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甘泉宫的衰落
甘泉宫的兴盛自武帝朝始，至泰畤建立，甘泉宫之规模盛极一时。《汉书·扬雄传》曰[345]：
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崖、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
甘泉宫宫室瑰丽，在武帝朝为离宫之最。武帝之后，宣帝仍经常巡幸甘泉，他修武帝故事，于甘泉宫处理外交事务，两次接见呼韩邪单于[346]。宣帝以来，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较为和缓，对外政策以和亲为主，甘泉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程度有所降低。自宣帝后，也再不见西汉皇帝在甘泉宫处理日常事务的记载。
武帝之后，皇帝除郊祀外的甘泉巡游也偶见记载，如《汉书·成帝纪》载成帝鸿嘉二年（前19）行幸云阳[347]。鸿嘉二年，汉王朝的天地之祭在长安南北郊，甘泉泰畤已罢废。《成帝纪》虽未明确记载成帝此次幸甘泉，但作为云阳规模最大、规格也最高的宫室，成帝至云阳，应是驻跸甘泉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云阳县“云阳宫”条载武帝“以五月避暑于此，八月乃还”[348]。武帝以后的西汉皇帝可能也在夏季往甘泉纳凉避暑，只是其事稀见于史书记载。
相比较而言，武帝时期甘泉宫所承载的内容最为丰富。宣帝朝之后，甘泉宫的功能逐渐单纯，仅承载郊天中心这一任务。到西汉末年，甘泉宫的地位与泰畤的兴废紧密相连。
宣帝亲政后主持郊祀，五次行幸甘泉，皆郊泰畤[349]。《汉书》载元帝幸甘泉共五次，亦皆郊泰畤[350]。成哀之际，汉王朝国家祭祀进入变动最为剧烈的时代，甘泉泰畤屡次被废。但凡甘泉泰畤恢复的时间段内，皇帝皆规律地进行祭祀。成帝初即位之建始元年（前32）泰畤被废[351]，永始三年（前14）太后下诏起复[352]。第二年即永始四年（前13）成帝便至甘泉郊祭[353]。自成帝恢复泰畤至驾崩共八年，亲郊泰畤四次[354]。成帝甫一去世，泰畤之祭即被废黜[355]。建平三年（前4），因为哀帝体弱多病，为祈福佑，泰畤被废三年后再度起复[356]。但哀帝年幼，未能亲赴郊祭，仅“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357]。西汉末年郊祀改革的反复此难尽述。仅就甘泉泰畤而言，其正式罢废在元始五年[358]，但自绥和二年后，便不再有皇帝亲郊，甘泉祭祀事实上已进入了废圮状态。《史记·酷吏列传》载武帝中期[359]：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
以武帝之威、武帝朝甘泉宫之盛，武帝一时不亲至甘泉宫，便有“道多不治”的问题出现，可见甘泉宫宫室及道路的维护颇赖皇帝亲巡及相关官员督责。至西汉成哀之际，天地之祭变动频仍，皇帝十数年不亲幸甘泉，甘泉的宫室道路之颓败可以想见。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卢生说始皇用复道甬道连接宫室，“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360]。《正义》引《庙记》亦云：“离宫别馆相望属也……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361]这两条材料都强调“不移徙”“不徙”。这说明，一般情况下，离宫别馆不会有大量宫人常驻，当皇帝临幸时，宫人扈从才随驾前往。始皇极尽奢泰，方有“不徙”之宫人，西汉宫室中的宫人则随皇帝行动移徙。《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言盆子入长安，“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362]此时刘盆子在长安长乐宫中，这些“故祠甘泉乐人”应就是从甘泉徙归的。自哀、平时期泰畤被废之后，甘泉宫虽存，其地位只与一般离宫无异。皇帝既少亲行，则宫人徙出不备，宫室疏于饬理。经西汉末年世变，甘泉宫又与长安其他宫殿一样几经离乱。后代甘泉地区仍有宫室，但再也无法与西汉中期的甘泉宫相比。
东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于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363]。《续汉书》之《祭祀》《礼仪》诸志未载此行是否祭泰畤，唯杜笃《论都赋》记此事曰[364]：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邠郊。
“礼邠郊”，李贤《注》曰：“甘泉祭天所也，在邠地之郊。”[365]邠同豳，云阳甘泉山在其东南不远，《注》以邠郊为甘泉泰畤之郊的说法可信。不过，如按《论都赋》所载的巡行顺序，登华山、过黄河祭后土后，再回云阳祭甘泉泰畤，路线迂曲，可能性不大。光武亲祭泰畤，应是在祭汉帝陵之后，祠后土之前。如有其事，则这是有文献可征的最后一次皇帝亲与甘泉祭天。
西汉甘泉宫承秦宫而兴，至武帝元鼎五年立泰畤后臻于大盛。此时的甘泉宫，集祭天之坛、通神之所、御胡边地、施政之殿几重身份于一身，为西汉一朝离宫别馆中最为煊赫者。至武帝中后期，云阳甘泉大有取代雍地之势。泰山虽有封禅之典，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无法与甘泉宫相比。随着泰畤—后土祠成为汉王朝新的祭祀中心，西汉国家祭祀的至上神、皇帝巡祭的路线，以及祭祀活动的重心都发生了迁移，国家祭祀的大格局也随之改变。西汉中后期，甘泉宫的功能渐趋单一，集中于泰畤郊祭。随着南郊郊祀的成立，国家天地之祭徙至长安南北郊，甘泉宫自此失落了祭祀中心的地位，重为普通离宫。
武帝时汉王朝新祭祀格局的建立以甘泉泰畤为中心，西汉成哀之际关于郊祀的争论也围绕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的兴废展开。说云阳甘泉宫是汉代两次国家祭祀格局大变革的关键之所系，应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