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武帝时代郊祭仪节之变

近年来，秦汉祭祀遗址的发现引人注目。数量巨大的祭祀坑，以及坑内的丰富遗物，使学者对秦汉高等级祭祀的祭祀方式的认识更为丰富。这些新的发现，使我重新思考史籍中对祭祀方式的记载。细绎《封禅书》，似能发现，武帝时代的郊祭方式发生了关键的变化。下文试做一梳理，以备参考。

《封禅书》对秦统一以前的畤祭方式记载较为模糊^[1]：

〔西畤〕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用三百牢于鄜畤。

秦于西畤用“駵驹、黄牛、羝羊”，鄜畤亦用三牲，或与西畤同。此处未言三牲的处置方式，然《封禅书》又言用牢于鄜畤，语焉不详，难作细考。

《封禅书》对秦统一后的高等级祭祀的记载较为详细^[2]：

（八神）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

其河加有尝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駵驹四。

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若〕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駵。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

按照《封禅书》的记载，山川祭祀牲用牛犊，有“牢具”，另有玉器，西方山川又加礼车马。级别最高的雍四畤祭祀，牲用驹、犊、羔。木偶龙、木偶车马是雍四畤独有的祭品，另有礼玉。雍四畤的祭祀有两点不同于其他祭祀场所者。一是祭品用三牲和两套偶车马。细读《封禅书》文字，车马作为祭品，似高于名山大川之“牢具”。其次为祭祀方式，为“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俎豆为祭祀时陈列之用，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则雍四畤祭祀既不燔燎，也不设席陈献，祭牲不肢解，亦不烹饪，祭祀时整牲瘗埋。

至文帝加礼雍诸畤，所加者为路车、木偶马^[3]。从中可见，文帝时仍维持着秦的认识，以车马为规格最高的祭品。再者，文帝时其他诸祠所加者为“珪币俎豆”，也正与雍五畤相对，说明此时雍五畤的祭祀方式仍是“生瘗埋，无俎豆之具”。此外，文帝时立渭阳五帝庙，“郊见”渭阳五帝，所用祭品和礼仪与雍五畤相同。稍后立长门五帝坛，祭祀规格较低，名称不为“郊”，祭祀则用五牢具^[4]。也可见汉初“生瘗埋，无俎豆之具”的祭祀方式较用牢祭祀为高。

简言之，秦与汉初的郊祭，真车马或偶车马是重要的祭品，祭牲方式为整牲瘗埋，无牢具，不用俎豆陈设。

至于汉武帝时，郊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加雍五畤祭祀规格^[5]：

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

畤加一牛，明言“以燎”，则五畤祭祀添加了燎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自此之后，西汉郊祭中有燎，秦的“生瘗埋”传统被打破了。至武帝立甘泉泰畤，又对郊礼做了进一步改造^[6]：

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余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除了与雍五畤相同的祭品，泰畤加礼有醴酒、枣脯，此外还有一狸牛。“狸牛”，《汉书·郊祀志》作“氂牛”，颜注曰：“西南夷长尾髦之牛也。”^[7]武帝“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则狸牛与俎豆牢具直接相关。五帝从祀于太一，又有俎豆之具。此外，群神受醊食，即为布席祭祀。简言之，甘泉泰畤的郊祭，有俎豆、牢，有布席醊祭，又有燎祭，这些都是未见于之前郊礼的祭祀方式。和秦与西汉前期相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上引文中特别重要的是“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一句，这暗示，泰畤祭牲亦非全部整牲瘗埋，而有肢解。这就要与下文特别费解的“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一句合观。此句《汉书·郊祀志》作“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酒；酒，真酒也。”颜注曰：“言以白鹿内牛中，又以水及酒合内鹿中。”^[8]即言泰畤用牲是叠套而成，以白鹿置于白牛之中，又以彘与酒合置于鹿中。晋灼则云：“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所谓“合牲物”，似指祭牲已肢解，只是合而燎之而已。两者对比，以晋灼说为上，下文试为说之。

