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西汉末年的宗庙制度改革
西汉中后期笼罩在复古改制的风潮之中。一系列的礼制改革，由宗庙改革首发其端。自元帝至王莽时代，西汉末年的宗庙制度经历了反复争论与修正，学者已有十分充分的讨论。先贤的研究常将郡国庙的废弃与长安宗庙的设置相提并论。事实上，它们是整个宗庙改革的两个阶段。郡国庙在宗庙改革之初就被彻底废除，并成为后续改革的基础。下文将重新讨论废除郡国庙的意义，以及西汉末年礼制改革对宗庙的重新定义。
（一）亲祀的意义：郡国庙的废除
无论从时间线上看，还是从改制者的论证逻辑上看，都应将废除郡国庙看作宗庙改革乃至整个礼制改革的第一步。永光四年（前40），元帝下诏与群臣商讨宗庙改革问题，第一次讨论即集中在郡国庙问题上。这次讨论的详情，后文还将详论。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郡国庙的罢废未经任何争论便立即施行。此后，长安宗庙寝园的废立还经过几次反复，而郡国庙则被彻底废除，再未恢复[127]。固然，郡国庙于经无据，不过，这种毫无反复的废止，似乎并非理所应当。如前所述，郡国庙同为祖宗之庙，地位向来尊崇。而且，郡国庙祭祀沿用已久，具有强大的惯性。就后一点而言，西汉末年神祠祭祀的屡罢屡复可以作一参考。建始二年（前31），匡衡、张谭请求罢废全国683所神祠中的475所[128]。此后，地方神祠不断借各种名目得以恢复。建平二年（前5），哀帝全面复兴地方神祠，总数七百余所，甚至超过被罢废者[129]。地方神祠祭祀对象各异，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似乎比郡国庙更不堪一击。然而地方神祠祭祀的惯性极为强大，大儒、宗室刘向亦为之辩护[130]。同时，皇帝也畏惧神祠所主神祇的力量，每遇继嗣艰难、身体不适，就转而乞灵于旧神祠。与地方神祠顽强的生命力相比较，郡国庙显得不堪一击。
至少在《汉书》的记载中，未见有为郡国庙辩护者。唯一反弹的力量，来自刘氏家族内部。废除郡国庙后一年，元帝身体状况欠佳，梦见祖宗谴责他罢废郡国庙，他的弟弟楚孝王也做了同样的梦。《汉书·韦贤传》载[131]：
后岁余，玄成薨，匡衡为丞相。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上诏问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
可见，郡国庙依然被看作有祖宗神灵依止的宗庙，元帝受到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即便如此，郡国庙依然未被恢复，这恐怕能够说明，郡国庙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与生命力。元帝朝的臣子理解早期郡国庙具有“一民之至权”“系海内之心”的功能[132]。只是在他们看来，这些功能早已随着国家的稳定而逐渐消失了，郡国庙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
汉代的郡国庙制度，首先面临着非常现实的问题。一般认为，郡国庙祭祀繁秽，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是导致宗庙改革的直接原因，《汉书·韦贤传》中的一段文字常被学者引以为据。不过，这条材料所记载的事实上是长安寝、庙、园的祭祀花费，并不涉及郡国庙。为方便讨论，先全文引用如下[133]：
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
《韦贤传》所载全国各类宗庙的祭祀次数和人员数量，数字巨大，需要略作分疏。郡国庙共有167所，长安又有宗庙9所（太上皇、高祖、惠、文、景、武、昭、宣、皇考），此外宗庙各有陵寝，部分无庙的皇室宗亲也有寝园，长安寝园合计30所[134]。按照文中给出的祭祀频率计算，下文所谓“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与位于长安的帝后之寝园每年上食的次数大致相合[135]。以这段文字的行文逻辑，后文所记载的卫士与祝宰乐人的数量，应也指侍应长安宗庙寝园的人次。郡国庙耗费的人力、物力成本较高，结论固大致不错，但应另寻证据。
郡国庙的运行，应当是地方财政支出相当重要的一项。宗庙改革后，元帝的疾病缠绵不愈，匡衡不得不向高庙、文帝庙和武帝庙祈祷，祷文就提及“间者岁数不登，百姓困乏，郡国庙无以修立”[136]。郡国庙所牵涉的空间与机构众多，花费应不在少数。不过，一方面，郡国庙撙节开支，不必一定通过宗庙改革才能完成。在永光年间的宗庙改革之前，中央就试图减省郡国宗庙祭祀的花费。元帝曾在贡禹的建议下“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137]。另一方面，如能通过向神灵献祭，缓解皇帝的焦虑，祭祀的花费并非不可承担。如因为没有继嗣，哀帝大规模恢复地方祠庙，“一岁三万七千祠”[138]。祭祀次数甚至超过了长安的宗庙寝园。因此，郡国庙的罢废，还有其他更为直接的原因。
郡国庙在礼制改革中所面临的核心危机，在于天子不能亲祀。贡禹在元帝时首倡宗庙改革，就已经将长安庙和郡国庙分开讨论。他认为，位于长安的宗庙应施行七庙迭毁制度，而郡国庙应被废弃的原因是“不应古礼”[139]。现存文献中没有保存贡禹对郡国庙更详细的讨论。不过，从此后的讨论来看，“不应古礼”中的核心问题，即是“亲祀”。
