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之始：五帝与文帝朝的祭祀改革
吕后当政时因循前朝，在祭祀事务上没有太大动作。文帝即位之初，致力于安抚东方诸侯和朝中老臣，未暇改制。《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乃循从代来功臣”[59]。很快，文帝站稳脚跟，开始肃清朝中旧权贵势力。他于前元二年（前178）十月诏令列侯就国[60]。一年之后，即前元三年十一月，文帝再次催促列侯就国：“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61]此后，文帝击匈奴，治淮南厉王刘长罪，颇有作为。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他也开始留意国家祭祀的对象与制度。
（一）文帝朝祭祀改革之始
至前元十三年（前167），文帝对国家祭祀的动作始见载于史书。为叙述方便，先将相关史料胪列于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62]
是岁，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归福于朕，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63]
〔十四年〕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64]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65]
不难发现，在前元十三年和十四年（前166），文帝关于祭祀的诏令格外密集。
前元十三年，文帝下令废除秘祝之官“移过于下”的旧制。所谓“移过”由来已久，《左传》哀公六年楚昭王之例最常见于学者引用[66]：
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
楚昭王拒绝了移祸于股肱之臣的建议，但周太史的提议应是先秦通例。秦及汉高祖都因袭前代习俗，至汉文帝方始革除。这道诏令是一个信号，表明文帝有意更动祭祀制度。
接下来，文帝借废黜齐、淮南国之机，将两国山川祭祀收归中央，由太祝总领。《史记·封禅书》《正义》曰：“齐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领，遂废其祀，令诸侯奉祠。今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秦故仪。”[67]《正义》将“致礼如故”之“礼”解释成“如秦故仪”，判断可信。文帝前元三年（前177），济北王谋反，国除；前元七年（前173），淮南国除；前元十五年（前165），齐文王无后，国除，地皆入于汉。前元十六年（前164），文帝分故淮南国地为淮南、衡山、庐江三国；又将故齐地分为七国：齐、淄川、济北、济南、胶东、胶西、城阳[68]。也就是说，文帝同时拥有齐、淮南两国的山川祭祀权，不过一年时间。前元十六年后，两国的山川应重归诸侯国管理。这一情况，至武帝元狩年间方始改变。
前元年间齐国与淮南国山川祭祀权力归属的两次变化，应置于郡国分治的大背景中理解。文帝稳定国内局势后，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势力庞大的东方同姓诸侯国。面对济北王兴兵造反（前元三年）、淮南王谋反（前元七年）、齐文王无后（前元十五年）等事件，文帝的选择都是直接除国，并其地入汉郡。这三次干脆的处理表现了他解决东方诸侯国问题的决心。不过，当时诸侯王势力仍然强大，这种方式收效欠佳。最终，文帝采取分其地而王之的方式，暂时控制了东方的局面。前元年间文帝收回山川祭祀权，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对关东地区的试探。虽然山川祭祀权旋即回到东方诸国手中，但文帝所持的态度仍值得注意。这可以看作武帝时代山川祭祀格局变更的先声。
前元十四年，文帝大规模调整国家祭祀规格。诏云“及诸祠，各增广坛场”，国家祭祀中诸祠庙的祭祀规格都得到提升。诏书中提及增广祭祀的理由，仅曰海内清平，当还报诸神。细究之则会发现，此时文帝对国家祭祀实有特别的关注。《史记·贾谊列传》云文帝征召贾谊入宫，“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文帝向贾谊请教“鬼神之本”，直“至夜半”。司马迁未将此事精确系年。不过，《贾谊列传》下文所叙“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69]，事在文帝十六年。文帝问“鬼神之本”在此之前，正与文帝频频颁诏修改祭祀制度的时间吻合。
