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东北大鼠疫的史学反思
政府整体统筹，全国人民上下一心。这次东北大鼠疫得益于政府的领导有方，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相对完备的防疫组织。为了应对鼠疫等大灾难，在清政府内部形成了广泛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发起成立“中央卫生会”。1911年1月28日，京师防疫局成立，以此研究全国的防疫问题，并聘请各国医生开展实质性的防疫工作。为预防鼠疫蔓延，以北洋商学公会为核心，联合各界成立全国临时防疫会。讨论隔离病房等事，协调与各租界之关系，设法保护租界内的中国公民，购买并分发防鼠疫的疫苗，告知并督促公民到指定地点注射预防，还发放防疫传单让广大民众知道鼠疫的危害。东三省是鼠疫重灾区，这里的防疫工作起步早，也更具有体系化。[19]清政府在应对东北大鼠疫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立专门的防疫处，隔离患者和烧埋尸体等，调集军队参与防疫工作，招募大量医生和勤杂人员数千人，借用学校及外国人的火车车厢等设施，为后来的防疫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在这次伟大的抗疫过程中，医务和其他服务人员有数百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场抗疫持续将近6个月，最终取得了成功，这是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战胜的大鼠疫。在这场大鼠疫面前，清政府开明的态度、果断的行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力量。而以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不已。[20]
伍连德的防疫措施有力而且行动到位。在确定了鼠疫传播特点之后，伍连德制定了以控制感染人口流动为基础的防疫手段。在铁路沿线设立隔离站，严查疑似感染者，为了防止疫情扩大，甚至关闭了哈尔滨至山海关沿线铁路。他还组建了各防疫组织、颁布防疫法规，采取隔断交通、对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等相对有效的防疫措施，并实施了疫情报告和查验隔离制度。政府要求将每天鼠疫流行情况及时汇报，“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奉天省“无论何等病症，一经查出即时报告该管医官诊断”。吉林省要求详细呈报“检验人数、放行人数”。在隔离方面，东北各地纷纷成立了临时病院或隔离所。在奉天，当局于小西边门外皇寺设立临时病院，有病房 100 余间，内中设备齐全，“凡患鼠疫者均可送入该院调治，以免再有传染之虞”。在铁岭，县令任防疫专员，“在城外设防疫所检查行人禁止入境”，并将辖区内“病者与疑似者”全部移入隔离所实施隔离。[21]
在鼠疫和困难面前，要敢于挑战传统思维，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伍连德刚到哈尔滨之时，提出了对死者进行解剖的想法，遭到了当时很多人的激烈反对。伍连德只能偷偷地解剖尸体查找鼠疫的来源。当伍连德大胆提出，鼠疫不是通过动物之间相互传播，而是通过呼吸的飞沫进行传染的时候，他的观点遭到很大的质疑。但他还是顶住了各方的压力，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伍连德提出了要焚烧尸体的做法，这种思想和做法严重违背中华传统的“入土为安”的风俗，如果真的烧了尸体，甚至还可能激起民变，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对传统的巨大挑战。伍连德只好上书朝廷，希望尽快颁布圣旨支持焚尸，以平息当地士绅、民众的不满情绪。[22]不过因为疫情的肆虐，伍连德提出的尸体处理办法不但没有遭到反对，还获得了支持。清政府还特别下旨允许伍连德在哈尔滨实施火葬，疫情最终得到了有效控制。
临危受命的伍连德在这场大鼠疫中的表现功不可没。伍连德亲自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他也是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他设计了“伍氏口罩”，大大降低了鼠疫传播的危害，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来预防传染病。他是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1911年，伍连德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中国成功地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在全国创建了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科研和防疫机构，20年间他不仅承担了东北防疫任务，而且培养出不少的防疫精英。他又先后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国内暴发的灾疫。1935年，他成为华人世界的第一位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23]
在大灾疫面前，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在大灾疫面前，各国能够积极合作共抗疫情，晚清政府加强了与日本、俄国的防疫合作关系，聘请国外医生参与我国防疫事宜，积极与各国合作，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一是与日俄建立防疫合作关系，防疫也符合他们的利益。此外共同建立防疫会，如“哈尔滨防疫会”“长春防疫会”“中日防疫会”等。“长春防疫会”中有日本、俄国的多位代表，其中《长春中日隔断交通之章程》就是中日防疫合作的成果之一。“中日防疫会”自成立以来先后共召开了8次会议。二是聘请外国医生直接参与防疫工作。东北三省总督写给清政府的奏折以及当时的报纸都提到此事，此外还有关于外国医生在中国防疫殉职的报道。三是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该会由中国人作为大会主席，这是自近代以来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大会，表达了晚清政府为抗击鼠疫主动向世界各国医学界学习求教的意愿。此次防疫工作从组织管理、措施实施、医疗救护、防疫检疫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24]
