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人类从古至今遭遇了无数疾病，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有鼠疫、天花、黑死病、大流感、艾滋病、新冠病毒感染等，中外历史上特别严重的灾疫不下十次，每一次都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每一次都导致社会失序和经济紊乱，每一次都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威廉·麦克尼尔指出：“人类在改进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我们应当意识到人类自身的力量是有局限的，应当牢记，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

历史上的大灾疫其实离我们很近。经常有人会问，为什么人会生病，地球上为什么会有病毒，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疫。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地球上允许人的存在就允许病毒和灾疫的存在，人和病毒是平等的存在。现在发生的灾疫在历史上或许能够找到它的源头或者相似的情形。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与灾疫或疫病的斗争史。灾疫有时能够影响历史走向，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参数。公元前430—公元前427年，席卷整个雅典的灾疫直接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这场灾疫是人类历史上记载较详尽的最早的一次重大疾病。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大灾疫，通过贸易与战争传播，从北非跨越地中海到君士坦丁堡，又向北进入法国、德国，消灭了当时世界17%的人口。从1347—1353年席卷了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至少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的印第安人大灭绝事件，主要是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天花造成的。15世纪末，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这里居住约3000万的印第安人，约100年后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万人。东汉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灾疫频发时期，从公元119年—217年，这近百年间就历经了10次大灾疫。东汉末年，大灾疫的流行导致了黄巾起义的大暴发。灾疫流行和战争频繁导致人口锐减，最终天灾人祸共同造成了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志》的《魏书》中明确记载了曹军的真正败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也就是说，曹军在赤壁之战中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曹军遭遇了灾疫，赤壁之战曹军的失败延缓了王朝统一的进程，使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而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夺走了大约2000万—5000万人的生命，是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全球灾难性事件。其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它直接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进程。

古人老早就意识到，隔离传染性病人是有效预防灾疫的重要措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发生灾疫，“郡国大旱，蝗”。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最早对隔离制度的记载。唐宋时期，我国已经建设公共卫生系统。长安有先进的生活污水和雨水的地下水道。还有佛教寺院设立的“病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宋朝对于民间传染病的防治比较重视，如预防散药、夏季定时义诊、专项医药救济经费、赈灾防疫等，同时设有综合性慈善机构“居养院”、专门的“医疗慈善机构安济房”，以及专门掩埋无人安葬尸体的“漏泽园”，宋朝还有了商业性的浴室。当黑死病在欧洲肆虐的时候，欧洲各国都采取了各种隔离措施，在黑死病逼近欧洲的时候，当地人就对船只进行了隔离，意大利把仍然活着的染病者隔离开来，把他们住所的门和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这是人类对传染病第一次建立隔离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灾疫的治疗和预防方面，中外都出现了许多的专家，他们为阻止灾疫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西方医学奠基人。他把疾病看作发展着的现象，医师所应医治的不是病而是病人，从而改变了当时医学中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观念。他主张在治疗上注意病人的个性特征、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患病的影响。希波克拉底重视卫生饮食疗法，但也不忽视药物治疗，尤其注意对症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发生。他对骨骼、关节、肌肉等都很有研究。为了抵制“神赐疾病”的谬说，希波克拉底积极探索人的肌体特征和疾病的成因，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对以后西方医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希波克拉底警诫人类的古希腊职业道德的圣典，他向医学界发出的行业道德倡议书，是从医人员入学第一课要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全社会所有职业人员言行自律的要求。欧洲黑死病肆虐之时，一个名叫希利亚克的医生在教皇支持下开始解剖死者的尸体，而在此之前解剖尸体被教会视为大逆不道，他正确判断出鼠疫的两种类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过空气传播，后者通过血液传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强。从此解剖学开始发展起来，从而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三国时期的华佗用可以入药的幼嫩青蒿治疗流行性黄疸病，现代医学研究则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功研制出治疗疟疾的新药。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为了对付灾疫，张仲景曾发明一种药叫“祛寒娇耳汤”，也就是最早的饺子。这种饺子的皮是面皮，但馅却是煮熟切碎的羊肉、辣椒和配制的祛寒药材。得病的百姓吃了张仲景的饺子，全都病愈。张仲景于公元200—210年左右著成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当时各种传染病。书中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辨证施治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葛洪是东晋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中医免疫学先驱，在传染病学、寄生虫病、症状学、治疗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他著成《肘后备急方》一书，书中有许多关于传染病的记载，其中许多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首次记录，有的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书中首次记载了结核病、天花和恙虫病，对灾疫也有论述：“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书中并专门著有“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避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方”等治疗、预防灾疫的方剂。他曾做过试验：把疯狗杀死，取出它的脑髓，用来敷在被狂犬咬伤的病人的伤口上。这一对狂犬病采取的预防措施，称得上是中国疫苗的萌芽。此外，葛洪还提到过用青蒿治疗寒热诸疟，其法是“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用青蒿治疗骨蒸，先用它与童子便相和火煎，再配其他药。用青蒿治疗蜂蜇，将青蒿嚼烂，然后敷在患处。这些都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孙思邈是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他于约公元652年写成《千金方》一书，在书中留下了许多防治灾疫的方子。孙思邈最先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他也是我国第一个麻风病专家，他对麻风病进行深入的研究，治疗的麻风病有六百余例。在病因、病机、治疗方法方面，他为后世对麻风病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史料。吴又可（有性）是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被称为“治瘟症千古第一人”。他著成《瘟疫论》一书，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瘟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他打破陈规，跳出千年来一直恪守的伤寒论，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强调瘟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瘟疫的有效方剂。

人类要不断自我反省，维护好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历次的大灾疫都告诫我们，在地球这个生态圈内，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很多别的物种，每一个物种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要充分尊重各个物种的生存法则。许多灾疫的暴发往往都伴随着自然生态的失衡。我们将许多灾疫归根于天灾，正是天灾导致了资源的减少与资源调度的混乱，继而引发了人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30日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了重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告诉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与自然界的各类动物和平相处，善待和保护野生动物，继续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否则早晚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要积极开展全球视野下的灾疫救助。2020年已经105岁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幸存者José Ameal Peña接受西班牙媒体El Mundo采访时指出：“我不想看到悲剧重演，人人都要当心。”并提醒世人，“现在人们应该彼此当拐杖，一起渡过难关”。灾疫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世界全球化日益加强的今天，紧紧依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力量很难将灾疫消除殆尽，全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共克时艰，共同维护我们的家园，不能因某种政治、经济或者民族的原因而孤立或者污化某个国家或地区，这将是一次全人类的大考验。

在大灾大难面前，人类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呢？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次异常严峻的大考验。从一种大灾疫的发端、蔓延直到结束，人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大灾疫中吸取更多的经验与教训呢？黑格尔曾经发出他对人类犀利的批判：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是，人类从不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如果想要真正从历史中学到某些东西，只能靠人类不断地反思和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