总之，前元十三四年左右，文帝对国家祭祀兴趣非常。时隔不久，文帝朝祭祀变革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来临了。
（二）文帝朝五帝祭祀的兴起
《史记》记载，汉承秦制，用水德，以十月为岁首。《史记·历书》将北畤与水德相联系，曰[70]：
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据此，高祖自以为得水德，遂立北畤，祀黑帝，补雍四畤为雍五畤。《史记·封禅书》亦载此事[71]：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
与之相关的，还有《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二年刘邦“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这句话中，至上神“上帝”与“天”同时出现，却列于“天地”和“四方”之后，与古书中常见的祭祀序列不符。此句实应读为“天地、四方上帝、山川”，所谓“四方上帝”应即指雍五畤所祭。若然，则“四方上帝”可能已与方位相配。秦代雍地诸畤的祭祀对象，称为“上帝”[72]。第1章已叙，秦代雍诸畤并非系统的五色帝祭祀[73]。如果相信《封禅书》关于北畤的记载，则自高祖二年，汉王朝开始系统地祭祀五色帝。
高祖立北畤、补雍四畤为雍五畤事殆无疑义。文帝前元十三年诏书已提及“雍五畤”，成帝朝匡衡郊祀改革时也曾提及“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畤”[74]，皆可为证。此外，高祖还于长安宫中祭“五帝”，由晋巫主管，说明高祖时已有五帝之祭。由于史书中并无高帝、惠帝（吕后）两朝皇帝亲自祭祀雍五畤五帝的明确记载，栗原朋信认为，文帝十五年之前汉家并无五色帝祭祀[75]。但如果否定高祖朝五帝祭祀的存在，北畤之立与晋巫之祠，都将难以解释。
总之，汉代的五色帝祭祀，很可能即如《封禅书》及匡衡所言，自高祖而起，但细节已不得而知。直至文帝十五年，五色帝祭祀才成为国家祭祀中的焦点问题，并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
以《史记》之《孝文本纪》与《封禅书》所载，文帝朝的五帝祭祀因鲁人公孙臣的提议而发，与改正朔密切相关。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孙臣首言改正朔之事[76]：
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史记·孝文本纪》又载[77]：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
公孙臣在前元十四年的第一次提议被当时的丞相张苍压制。次年，据说作为土德之象的黄龙就出现在成纪。文帝以为汉实得土德，与公孙臣说相符，于是重提改正朔之事。有司遂建议皇帝亲行郊礼。《孝文本纪》叙曰：“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这是文帝即位十五年来首次亲至雍地祭祀，也是汉兴以来皇帝首次幸雍亲祭，意义重大。所谓“郊见五帝”的说法也颇值玩味，其内涵与祭祀对象都值得详考。
前文已叙，所谓郊祭，最初仅指祭上帝／昊天上帝，至《周礼》所载郊礼才以五帝配享上帝。不过，《周礼》所载，是建构而成的完美礼制。西汉之前，五帝不曾实际作为郊祭的对象。直至汉文帝，雍五畤祭祀（即郊礼）的对象才明确被记载为“五帝”。“郊”之名虽然没有改变，但其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仅如此，《孝文本纪》还记载文帝前元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78]。不但雍五畤祭祀可以称之为“郊”，祠祭渭阳五帝庙也可称之为“郊”。后代武帝于甘泉行郊祭太一之礼，泰畤亦有五帝配享。郊祀礼中祭祀五帝的传统，是从汉文帝开始的。
高祖时代五帝祭祀的来源已不可考。文帝郊见五帝的仪式，则是祠官特别拟定的，依据应是战国礼书。《史记·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为高帝定朝礼，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79]所谓“古礼”，即战国礼书。《史记·封禅书》亦载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80]。这都说明汉代仪节制度的订立与儒生和战国礼书关系紧密。《孝文本纪》所载文帝郊雍地五帝之礼由礼官议定，其制度是否有可能采纳礼书中的相类记载，似乎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三）文帝朝五帝祭祀的背景与性质