在鼠疫前后，清政府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扶助措施。这次大鼠疫使民众卫生观念受到了一次大的考验。在疫情到来的时候，一般做生意的商人都能达到政府规定的卫生要求：“长郡各商家……屋宇内潮湿之处均以生石灰洒之，至于墙角院落及街道无不勤扫。”由于疫情，商家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疫情严重的时候，由于交通断绝，商业活动也停止了，商人在疫情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对于下层民众而言，更易被突如其来的疫情传染，因而对民众所采取的措施和限制就更严格。如停运火车，“南满铁路近因时疫流行，于昨日起已停卖南去车票，往北者以仅一二等车，北来亦如之，盖因乘三等车者多系苦力，尤易传染时疫，故该公司将三等车票一律停卖云”。那些流民、乞丐等是政府防疫的重中之重，进入防疫阶段后，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解决流民、乞丐问题。首先政府设置收容所收集和安置贫民，居住环境和个人卫生也都得到改善[25]；其次政府设习艺所教贫民生存之术，“习艺所……将该所苦工二百余人分为三班，学习木皮衣各工艺……昨见各科所制器具衣服等件，俱极精工，易于销售……”。在防疫后期，政府改变政策收管流民。民众中亦有颇识大体者，积极参与防疫，“有校书佩红大姑娘者……迩来鼠疫流行，各妓于卫生之术，殊多茫昧，佩红校书独能研究预防之术，不惜典衣质环购备良药，分给同班姊妹，所以阖班清洁……且遇疾病贫民施药给食”[26]。通过以上措施，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
同时，我们要看到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的有效防控也在很多领域开了先河，比如首次病理解剖，首次配发、佩戴口罩—“伍氏口罩”，首次大规模火葬，首次国际联合防疫，首次由中国主导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等。
【注释】
[1]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2]焦瑞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6—124页。
[3]周德浩、李阳、陈晓农整理：《“东北大鼠疫”纪实》，《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第4—9页。
[4]肖伊绯：《“战疫神兵”伍连德——1910—1911年东北鼠疫扑灭记》，《寻根》2020年第2期，第13—21页。
[5]《罹疫祸者计已四千余人》，《盛京时报》1911年1月13日第5版。
[6]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辽宁图书馆馆藏第13页。
[7]焦瑞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6—124页。
[8]榆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榆树文史资料（第 2 辑）》，政协榆树市文教委员会1988年，第105页。
[9]南海崔羡元：《为防疫事敬告同胞之业西医者》，《大公报》1911年1月15日。
[10]陈小凤：《〈东方杂志〉对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的关注》，《德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29卷第3期，第83—85页。
[11]周德浩、李阳、陈晓农整理：《“东北大鼠疫”纪实》，《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第4—9页。
[12]肖伊绯：《“战疫神兵”伍连德——1910—1911年东北鼠疫扑灭记》，《寻根》2020年第2期，第13—21页。
[13]周德浩、李阳、陈晓农整理：《“东北大鼠疫”纪实》，《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第4—9页。
[14]周德浩、李阳、陈晓农整理：《“东北大鼠疫”纪实》，《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第4—9页。
[15]周德浩、李阳、陈晓农整理：《“东北大鼠疫”纪实》，《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第4—9页。
[16]周德浩、李阳、陈晓农整理：《“东北大鼠疫”纪实》，《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第4—9页。
[17]刘少才：《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晚清东北大瘟疫与年轻总医官伍连德》，《档案天地》2020年第2期，第27—31页。
[18]周德浩、李阳、陈晓农整理：《“东北大鼠疫”纪实》，《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第4—9页。
[19]焦瑞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6—124页。
[20]刘少才：《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晚清东北大瘟疫与年轻总医官伍连德》，《档案天地》2020年第2期，第27—31页。
[21]焦瑞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6—124页。
[22]刘少才：《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晚清东北大瘟疫与年轻总医官伍连德》，《档案天地》2020年第2期，第27—31页。
[23]卢娜、周一泽：《从避疫到防疫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财富生活》2020年第5期，第26—27页。
[24]焦瑞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6—124页。
[25]王玉林：《清末东北鼠疫中的众生百态》，《黑河学刊》2010年第9期，第70—72页。
[26]《东三省新闻·奉天·戏园呈请弛禁》，《盛京时报》1911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