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两次宗庙改革
东周诸国的宗庙是重要的礼仪场所。在《左传》的记述中，祖宗祭祀及其他重要典礼，均在宗庙举行[7]，秦也不例外。秦人宗庙设在旧都雍城（今陕西省宝鸡市）[8]，秦迁都咸阳后宗庙未迁，如庆祝秦王政成年的冠礼仍回到雍城的宗庙中举行[9]。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对宗庙制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出于尊崇始皇的目的，秦二世再次改革了宗庙制度。下文依时间顺序展开讨论。
（一）县道庙与秦帝国的宗庙秩序
据岳麓秦简，秦统一后，即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建立“太上皇庙”。目前披露的岳麓秦简中共七枚与宗庙相关，简文间有残断，不能完全通读[10]。岳麓秦简的内容，已有不少学者专文讨论[11]，下面不再逐条罗列简文。本部分将以岳麓秦简为纲，结合其他文献，对秦初县道太上皇庙的设置与运转情况做一清理，并讨论其意义。
首先是设置县道太上皇庙的时间。从目前的材料看，县道太上皇庙的设置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岳麓秦简中有[12]：
泰上皇祠庙在县、道者……〼。 0055（2）-3正／325正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自称“皇帝”，并给他的父亲庄襄王上尊号“太上皇”[13]。整理者已经指出，简文中的“泰上皇”，即秦庄襄王[14]。这条简文与里耶“行庙”牍可以对读。“行庙”牍的内容是迁陵县令史巡视宗庙的相关要求（正面）与记录（背面）。正面牍文为[15]：
廿六年六月壬子，迁陵□、【丞】敦狐为令史更行庙诏：令史行〼 I
失期。行庙者必谨视中□各自署庙所质日。行先道旁曹始，以坐次相属。II 8-138＋8-174＋8-522＋8-523
里耶“行庙”牍刚公布时，学者无法确定其中“庙”之所指。结合先秦秦汉词例[16]，可以确定，里耶秦牍中的“庙”即岳麓简所载太上皇庙。里耶秦牍提供了明确的时间点，最晚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六月，政府已要求地方官员按时巡视太上皇庙，这说明太上皇庙的建立更在此前。有理由推断，县道太上皇庙的建立与相关法令的颁布，很有可能与“太上皇”尊号的确定同时，即秦帝国建立之初[17]。
其次是县道庙的分布及其完成度。岳麓简简文明言“太上皇庙在县、道者”，所谓“道”，指有“蛮夷”居住的县级行政单位[18]。这说明秦建立宗庙的计划涉及所有统治区域。里耶秦简所属的秦迁陵县在秦代较为偏远，亦非郡治。从迁陵县太上皇庙的存在，也许可以推断全国县级行政区划的太上皇庙已经普遍建立。
再者，岳麓、里耶秦简中的相关规定，多与“行庙”有关。“行”即巡行、检查，不同等级的地方官员被要求定期巡视县道庙，临时出差经过的官员同样必须按照规定巡视：
更五日壹行庙，令史旬壹行⌞，令若丞月行庙□□□〼[19]。 J47正／322正
正令都吏有事县道者循行之，毋过月归（？），当缮治者辄缮治之，不□□者□□□□有不□□[20]。 0327正／326
上引里耶秦牍牍背记录了一组令史巡视宗庙的日期及其名字，记录时间从十一月开始，最后一条记录是六月。可节引如下[21]：
十一月己未，令史庆行庙。A I
十一月己巳，令史㢜行庙。A II
十二月戊辰，令史阳行庙。A III
十二月己丑，令史夫行庙。A IV
……
六月癸巳，令史除行庙。D IV8-138背＋8-174背＋8-522背＋8-523背
鲁家亮已指出，牍中巡视宗庙的日期，与岳麓秦简《秦始皇廿七年质日》相合，记录的起止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十一月到六月[22]。其中十二月、端月、二月、五月都有三次记录，间隔约十天，与岳麓秦简“令史旬壹行”相符合。其他记录则并不如此规律，如牍中缺少三月的记录，四月只有一次记录，这就使得一些记录之间的间隔远长于十天。鲁家亮推测，牍中内容或许并非全部记录[23]。这片秦牍原残碎为四片，经学者拼合后基本得以复原，牍中记录的时间区间清晰、连续，应视为一份完整无损的文件。这份不甚规律的记录，应是秦始皇二十七年迁陵县令史实际的“行庙”记录。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至少在法令颁布的第一年中，迁陵县大体执行了中央政府的要求。
除了宗庙的分布，从岳麓秦简的相关规定中，也可以看出秦代县道庙对西汉制度的影响，可一并叙述如下。首先是“行庙”之“行”的用法。武帝时，有人盗窃汉文帝陵园用以埋葬的钱币[24]：
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
这条材料中的“园”即文帝寝园，丞相有“四时行园”的职责。“行园”的结构与“行”的用法，与秦简“行庙”相同，恐非偶然[25]。此外，岳麓秦简还规定：
如下邽庙者，辄坏，更为庙便地洁清所。弗更而祠焉，皆弃市。各谨明告县道令丞及吏主。 0624正／321正