永光四年，元帝“下诏先议罢郡国庙”[140]：
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今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四方同轨，蛮貊贡职，久遵而不定，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惧焉。
在诏书中，元帝的立场十分清晰：天子应当亲祀宗庙，而不应让“疏远卑贱”之人代行其职。他还引《论语》“吾不与祭，如不祭”为支持。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声明。以韦玄成为代表的群臣支持他的看法，并提出两条支持性的说法，可以分列于下[141]：
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之大义，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
韦玄成等人重复了元帝诏书的主要观点，并给予支持性的论据。他们认为，其一，宗庙应在京师，由皇帝亲祭；其二，宗法制度中地位较低的支庶、诸侯王，阶级地位较低的臣仆，没有资格祭祀大宗、先王、国君[142]。不难看出，元帝君臣的主要论证，都围绕“天子亲祭宗庙”展开。西汉时代，长安的祖宗庙本由天子亲祀，“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143]。郡国庙数量众多，天子不可能亲祀，因此就不可能合乎宗庙祭祀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元帝君臣把“宗庙”和“天子亲祀”联系起来，事实上要达到的目的，是纠正秦始皇以来对于宗庙的定义。
郡国庙赋予了诸侯王和郡长官祭祀宗庙的权力，弱化了皇帝与宗庙之间唯一的联系。礼制复古派则坚持首都的神圣与皇帝亲祭的必要，要求将宗庙祭祀的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144]。只有废除了郡国庙，接下来对位于长安的寝、庙、园废除与庙数的讨论，才有可能进行。元帝意欲恢复郡国庙时，匡衡“深言不可”，郡国庙一经废除不能再恢复，其根本原因在此。
（二）礼与亲：长安寝庙园的兴与废
郡国庙罢废月余后，元帝又与群臣讨论长安宗庙的迭毁问题，开启了宗庙改革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有两个焦点，一是长安的寝、庙、园的废立，二是对庙数的争论。本部分将主要聚焦于前者。
庙数是宗庙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涉及迭毁和庙号等诸多关键问题，过去学者的讨论基本集中于此，本文不再赘述[145]。为方便后文展开，在此还需借助《汉书》的记载与前贤的讨论，再粗略勾勒一下事件的大致线索。群臣对于长安宗庙如何改革，迟迟不能达成一致，“于是上重其事，依违者一年”[146]。群臣意见相左之处，主要集中在迭毁对象上。韦玄成提出，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四庙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不毁。从毁孝文庙的提议看，韦玄成并不承认之前的庙号。他的建议破绽颇多，激起了不少反对意见。按照《韦贤传》的记载，反对意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应当尊重过去颁布的庙号，不毁文帝、武帝庙，另一类提出应当按照礼制规定，迭毁未即位的皇考庙。元帝几经犹豫，提出保存文帝庙，毁掉景帝、皇考庙的建议。而韦玄成最终仍然建议保留元帝的祖父皇考庙，迭毁太上皇、惠帝庙，对景帝庙未置一词。从后面的讨论看，景帝庙未毁。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争论都是在“五庙而迭毁”的前提下展开的[147]。这一前提一直维持至哀帝时代刘歆正式提出七庙说[148]。
迭毁对象以外，寝、庙、园的罢与复及其顺序，更能反映出这一时期宗庙改革争论的焦点及其微妙之处。在将郡国庙作为主线之后，这一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为了便于观览，先将寝、庙、园罢废的时间线索梳理如下：
| 时间 | 事件 | 说明 | |
| 元帝 | 永光四年（前40）九月戊子 | 罢废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149] | |
| 永光四年十月乙丑 | 罢祖宗庙在郡国者[150] | ||
| 永光五年（前39）十二月乙酉 | 罢太上皇、惠帝寝、庙、园[151] | 罢废原因：亲尽 | |
| 建昭元年（前38）冬 | 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152] | 罢废原因：国君之母非嫡不得配食 | |
| 建昭五年（前34）六月庚申 | 复戾园[153] |
| 时间 | 事件 | 说明 | |
