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1918年大流感的史学反思
1918年大流感主要袭击的是年轻人。1918年大流感在春天的第一波来袭的时候，和以往一样，似乎只是一场普通的流感，染病的都是老人、孩子或者身体羸弱的病人，死亡率也低于0.1%，所有流行病学数据都和近年来的流感数据类似。可是当夏季第二波流感来袭的时候，事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死亡率一下攀升到2%—5%，直接上升了几十倍，同时染病死亡的主力一下变成了20—40岁的青壮年。当年的5月下旬，法国5%的总人口（特别是健康年轻人）在短短数周内死去。
第二波流感和过去的流行性感冒不同，其症状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有脸色发青和咳血等；流感往往引起并发症而导致死亡，以肺炎最多。这些数据显示出流感的可怕，但其他一些数据蕴涵着另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普通流感的受害者是老人和儿童，而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正值人生顶峰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壮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别高。许多人早上还正常，中午染病，开始高烧、头痛、脸色发青、咳血，晚上便死亡。”交战前线大批年轻士兵病倒和死去，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大流感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进程。1918年的大流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疫。这场大流感以美国为发源地，后随美军到达欧洲战场，又通过战争在欧洲各地开花结果，另外通过英国的殖民侵略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英国的几个殖民地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非等地都出现了疫情。大流感的传播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影响，也导致了一些多米诺效应式的社会变化，它感染力强、范围广，无论寒冷的南极还是温暖湿润的太平洋群岛都无一幸免。1918年的大流感一共有三次传播高峰。第一次传播高峰是1918年4—7月，主要在法国前线的美军、法军、英军士兵中传播，病死率为0.12%。第二次传播高峰是1918年8—11月，这次传播非常可怕，席卷欧、美、非、亚四大洲，波及5亿人，病死率为7.7%，仅有澳大利亚幸免于难。第三次传播高峰是1919年1—5月，虽然这次传播程度较轻，但却传播到了澳大利亚，终于完成了“全球化”。当时世界上大约有17亿人，大流感造成约5亿人感染，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0%左右，短短的一年间就夺去2500万—4000万（一说7000万或1亿）条生命，比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数都多，它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
同时，1918年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还多。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是1000万，而1918年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其数倍，其中北美洲 107.6万、南美洲 32.7万、欧洲 216.3万、亚洲 1575.7万、大洋洲 96.5万、非洲 135.3万。印度的死亡人数是全球国家中最多的，大约为1250万人。由于大量人口染病死亡，各国都已经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它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这次大流感，各国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举措。比如隔离患者，保持清洁卫生，城市限制市民前往电影院、舞厅、运动场所等公共场所。在英国，政府发放各类小册子和传单，要求电影院等场所定时通风和消毒，要求人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和勤洗手等，学校、剧院、娱乐场所以及工商活动照常。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禁止人们到剧院、学校、图书馆、台球室等人群聚集的场所，也不能搞集会，在教堂、餐厅、零售店等场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服务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法国全国各地学校停课，火车车厢、电车、餐馆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每天都要进行消毒。在西班牙，学校关闭，国会大厦、教堂、剧院和电影院都定期消毒，街道进行卫生清洁，人们保持饮食健康和室内通风，等等。[7]
西方国家通常用薄荷醇、苯酚、过氧化氢等物品进行消毒，用水、次氯酸钠混合起来清洁街道卫生，使用的疫苗是一种肺炎球菌、链球菌和费佛杆菌的混合物。而在中国用石灰进行消毒杀菌比较普遍，如1918年《热河警察厅致三区警察署训令》中提到的消毒药剂包括石炭酸水、升汞水、生石灰、格鲁儿石灰水、加里石碱或绿石碱等。《承德县公署布告稿》中要求民众“室中均宜多喷石灰水或遍撒干石灰，并用大黄、苍术烧薰，以消疫毒”。上海《申报》全文刊登了当时定海县知事冯秉乾撰写的《救治时疫之布告》，这份布告以通俗的六言诗形式提到由清代医家吴鞠通研制的“银翘散”是治疗流感的名方，建议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传染疾病。报道全文如下：
