行任务的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据史料记载，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腊月末，“大岭区大岭村前红石砬屯郭老十在大岭街开旅店，有两名哈尔滨来的客商死于店内，紧接着一名店员病死。郭老十回家过年在除夕夜病死，致使全家53口人死亡32口；老胡家7口人中病死6口，全屯死亡近百人”^[8]。当时鼠疫流行期间，“一家十口或半死于疫，一家数口或尽死于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并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并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及暮并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9]。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因鼠疫死亡的人数竟然达到6万之多，仅东北就有5.1万人死亡。死亡人数极多且时间极短，导致“棺木销售一空，许多人家不得不实行蒿葬”。

大鼠疫带来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恐慌。由于鼠疫的发生，整个东北地区，特别是哈尔滨地区经济全面萧条。鉴于鼠疫的严重性，很多店铺不敢开业，商业极度不振，社会物资十分短缺，再加上整个社会都在应对鼠疫，使得本来就没有多少经济储存的晚清政府经济更加不景气。鼠疫流行，交通断绝，致使商业大受影响，商铺倒闭、粮食涨价、生活必需品匮乏，市场上“柴米价值日益昂贵”。同时，由于疫情的影响，学校停课、工矿企业停工停产，人民生活一度陷入了极度贫困。

根据记载，东北大鼠疫从1910年10月开始，到了1911年3月“以疫而死者约一万九千余人”。1911年5月，根据《万国防疫会记》记载的说法：“东三省疫势蔓延，侵入于直隶、山东两省，先后传染疫毙者四万余人。”从第一个病例出现至1911年5月，在250天左右的时间里，鼠疫就很快传播到直隶、山东，死亡人数4万多，可见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危害大。疫情发生后，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到1911年2月，“东三省报告防疫经费，共计四百余万，京津两处已用五六十万”。官方文件披露：“疫而断交通，致京奉铁路亏耗五六百万，是商业上之损失。”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关系密切，大鼠疫深刻影响了交通运输业，也极大影响到商业的发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