岳麓简中与宗庙相关的内容属“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0316正／320正），因以属内史郡的下邽县为例，言若宗庙倾颓，应在方便、清洁之处重建，否则将处以弃市。汉文帝时曾有人盗窃高庙座前玉环，廷尉张释之提出，盗窃宗庙财物应判弃市[26]：
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
从此可知，秦代在不洁的县道庙中举行祭祀所受的惩罚，与西汉时代盗窃长安近郊的祖宗庙中的供物相同，两种判罚中或许也存有连续性。
县道太上皇庙是秦帝国宗庙体系创立之初的一项革新性措施，应当放在秦整体的宗庙制度中理解。概而言之，秦始皇设计的宗庙制度由雍地先君庙、始皇极庙和县道太上皇庙三部分组成。首先，秦始皇尊庄襄王为“太上皇”一事，应看作宗庙改革的第一步。在秦先君中，唯庄襄王得到尊号，进入了秦帝国的皇帝系统。与之匹配，秦始皇对雍地的先君庙均予保留，但另外建设了全新的帝国宗庙体系，太上皇庙即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庄襄王已在雍地有庙，秦始皇又兴建县道太上皇庙，可能也有强调这一新体系的意味。再者，始皇生前即在咸阳为自己营建宗庙，即极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七年[27]：
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
极庙的字面意义即“至高之庙”[28]，上应极星[29]。与雍地先君宗庙相别，此即秦帝国宗庙序列的起点。按始皇的设计，此后秦帝国的宗庙均将设于咸阳。
最后，就是秦宗庙制度中最为特殊的县道庙。县道庙的创立，完全更新了东周时代宗庙的设置与祭祀方式。大多数情况下，东周诸国的宗庙设于国都[30]，同时也存在宗邑不在都城的情况，如曲沃为武公之后的晋国宗邑，薄为宋国之宗邑[31]。此外，东周诸国也偶有别设之庙。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杼之乱，“祝佗父祭于高唐”，杜注曰：“高唐有齐别庙。”下文又言崔杼“盟国人于大宫”[32]，可知二者有别。再如《左传》宣公十二年，邲之战胜利后，楚庄王“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33]。东周文献中，“宫”一般特指宗庙，所谓“先君宫”，即楚先君之庙。因此“先君宫”下杜注曰“祀先君，告战胜”[34]。总的来说，宗庙所在之地，地位高于一般城邑。此即《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言“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云云[35]。秦在雍与咸阳的宗庙，大致与东周以来的传统相合。而设立于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县道庙，空间之广、数量之多，为前代所未见。
县道庙最为特殊之处，还在于取消国君亲祭的必要性，使得官僚代祭常规化、制度化，改变了宗庙的性质。东周时代，主持宗庙祭祀的始终是一国之君，祝史、大夫可代行其事，但均非常规行为。除了祖宗祭祀外，国君还需在出入国时告庙。如《左传》桓公二年[36]：
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从前引岳麓秦简“弗更而祠焉，皆弃市”可知，秦县道庙的祭祀由地方官员主持。从这个角度来看，县道庙的设计，是对传统宗庙意义的重新塑造。设立于每一个县的太上皇庙，使管理、祭祀帝国祖先的宗庙成为地方官员日常行政的一部分，这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宗庙—家族的原始纽带。皇帝宗庙伴随郡县制，在大空间范围内推行，成为新国家在地方的直接化身。
建国之初，秦始皇在各项制度上都有整顿和革新，宗庙改革正是其中之一。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刻石末尾云：“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37]“昭明宗庙”四字，与并海内、设郡县、立尊号等举相提并论，殆非虚言。
（二）二世的“七庙”
秦二世甫一即位，就连续复制始皇的作为，以增强自己的权威。比如，他模仿始皇东巡，在始皇刻石之后增刻，继续营建阿房宫[38]。再如，他在秦始皇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器上加刻诏书，形成学界习称的“两诏”度量衡[39]。唯独在宗庙制度上，二世的思路可谓与始皇背道而驰。以《史记》所载，二世即位后下发的第一道诏书即与宗庙相关，为方便后文分析，先引用如下[40]：
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①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②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③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
