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明末大灾疫的史学反思
明朝末期，中国出现了罕见的极寒气候灾害，气象学家把这一段时期叫作“明朝小冰河时期”。当时中国年平均气温都低于以往的正常年份，在夏天的时候经常出现大旱和大涝的现象，而到了冬天却是冷得可怕，很多地方比如河北、江苏、广东等地连降暴雪。北方这种极不正常的寒冷天气使得降雨的范围不断南移，这就必然导致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都要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政府无暇顾及。[9]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公元1595—1645年间，太阳上很少有黑子活动。这一时期北方非常寒冷，人们认为这个寒冷和地震与太阳上少黑子有关。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至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年年都有自然灾害，仅崇祯年间就发生了水旱灾害、蝗虫灾害、雪灾等，很多时候不是出现一种自然灾害，而是伴随着出现两种以上的自然灾害，其中旱灾竟然从万历年间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整整持续了70多年之久。这对于当时明王朝这样一个农业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多年都见不到粮食，因此农民起义就见怪不怪了。北方草原植被南移，大量啮齿动物跟随南下与农民争夺生存空间。由于这场鼠疫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所以对当时的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明朝末年，中国开始进入所谓的“小冰河期”，由于天旱少雨，当一只老鼠感染鼠疫菌后，体内出现高热症状，内脏开始溃烂出血。老鼠死时，它体内的大量鼠疫菌开始转移到附近其他老鼠身上，随后从一个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传染，很快整个地区都感染了鼠疫菌。与此同时，大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人们的身体素质严重下降，再加上生活方式和卫生条件不好，那些饥饿的人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横扫全国的鼠疫大暴发就这样开始了[10]。
明朝末年是旱灾频发的年代，万历年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鼠疫，从此中国开始遭受持续干旱的困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和崇祯十三年分别发生了漕河和黄河干枯的现象，这个时候长江和淮河竟然冰封了。全国性的旱灾、蝗灾、鼠疫时常出现。随着自然灾害的发生，人们的暴动不断。这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凡是自然灾害持续时间长的年代就会出现农民起义，也就是说灾疫促成了农民起义的暴发。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夏，突然出现大群老鼠互相咬着尾巴成群结队渡江的奇怪现象，这些老鼠很快就进入安徽、河北等地。由于内地大旱，老鼠根本找不到水源，只能继续前进。根据统计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明朝后期有记载的灾疫发生了78次，几乎每年发生一次，出现鼠疫的县数达到1878个之多，超过了明朝早期和中期的总和，可见这一时期的鼠疫还是相当严重的。
医疗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在大灾疫到来之时人们措手不及。明朝建立后，政府对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在中央设有太医院，王府设立良医所，地方设立惠民药局，对于流行病的防控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基本能够保证在大灾时期控制疫情，不造成特别巨大的灾疫扩散。行医送药、控制疾患是太医院的职责，在遇到大的灾疫的时候，还要积极参与政府的救治。救治项目包括措置药物，或为汤液丸或膏药，但施救的对象主要以京城皇家贵族为主，并兼顾城外百姓。例如1560年，北京郊外闹饥荒，百姓因遭受灾害而流亡外地。生活没有着落的百姓涌入北京城，皇帝召集大臣商议后，决定让太医院去救治患病的平民。在灾疫流行之时，明朝政府会安排惠民药局的医官统计疫情、诊治患者、发放药物，并且专门设立病医疗站，收容无家可归的病人，并精选医技高明的医者专门照料病者。1581年，山西交城县发生鼠疫，许多百姓感染疫菌，危在旦夕，知县吴腾龙“集医于惠民药局，施药活之”。
在本次大鼠疫中，政府也采取了一些隔离及掩埋措施，以防止传染病的扩散。明朝萧大享在《夷俗记》中指出：“患传染性疾病的患者需要隔离，父母兄弟妻子和子女均不得与其相见。”掩埋尸体也是救治灾疫中必不可少的措施，灾疫的致命性往往引发大批人死亡，严重的灾疫往往造成村落荒芜、尸横遍野，来不及掩埋的尸体便会腐烂，蚊蝇滋生使环境卫生恶化，则又促使灾难进一步加深，形成恶性循环。明朝政府在鼠疫发生之时经常积极掩埋疫死尸骨，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11]1643年，北京发生鼠疫后，政府释放轻刑犯人，避免人群聚集，并拨款用于治疗疫病，将死亡患者进行掩埋。
