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明末社会危机与灾疫的暴发

明朝末年，明政府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特别是辽东地区针对满洲人的进攻军事防务负担较大。政府为军事考虑，不断对老百姓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本来就存在的社会矛盾激化了，于是农民起义四起，常年的战争又导致了灾荒的进一步扩大化，随之而来的是灾疫的大规模暴发。17世纪40年代，灾荒、疫病、战争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明朝末年危机四伏。朝廷内部君臣不和，北方女真的兴起对大明王朝的边境构成极大威胁，同时农业歉收，又暴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大起义，大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明朝灭亡的原因，多数人认为是清军的实力，以及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巨大成功，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战胜大明王朝的不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更不是清军，而是天灾—明朝末年的大鼠疫。可怕的鼠疫，在1644年春天无情地降临到大明王朝，降临到当时中国北方老百姓的头上。

明朝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异常的沉重，全国各地接连遭灾，随之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旱灾。在万历和崇祯年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旱灾，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不断增加，最终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在山西暴发。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第一例鼠疫暴发在了大明对抗游牧民族的前线—大同，“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灾疫暴发以后，加上当时大同处于战争的前线，当地百姓纷纷逃难，流民数量进一步增加。由于饥饿的困扰，他们开始挖掘老鼠洞里的粮食来充饥，吃完老鼠的粮食之后，他们又开始捉老鼠来充饥，由此鼠疫迅速传播开来。同年，在太原府的太谷和忻州、保德州都出现了很大的灾疫，并迅速传到辽州、潞安。山西鼠疫也开始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初年鼠疫传至兴县，兴县百姓迅速逃亡一空。由于兴县紧邻黄河，鼠疫从兴县传到榆林和延安府属县，其中就包括了李自成的老家米脂。鼠疫给米脂带来的惨状，并不亚于任何地区，史载“米脂城中死者枕藉”。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开始，华北地区的鼠疫重新从山西传播开来。来自兴县的报告指出：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无孑遗”是对鼠疫的真实描述。^[1]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鼠疫进入了明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直隶。顺德、河间和大名等地方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鼠疫，“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疫情进一步扩散。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让大名府百姓再次绝望的事情发生了，整个春天一滴雨都没有下，而且旱灾还引发了蝗灾。一时间粮食价格飞涨到了24两纹银一石。百姓无以为食，为了填饱肚子，一旦看到死人，活着的人就会立刻扑上去分食他的尸体。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北京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秋，鼠疫传至潞安府，《潞安府志》有详细的记载，“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2]。明朝灭亡的前几年，疫情的规模和危害再次加剧，尤其是在崇祯十六年。

据统计，在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两次大鼠疫过程中，华北地区死亡的人数至少有l000万。由于战乱伴随着旱灾及蝗灾等，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死亡人数至少要多一倍。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华北地区大规模的鼠疫却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