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史料记载中明末大灾疫的现实状况
据史料记载，明朝崇祯年间有关鼠类异常活动的记录较多，而且增长得很快。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记载：“崇祯十四年，夏大疫，人相食，有鼠千百成群渡河而南去。”顺治《郾城县志》卷八也有类似的记载：“崇祯十六年有鼠无数，群行田间，几至成公径，甚至与猫共处。”光绪《顺天府志》也有记载：“崇祯十六年，先是内殿奏章房多鼠盗食，与人相触而不畏。旦后鼠忽屏迹。”嘉庆《庐州府志》谓：“崇祯十四年大疫，郡属旱蝗，群鼠衔尾渡江而北，至无为，数日毙。”
当时这场“古今方书所无”的怪异鼠疫在这一年遍传北京城内外，患者身体肢节间突生一个“小瘰”，接着“饮食不进，目眩作热”，还会呕吐出“如西瓜败肉”的东西。一人感染，全家都会传染，甚至有的“阖门皆殁”，即全家死绝。亲戚更是不敢上门慰问吊唁，因为只要一进病家门口必会感染，等到他回去时，又把鼠疫带回了自己家中，鼠疫造成死亡人口如此之巨，以至于帝都的九座城门“日出万棺”。但这还不是这场鼠疫最恐怖之处，死亡在一瞬间发生，甚至来不及诊断和治疗，这才是这场鼠疫最可怕的地方。患者发病时身上会突然出现一块隆起的肉，而且还会吐出如西瓜水一样的血液。一旦出现鼠疫病症，这个人很可能会在一个时辰之内病死，最迟也是朝发夕死。因此很多人根本没有医治的机会，鼠疫的死亡率高达100%。
崇祯时人刘尚友在追述北京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当时北京百姓称这一时期的鼠疫为“疙瘩瘟”，这实际上是对当时患有腺鼠疫病症的人淋巴结肿大的一种说法，当时这种病传染性非常强，一开始的时候，患病的人高烧不退，说话语无伦次，有时候他们会从睡梦中惊醒胡乱说话，后来这些人的腹股沟、双腿等地方开始肿胀，再后来就开始昏迷，其最终的结局就是走向死亡。有些时候，两个人正在谈话，一个人开始摇晃，过了一会就倒地而死。很多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倒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于是大街小巷，茶馆里、饭店里、居民的家里到处都是躺在地上的尸体，它们大多腹部肿胀、眼睛发红，嘴里不断流出令人恶心的脓水。
这场在京师流行了大半年的鼠疫严重消耗了大明帝国的元气，它不仅仅夺去了许多百姓的性命，人员密集的大明军队更是“大疫军死者众”。有数据统计，北京暴发鼠疫之初有2.7万匹战马，但到了李自成破城之前，北京军队中能够作战的马仅剩下1000匹。而北京城的士兵更是由10万锐减到5万，即便是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衣装狼狈，等于乞儿”，身体虚弱而失去了战斗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明京师守卫军队的战斗力几乎被这场鼠疫摧毁殆尽。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京师疫情极其严重。《明史》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明年春，北畿、山东疫。”《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明崇祯实录》中也有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大体了解到崇祯十六年的疫情是非常可怕的。到崇祯十六年四月的时候，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都超过1万人，北京各大城门都被棺材堵塞了。后来很多人家阖门死绝，尸体竟然多到无人收敛的境地。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
当时的北京城实际上已是一座令人恐怖的疫城。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纪》中提到，“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由于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3]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十六年六月至十月，北京人口死亡将近一半，这个数字令人感觉很恐怖。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相当严重。崇祯十六年，通州府“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殓者”；河间府景县，“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清末光绪年间有人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霸州、保定等地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虽至亲不敢问吊。”真定府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从各地方志来看，鼠疫曾经到达山东、河南北部。从1641年开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安徽大疫之时“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府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4]。
后人估计，仅仅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因鼠疫而病死的百姓就达到了1/5，甚至是1/4。鼠疫过后，北京城街头巷尾的小贩和雇工已经倒毙殆尽，整个北京城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即使是当时的达官贵人也未能幸免，起初宫中有人死去，还能得到抚恤银子，后来因为人死得实在是太多了，银子也不发了。在崇祯十六年疫情暴发的时候，驸马巩永革上疏，请皇帝“轸念孑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2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1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5]
一个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遗民是这场1643年京师大鼠疫的亲历者，在他的回忆录《花村谈往》中，他一口气举出了几个耸人听闻的突然死亡个案。一名官员前一刻还和同僚喝茶打躬，后一刻就“不起而殒”了；两个人一前一后骑马聊天，后面的人刚叙话几句问前面那个人，却发现这人已经“殒于马鞍，手犹扬鞭奋起”。最令人股栗的恐怕是两个小偷的诡异之死：一家富人在鼠疫中全家死绝，于是这两个小偷打算发一笔横财，这二人约定一个在屋檐上接应，一个下到房中将偷来的东西递上来，结果下面的人递着包袱就猝死了，而上面的人在接的时候也染上鼠疫毙命，被人发现的时候，这两个小偷手里还攥着偷来的包袱。有的新婚夫妻一起死在婚礼上，有的人正在骑马和别人说话，后面的人从马上摔下来死了。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原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6]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鼠疫的威力巨大，后果异常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