姑不论颜注所言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如何。首先，“其牛色白”一句紧接在“已祠，胙余皆燎之”之后，则当与燎祭相关。而直言“其牛”，则指前文所言之“狸牛”或“氂牛”。而推前文文义，牛已为“俎豆牢具”，即已肢解以祭享^[9]，不可能再纳之以鹿。再者，祭祀泰畤之后，武帝又加礼雍五畤，《封禅书》云^[10]：

其明年（太初二年），有司上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畤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牢熟具”四字。雍五畤的祭祀标准未变，又有一牛以燎，而有司犹言“芬芳不备”，原因是缺少“牢熟具”，即祭祀中无熟牲贡献。以理揆之，这一认识，只能是与同为郊祭的泰畤比较得出的，而比较的基准，很可能就是用以为“俎豆牢具”的狸牛。如此反推，泰畤祭祀中，狸牛不但需肢解，且经过烹制。《封禅书》言泰畤“其祠则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11]，也可为一证。献牛后的“胙余”，才又行燎祭。至于鹿、彘，前文未曾提及，或同在“俎豆牢具”陈列的阶段就已贡献。

综上，武帝建立甘泉泰畤，不仅引入了新的至上神，事实上还彻底改变了郊祭的方式。可知者有四大变化，一、以牢所贡献的牲体，已肢解、制熟；二、祭祀过程中有陈献俎豆的环节；三、在郊祭礼的最后加入燎祭；四、车马不再是重要的祭品，加礼不用车马。这些新的祭祀方式，与秦人“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的思路完全不同。而这一重要的变化，因史籍未曾格外着墨，似乎一直被忽略了。

行文至此，还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应如何理解这一变化的意义？泰畤祭礼中可能多有来自方士者，其来源多未能定，如祭祀中有鹿／白鹿，即未见于其他文献。不过，武帝改革祭祀方式，其中必有儒书的影响。武帝立后土祠时，有司引“天地牲角茧栗”，即来自今《礼记·王制》，前文已有说。后土祭祀方式为“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12]，很可能来自《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13]如果祭地用太牢瘗埋是特意设计的礼仪，那么祭天必以燔燎对应之。扬雄《甘泉赋》有“燎熏皇天，招繇泰壹”之语^[14]，可以证明泰畤祭祀中燎祭的重要性。元狩年间雍五畤“畤加一牛以燎”，很可能也与此有关。可见对武帝而言，燎与牢是郊礼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又在雍五畤补足了这两个环节。此后西汉的郊祭仪式，就成了秦人“生瘗埋”旧制，与肢解经烹制的祭牲用以陈献的混合物。

武帝朝祭祀的变化，不仅是祭祀对象的增减，更有实际的祭品、礼仪、陈献方式的变化，正是这些具体仪节的变动，标志了潮水的方向。武帝时代不断“制礼作乐”，儒家经典与成说是他重要的取材对象，这很可能刺激了对儒书与儒家礼仪的整理。西汉后期元、成以来的礼制复古，也许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来源。

---

[1]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58、1360页。

[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7—1368、1371—1372、1374、1376—1377页。

[3] 前元十三年，文帝诏曰：“……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史记》卷二八《封禅书》，1381页。

[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2、1383页。

[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7页。

[6]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4页。

[7]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30页。

[8]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30页。

[9] 按，礼书中对何为“牢”，以及对动物的处理方式有很多讨论（可参《周礼·天宫·内饔》孙诒让《正义》，《周礼正义》，第268—277页）。如礼学家多以为郊中特牲所用为“全烝”，即整牲。然一则泰畤别有祭牲，所献非“特牲”，二则武帝时的祭祀未必尽合于后代礼学家之说。更重要的是，此牛既为“俎豆牢具”，则不可能是整牲以陈。关于礼书中的牢，承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霖老师，谨此致谢。本文讨论中的错误，当然由我本人负责。

[1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2页。

[11]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5页。

[1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9页。

[13] 《礼记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588页上栏。

[14] 《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3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