解明了“郊见五帝”的所指，下文可以继续探讨文帝郊祭五帝的深层原因与进一步发展。文帝十五年郊见五帝的直接诱因，是公孙臣改正朔的建议，以及“黄龙见成纪”的祥瑞。事实上，文帝朝的改正朔之议远早于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81]：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
《屈原贾生列传》下文曰：“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82]文帝朝许多积极的东方政策都出自贾谊之手，改正朔、易服色也是贾谊所持的诸多改革提案之一。贾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国家安定，时机成熟，到了更除秦法、确立汉法之时。此时文帝的反应是“谦让未遑”。
在贾谊看来，改正朔是治天下、致太平的重要一步，其基础是“天下和洽”。《史记·历书》亦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83]在汉人的理解中，改正朔、易服色的意义非常清晰：既是对过往施政的肯定，也是更立法式、开万世之治的开端。对这一点，儒生持之最力，贾谊就是其中之一[84]。
贾谊虽然持论甚高，颇得文帝之心。不过，他年轻激烈，受到高帝功臣的嫉恨，很快就被调离京师，改正朔之议也就此搁置。文帝前元十四年，鲁人公孙臣重提此事，最初被张苍驳回。《史记·封禅书》载[85]：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
以《史记》的记载，张苍精于律历，推算后驳斥了公孙臣的说法。司马迁评论道：“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86]指出张苍所本为《颛顼历》。事实上，正朔之争的主要原因，不是律历推定上的分歧，而是张苍与贾谊、公孙臣的知识背景与经历大相径庭。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87]。他以为，高祖既十月至霸上，则可从秦，以十月为岁首[88]。在他看来，汉得水德与天历时事两合，没有更改的必要。而对贾谊、公孙臣等儒者而言，改正朔关乎立国之本，不更秦则无以立汉。张苍与公孙臣的矛盾，是因为对“改正朔”一事的理解有根本差别。此时的文帝，已接受了贾谊、公孙臣对正朔的解释。
文帝前元十五年“黄龙见成纪”的真相如何，已无法查证。不过，“黄龙”出现后文帝立“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89]。而“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90]。在改正朔一事上，儒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张苍一派受到打击。自贾谊以来诸多儒生提倡的“改正朔”打动了文帝，君臣均以为当时的政治局面适宜改正朔。“黄龙见于成纪”则是恰逢其时的祥瑞，直接刺激了改正朔的实际操作。很快，文帝亲自主持了秦以来第一次系统的五色帝祭祀。前元十五年“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91]。
文帝时期五帝祭祀的提倡者不仅儒生而已，方士也参与其中。《史记·封禅书》载[92]：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
在新垣平的建议下，文帝在长安东北立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93]。蒲池地望不详，《正义》引《括地志》“渭北咸阳县有兰池，始皇逢盗兰池者也”，以蒲池为兰（蘭）池之误。《汉书·地理志》渭城县有兰池宫[94]，其位置大约在长安正北，与《封禅书》所载渭阳五帝庙“长安东北”的位置相近。《封禅书》《正义》又引《括地志》，言渭阳五帝庙“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95]。二者相较，似以前说为善。《史记》载渭阳五帝庙形制为“同宇，帝一殿”。“宇”训为屋檐，《集解》引韦昭曰：“宇谓上同下异，《礼》所谓‘复庙重屋’也。”旧注皆谓渭阳五帝庙五帝的殿堂在同一屋顶下，每帝独处一殿，共开五门，门如其帝之色[96]。渭阳五帝庙成为国家规格最高的祭祀之一，与雍五畤相同。《封禅书》载其祭礼，“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97]，即举火接连照耀，与秦始皇岁首郊祭和雍五畤祭祀的礼仪相似[98]。《封禅书》云“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亦称为“郊”，祭祀性质也与雍五畤相同[99]。随着渭阳五帝庙落成，新垣平由此大贵，被封为上大夫。