上述措施如全部施行，则又是一次宗庙制度的重大革新，唯学者论及者不多[41]。在廓清始皇设计的宗庙制度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二世的宗庙改革。
首先，二世所谓的“七庙”制，建立在大量破坏先王宗庙的基础上。从现有史料看，先秦各国宗庙并无严格的迭毁制度，除了《左传》中的记载外[42]，《秦始皇本纪》所言“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亦是明证[43]。“天子七庙”之说，见于今本《礼记》多篇中，如《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44]《王制》篇时代较晚，但相似的说法或礼书篇章或已在先秦儒者中流行，二世的改革应本于儒书。实行“七庙”制，即要求不断迭毁“亲尽”的宗庙，保持宗庙总数为七所。二世如何选择迭毁的对象？这就涉及“自襄公已下轶毁”一句的解释，需要稍作讨论。秦自襄公始列为诸侯，从始皇之父庄襄王前数秦国先君，可开列如下：
7庄襄王—6孝文王—5昭襄王—4悼武王—3惠文王—2孝公—1献公……秦襄公
“自襄公已下轶毁”旧有二说，一是襄公以下至献公庙全部迭毁，二是襄公庙作为始祖庙不毁，另从始皇前溯六世，保留自孝公至庄襄王的宗庙。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庙制图考》即支持后一种说法。他认为襄公庙未毁，再据“礼制”推定襄公为“始祖”[45]。不过，姑不言“始祖”之说出现时代颇晚，且概念暧昧[46]。先秦与汉初凡言“某某已上”“某某已下”，往往包含所举之事物，在《史记》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47]。“自襄公已下轶毁”的文义，应指毁掉始封君秦襄公直至秦献公的所有宗庙。二世的毁庙之举，可谓激进。
其次，二世的庙制改革格外尊崇秦始皇庙。这首先体现在祭祀主持者的区分。“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指七庙之中，以始皇庙地位最尊，独享皇帝亲祠。其他先君庙，则“群臣以礼进祠”。另一方面，二世尊秦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秦始皇以“皇帝”的身份与其他秦国君主相区别，即便在七庙之中，始皇庙也处在与先公先王庙不同的序列[48]。总之，二世的宗庙改革废弃了自襄公至献公的所有先君庙，已保留的秦国先君庙地位均低于始皇庙。有理由推论，在秦二世设计的“七庙”中，数世之后，秦国先君的宗庙将悉数迭毁。而“帝者祖庙”始皇庙则会成为永不更替的帝国宗庙序列之首。
最后，秦始皇新设的县道庙，在二世元年宗庙诏书中略无提及。二世是否为秦始皇立县道庙，也不见于文献[49]。县道庙从根本上与“七庙”制不能兼容，本文推测，二世至少放弃了在县道继续建立始皇庙。
史籍中未见直接记载二世宗庙改革实施情况者。翻检文献，可知前引诏书中所记的诸项改革均已施行，并且造成了相当的影响。近年在益阳兔子山出土的“秦二世元年诏书”开头说[50]：
……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著）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
宗庙事务放在诏书开头，先于律令，可见裁定宗庙制度为二世即位后的大事[51]。此外，《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中，有两段文字涉及二世的宗庙改革，分别是[52]：
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二世不行此术，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
贾谊写作《过秦论》时，西汉并不施行七庙制，第一条材料中的“七庙堕”恐非泛泛言之，而是实指二世的七庙制[53]。第二条则更为有趣，贾谊罗列了二世诸多恶政，为首者正是“坏宗庙”，与兔子山“二世元年诏书”在结构上几乎一致。而且，如果前文的推测成立，二世不再修造县道庙。“坏宗庙”就包括了废毁雍地诸庙与县道庙，由此招致了贾谊激烈的抨击与嘲讽。最后，《秦始皇本纪》还记载，二世被杀后，子婴拟在咸阳宗庙中即位[54]：
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
从前后文看，子婴准备行即位礼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始皇极庙。二世宗庙改革的重要目的——确立秦始皇宗庙的地位，也已经成功。
秦二世的宗庙改革，在数量、分布与对先君庙的处理诸方面，都与秦始皇的设计完全冲突。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将秦帝国与秦国相区分，着手建立属于帝国的宗庙序列。他们都意识到了宗庙制度与帝国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以此为手段强调秦帝国与之前所有国家的不同。文献有阙，秦人的庙制还有不少晦暗难明之处，但其基本框架已大致可知。在这一基础上，可以重新讨论西汉初年郡国庙的承续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