定邑城乡内外，近来疫症流行。由于天时亢旱，井河饮料不清，加以人民习惯，多不讲究卫生，以致酿成疾病，性命危在俄顷。民生疾苦如此，本县轸念殊深，特与医家考证，厥病是为风瘟。主治宜银翘散，有无咳嗽须分。药味照方加减，初起服之极灵。兹将各方列后，布告县属人民，凡有患此病者，不及延请医生，赶紧照方买药，连服自可安宁。方药并非贵品，万勿吝惜钱文，须知身命要紧，不可迷信求神，妄食香灰神水，转致误害己身。按照清洁方法，大家认真实行，既于卫生有益，病患自然除根。务望通人达士，解说不借口唇，使彼无知乡愚，俾得一体遵循。
“风瘟”是中医对流感的称呼，“银翘散”为清代医家吴鞠通研制，是治疗流感的名方，可谓对症下药。
有学者认为，在当时中国民众就医主要依靠中医的情况下，中国在这场流感中保持相对较低的死亡率，表明了中医的独特作用。
大流感期间举行大型集会游行等活动无异于自寻死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费城举行的“9·28”大游行。为完成政府下达的几百万美元公债任务，费城定于1918年9月28日举行自由公债运动（The Liberty Loan）大游行。此时流感病毒已在费城海军基地出现并开始在城市中传播。9月21日，费城卫生局才将流感定为“需要上报”的疾病。就在游行的前一天，费城医院又接收了约200名流感病人。[8]9月28日这一天，游行队伍有3公里长，乐队、彩旗、童子军、妇女后备队、水兵和士兵排满了这3公里，大约几十万人兴高采烈地走在游行队伍中间，场面甚为壮观。游行过后两天，克鲁森发表了声明：市民中出现了流感，而且流感表现出的类型和海军训练站及基地发现的一样。患者立即被送往基地医院实施隔离。在6天时间里，住院人数从最初的194人增加到4100多人。游行后的第三天，大约有117人死去。10天之内流行病就从每天有几百个平民患病、仅一两例死亡，发展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患病、几百人死亡。[9]事实是严酷的，历史再一次证明：在特殊时期只有采取极端的措施，才能防止流感的蔓延和传播。
为了战争的利益封锁消息，缺乏信息共享机制，从而导致大流感迅速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大流感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温床，对一战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1918年大流感得以迅速传播，战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正是参战各国军队的行动才导致了大流感的广泛传播。在德国，为了战争的进行，政府一开始就隐瞒这种疾病的危险程度，禁止发表或公开讨论任何治疗传染病的统计数据，在出现极为严重的疫情时也极力否认或淡化患病率和死亡率，更缺乏相应的控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流感的传播。当时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西班牙流感”严重到足以拖延德军的进攻。正如加利福尼亚一位参议员约翰逊1917年所说：“战争一降临，遭难的首先是真理。”[10]控制战争宣传机器的美国政府不希望任何有损士气的新闻出现，当时有两名医生斩钉截铁地向报纸声明，这些人死于流感，但政府隐瞒了真相。1918年8月3日，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接到一封电报，立即为其加盖了“绝密”印章。他认为消息来源是“可靠”的，于是报告说：“我被秘密告知……现在流行于整个瑞士的疾病就是通常所说的黑死病，但对外宣称是西班牙流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破口大骂，认为医学专家们危言耸听，还专门委派亲信出面辟谣：“不过是场流行感冒，大家紧张什么？团结一致打德国才是真！”美国各地、数百种报纸以及各地卫生官员都在强调“这是流感，这仅仅只是流感”“如果能采取适当的措施，就没有必要惊慌”“流行病正在慢慢消退”“别被吓倒”[11]等话语。面对跨国性的疾病传播，各国本来应该相互协调、共同应对，但在战争条件下却对流感各自为战，缺乏信息共享机制，这就很难控制流感跨国传播[12]，从而引起世界大流感的暴发和广泛传播，其教训是惨痛和致命的。
【注释】
[1]一颗青木：《那场改变世界的流感》，《视野》2020年第4卷第7期，第15—18页。
[2]杨红林：《历史上的大瘟疫》，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3]［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4]刘文明：《全球史视角下的1918年大流感》，《光明日报》2020年3月11日。
[5]《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科学大观园》2013年第9期，第68—69页。
[6]《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科学大观园》2013年第9期，第68—69页。
[7]刘文明：《全球史视角下的1918年大流感》，《光明日报》2020年3月11日。
[8]［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9]［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246页。
[10]［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
[11]［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0页。
[12]刘文明：《全球史视角下的1918年大流感》，《光明日报》2020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