文帝作渭阳五帝庙后，意犹未尽，又立长门五帝坛。《封禅书》载[100]：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集解》引徐广说文帝五帝坛“在霸陵”，即西汉长安城东南。如淳说长门为“亭名”。《正义》引《括地志》曰：“久长门故亭在雍州万年县东北苑中，后馆陶公主长门园，武帝以长门名宫，即此。”[101]《汉书·东方朔传》有“足下何不白主献长门园”之语，颜注引如淳说：“长门在长安城东南。”[102]那么，长门五帝坛应处长安城东南，与渭阳五帝庙遥遥相对。“祠以五牢具”，指每帝各享一牢，祭祀规格较高。
两年之间，文帝郊雍五畤、立渭阳五帝庙、郊渭阳五帝庙、立长门五帝坛，关中地区共有三处专门的高规格五色帝祭祀，令人瞩目。文帝之意，不仅在于推行五帝祭祀而已。紧接着，他“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汉书·艺文志》中无《王制》篇，今本《礼记》之《王制》与文帝使博士所作的之间有何关系，学者聚讼未决[103]。但西汉中前期学者所制《王制》中包含大量的巡狩封禅的内容，则无可疑。《封禅书》载[104]：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群儒定武帝封禅之仪，其理论来源就有《王制》[105]。刺六经作王制是文帝兴五帝祭祀的后续，也是他更秦立汉的重要一步。
再者，文帝还试图寻找传说中失落于泗水的“周鼎”。《史记·封禅书》载[106]：
〔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文帝所立汾阴南之神祠的具体位置及祭祀对象失考，立庙祠祭目的为“出周鼎”。战国以下，周鼎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指示着天命之所在。秦始皇统一后也曾特意行经彭城，“欲出周鼎泗水”[107]，文帝此番求鼎，涵义与之相同。
自前元十三年起，文帝改革祭祀、亲祭五帝、两立五帝坛庙、议巡狩封禅、改元、求周鼎。将这一系列动作联系起来，其内涵可归纳为三点。第一，文帝的五帝祭祀，是为改正朔、易服色做准备。而改正朔，乃至议封禅、求周鼎，都是对当时施政水平的肯定与再确认。《史记·礼书》载武帝时[108]：
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
武帝时的儒生们认为，改正朔、易服色的前提是“万民和喜，瑞应辨（遍）至”，与前文所引贾谊的看法相合。汉兴数十年，至文帝“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109]，天下艾安。司马迁也评价文帝“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110]。武帝时，司马迁本人即主张改正朔[111]，他对改正朔一事格外关注。据他的判断，文帝时的国家政治已达到改正朔、易服色的标准，文帝时的儒生及文帝本人应也有类似想法。这直接推动了文帝朝的上述变革。第二，文帝这一串举动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强烈影响。虽然文景两朝皇帝都好用“宽仁长者”，但朝廷中也不乏儒生。陆贾、贾谊等人对时政有清晰的认识，对皇帝影响颇大；叔孙通及追随他的一批儒生为朝廷订立宗庙祭祀之法、朝请之仪；学官有博士备员，文帝请博士“刺六经中作《王制》”，汉初儒生在朝政中的影响不容小觑。第三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通过诸种举措，文帝真正的目的是摆脱秦人旧制，全面建立汉家制度。文帝对施政的期待，并非仅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已。他怀有明确的政治理想，有意识地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试图建立汉家法式。仅从国家祭祀这方面来讲，文帝连续建立的几个高级别五帝祭祀，确实凝聚起汉王朝国家祭祀的新内核，使之有了摆脱秦人框架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封禅巡狩，还是改正朔、易服色，都是儒生热衷的话题。对文帝朝五帝祭祀影响至深的新垣平，则是一位方士。《史记·封禅书》载新垣平事迹曰[112]：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