在疫情发生后，地方政府立即上报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根据疫情情况颁布相应的措施和指令，调配资金、开放粮仓、遣医送药、减免灾区赋税，地方政府组织人员掩埋尸体、隔离患者，并奖励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官员及医生。而在民间，基于宗族和血缘关系，会形成互助的小团体互相支援，共享食物以及医疗资源，一些士绅及义士会主动参与到政府主导的救灾活动中，提供药品和粮食，协助政府掩埋尸体和收养孤儿，等等。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人们则通过祭拜来祈求鬼神的庇佑，避免被疫病感染。但是，明朝晚期屡发的自然气候灾害，加之朝廷腐败以及战乱，导致政府对于鼠疫的控制不力，相关的制度和规定无法落实，遣医送药的惠民药局形同虚设，明朝最终在灾疫、战乱以及天灾等问题的共同冲击下灭亡了。
鼠疫也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在明朝末年出现了防治传染病的医学家吴有性（字又可），他所创立的瘟疫防治学说，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所著的《瘟疫论》在温病学术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为清朝温病学派的创立及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瘟疫论》中指出：虽然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未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罹患疫病，是由“疠气”所导致。“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他突破了伤寒学说和五运六气学说的束缚，否定了气的“气候”属性，指出了“杂（戾）气为病”及其复杂性。他同时指出：“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未必多疫也。”吴有性在张仲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鼠疫的传染性，并猜想到了病原体的存在。吴有性又明确指出：“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鼠疫由口鼻侵入，通过呼吸传播，强调与病患隔离的意义。基于此，他创立了治疗鼠疫颇有疗效的“达原饮”等。《瘟疫论》是在明末大鼠疫的背景下写成的，吴有性所提出的呼吸道传染病及其防治方法，使得鼠疫的防备有了具体的理论前提，《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吴有性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先贤的质疑基础上的，仍沿用了中国古代所说的“气”的思想，其逻辑思维有了一定的变化，“气”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这一发现被视为医学理论的巨大突破，促进了温病学派的崛起[12]。他受到的广泛赞誉也表明，中国传统医学基壤中有对逻辑思维的内在需求。同时，明朝鼠疫流行期间，劳动人民与之抗争，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防治经验和措施，一些手段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而且对现在的鼠疫防控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健康大视野》2005年第1期，第58—59页。
[2]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健康大视野》2005年第1期，第58—59页。
[3]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健康大视野》2005年第1期，第58—59页。
[4]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健康大视野》2005年第1期，第58—59页。
[5]黄艾禾：《老鼠“消灭”了明朝？》，《百姓生活》2012年第6期，第60页。
[6]黄艾禾：《老鼠“消灭”了明朝？》，《百姓生活》2012年第6期，第60页。
[7]黄艾禾：《老鼠“消灭”了明朝？》，《百姓生活》2012年第6期，第60页。
[8]黄艾禾：《老鼠“消灭”了明朝？》，《百姓生活》2012年第6期，第60页。
[9]《明末大鼠疫》，《教学考试》2020年第26期，第61页。
[10]张麒：《〈红楼梦〉中的生活方式启示》，《深圳特区报》2020年3月24日。
[11]邱云飞：《明代瘟疫灾害史论》，《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年第1期，第73—76页。
[12]于赓哲：《弥漫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文史哲》2016年第5期，第126—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