| 元帝 | 建昭五年七月庚子 | 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154] | |
| 竟宁元年（前33）三月 | 复惠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155] | 除戾后园外，被废寝、庙、园全部恢复 | |
| 成帝 | 竟宁元年五月（元帝崩） | 毁太上皇、惠、景帝庙，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156] | 景帝庙为新毁，戾园保留 |
| 河平元年（前28）九月 | 复太上皇寝、庙、园[157] | ||
| 平帝 | 元始四年（4） | 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158] |
元帝废除与恢复不同寝、庙、园的顺序，颇值琢磨。郡国庙被废之前，昭灵后（刘邦母）、武哀王（刘邦兄）、昭哀后（刘邦姊）等人的陵园首先被废。这些帝国祖先与皇帝的亲缘关系较为疏远，废除他们的祭祀场所或许不致遭受太多物议，可为罢废郡国庙的先声。一年之后，元帝先后罢废了太上皇与惠帝的寝、庙、园，以及不是嫡配的国君之母孝文太后（文帝母薄太后）、孝昭太后（昭帝母）的寝园。他废除长安宗庙的措施，至此告一段落。
因为没有继嗣，元帝随后不断恢复此前废除的寝、庙、园。首先得以恢复的是戾太子（元帝曾祖父）园，此后是太上皇庙，而惠帝庙恢复最晚，甚至在昭灵后、武哀王等人之后。个中原因难以确言。不过，没有后人的惠帝在宗庙序列中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成帝时惠帝庙即再次被毁，并且始终未得恢复。元帝甫一去世，以匡衡为代表的官员旋即再次毁庙，他们几乎罢废了所有元帝恢复的祭祀场所，甚至包括元帝时未毁的景帝庙。从废毁景帝庙的行为来看，匡衡的作为似比韦玄成等人更为激进。但是，韦玄成仅保留了皇考庙（元帝祖父），以为“亲未尽”。匡衡等却一并保留了卫思后（戾太子母）和戾太子园。再考虑到元帝恢复宗庙时最先恢复戾太子园。不难发现，宣、元、成三帝直系的男性祖先的祭祀场所此时均得以保存[159]。这或许是虑及元帝在宗庙问题上的反复，匡衡等人为了安抚成帝的情感、减少毁庙的阻力，主动保留了事实上不符合儒家礼制的寝园。宗庙对家族的佑护作用与对皇帝的情感意义，制衡了礼书中的严格规定。
同样苦于没有继嗣，河平元年（前28）成帝再度恢复长安寝、庙、园。此次唯有太上皇寝、庙、园得以恢复，惠帝、景帝庙皆未恢复。为何仅恢复时代最远、“亲尽”无疑的太上皇庙，耐人寻味。《韦贤传》中于此事下记载“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太上寝庙如故，又复擅议宗庙之命”[160]。从此也许可以推测，此时景帝、惠帝之主各按昭穆置于太祖、太宗庙中祭祀，而通过恢复太上皇庙，曾享受祭祀的帝国祖先均得以各安其所。在礼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成帝仍然使所有祖先都得到了祭祀。元帝时代，一度蠲除了吕后制定的擅议宗庙者弃市的法令[161]：
初，高后时患臣下妄非议先帝宗庙寝园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议者弃市。
河平元年的变动之后，成帝再次恢复了擅议宗庙之命，可见他恢复祖宗祭祀的决心。元帝和成帝都是礼制改革的支持者，但当有限的寝、庙、园集中在长安后，宗庙对皇帝本人及其继嗣的保护（或诅咒）功能便凸显出来。无论礼制改革派多么激进，他们在实际的操作中都受此牵制。《汉书·龚胜传》中记载了龚胜的事迹[162]：
后数日，复会议可复孝惠、孝景庙不，议者皆曰宜复。〔龚〕胜曰：“当如礼。”〔夏侯〕常复谓胜：“礼有变。”胜疾言曰：“去！是时之变。”
此事未精确系年，但此事数日前的事件为丞相王嘉上书荐梁相事。建平三年（前4）王嘉为相，元寿元年（前2）王嘉下狱死[163]，此事应发生在这三年之间。这说明哀帝时代，还曾有过恢复惠帝、景帝庙的讨论，而“议者皆曰宜复”。可见，在宗庙事务中，皇帝作为家族一员的身份与情感，总具有相当的权重。而儒书中的“礼”，也围绕这一点有了腾挪、阐发的空间。这就是龚胜所说的“时之变”。
平帝元始年间，王莽批评元帝至哀帝的宗庙改革，其中最为激烈之处，仍是宣、元以来的迭毁问题[164]：
孝宣皇帝以兄孙继统为孝昭皇帝后，以数，故孝元世以孝景及皇考庙亲未尽，不毁。此两统贰父，违于礼制。
最后，在王莽的主持下，宗庙秩序与皇帝庙号得以排定：高皇帝为太祖（景帝所定），文帝为太宗（景帝所定），武帝为世宗（宣帝本始元年初封，哀帝时经刘歆讨论确定）[165]，宣帝为中宗、元帝为高宗（王莽所定）[166]。元帝以来动荡不已的西汉宗庙制度，至此得到了极为短暂的定型。
在西汉末年宗庙改革的不断反复中，宗庙体现出了它作为家族祭祀之所的真正意义。此后漫长的时间中，礼与亲形成了宗庙制度运转中持续的张力。这种争论与批评，在元帝之前从未出现过。郡国庙对于帝国宗庙系统的意义，在它们被废除之后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西汉末年的宗庙改革，改变的不仅是庙数和祭祀方式，更是在秦始皇之后，再次重新定义了“帝国的宗庙”。这次改革意义深远，影响波及整个帝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