可见新垣平所为多魔术预言之类。西汉时人也将他与武帝时的诸多方士并提，如成帝时谷永曰：“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113]此时，新垣平向文帝所作的提议，与贾谊、公孙臣所言相合，恐怕带有很大的投机成分。然他甚得文帝宠幸，所言皆听。一方面是因为文帝此时正热衷于改正朔、易服色，新垣平之说正中其下怀。另一方面，这也提醒我们留意，西汉国家祭祀中儒生与方士的关系及其交缠的影响力。《汉书·田蚡传》载[114]：
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
窦婴、田蚡“俱好儒术”，赵绾、王臧皆是儒生，但窦太后以为他们与“以望气见上”、蛊惑文帝的新垣平行事相似。此说饶有意趣，也足见当时儒生的形象，和他们与方士之间的微妙关系[115]。儒生与方士的对立，是在西汉后期才愈演愈烈。至于后世，方士更是被妖魔化为持邪术者流。听信方士的帝王，被认为是受到欺骗。但在西汉中前期，方士是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多具“待诏”的官方身份，也掌管着相当数量的神祠。无论是对于儒生，还是朝廷中的其他官员，方士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西汉国家祭祀中的很多重大变革，也是在方士与儒生的轮番推动下逐步前行的，无怪窦太后有如此观感[116]。
文帝的改革中道而止。《汉书·文帝纪》载前元十六年文帝改元：“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117]文帝十三年开始的持续不断的祭祀改革，至此达到顶峰。然而仅一月之后，新垣平便被人告发[118]：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新垣平作伪给了文帝重大打击，他自此无心于改正朔之事，祭祀改革也就从此中断了。文帝在儒家学说影响下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祭祀改革，是在新垣平的推动下达到高峰，也因新垣平事败被诛戛然而止。
虽然文帝朝的祭祀改革如昙花一现，不过，文帝着手进行的改正朔、易服色、巡狩封禅、出鼎汾阴等计划，在数十年后被武帝一一实现。文帝的诸种举措，既可以看作武帝朝改革的先声，也可理解为汉家制度转变的真正开端。自文帝至武帝，依稀可以勾勒出国家祭祀与汉家法式之间的紧密联系。
新垣平事败后，文帝不再热衷祭祀。前元十六年之后，文帝曾三度幸雍，但未见亲祀五帝的记载[119]。继之即位的景帝对祭祀事务也不甚热心，《封禅书》称景帝朝“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120]。景帝曾亲郊雍五畤一次，《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中六年二月乙卯，行幸雍，郊见五帝”[121]。高帝、惠帝两朝，雍五畤之祭领于太祝，皇帝不亲祭，至文帝才开启了皇帝亲郊雍五畤的传统，景帝因循如仪。新垣平虽被诛杀，但在他提议下设立的渭阳五帝庙及长门五帝坛并未罢废。汉代五帝祭祀的传统也就此建立起来。
自汉兴至景帝朝，国家祭祀的运作渐趋稳定。这一时期的国家祭祀以因袭秦代为主。秦人在关中的旧祠基本得以复原，雍地作为祭祀中心的地位并无动摇。当然也存有例外，如秦“华以西”名山大川中的朝那湫渊祠。《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楚之际匈奴“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122]。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候骑至雍甘泉”[123]。匈奴不断侵扰边境，朝那湫渊祠的祭祀未必能够规律正常地进行。关东的国家祭祀此时则不复其旧。自高祖至景帝的大部分时间中，关东地区在诸侯王治下。崤以东的名山大川及齐地八神祭祀，不见于国家祭祀。
文帝朝，国家祭祀格局出现变动的迹象，汉代国家祭祀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角色，儒生与方士，都已登上舞台。虽然文帝对祭祀的改革仅持续数年便匆匆结束，但不同于前代的国家祭祀内核已见端倪。武帝朝国家祭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文帝都已关注并有所动作，预示了下一步国家祭祀改革的方向。也正是在文、景两朝的四十余年间，政治局势逐步安定，中央政府不断尝试加强对东方郡国的控制，儒生的力量缓慢增长。这些因素层层叠加，热衷祭祀的武帝即位后，各种条件终于成熟。汉代国家祭祀的大变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