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武帝故事”的深层解读
宣帝推崇武帝，行事施政以效仿先祖为标杆。《汉书》中多载宣帝“修武帝故事”“循武帝故事”。宣帝也确实颇为关心国家祭祀，做出不少调整。不过，这些调整将宣帝朝的国家祭祀格局导向了与武帝时期完全不同的方向。
武帝所建构的祭祀格局，是多中心的、开放的，需借助皇帝不断亲巡维持。在这几点上，宣帝都与武帝有所不同。首先，宣帝亲幸的祭祀场所，唯位于关中京畿地区的泰畤—后土祠。他从不远行祭祀，对封禅、修封也缺乏热情。其次，宣帝所立新祠，绝大部分位于未央宫、云阳甘泉宫附近或“京师近县”，皆在关中，最远不过肤施。最后，与武帝热衷于求仙远方不同，宣帝喜好致神于京师。他不断强调首都附近的祭祀，弱化与边缘化东方祭祀。宣帝朝祭祀格局的转变，可以归结为三点：从开放式至内敛式的转变，从多中心式至单核心式的转变，从“求仙”到“致神”的转变。
从“求仙”到“致神”，前文已述，不必重复。所谓“从开放式至内敛式”，可从地理分布与制度两方面说明。从分布而言，武帝不断增加祭祀对象的数量，在空间上明显向四方延展。宣帝则加强关中地区的祭祀，神祠分布呈现出向首都集中的趋势。就制度而言，不同于武帝朝祭祀规模的不断扩张，宣帝整顿祠庙、合祀八神，将武帝时期纷繁的山川祭祀制度化，置五岳四渎常祠。新祠增加速度大为减缓，祭祀管理更为规范有序。
“从多中心式至单核心式”与前两点相关。武帝时的三大祭祀中心，只有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还发挥着与前朝相同的功能。因封禅与修封活动的冷却，以泰山为中心的东方祭祀圈逐渐衰微。雍五畤的地位虽仍得到承认，但终宣帝一朝，仅五凤二年（前56）春三月，皇帝亲自“行幸雍，祠五畤”[67]。宣帝也不再像武帝那样以雍地为中心巡行北边。宣帝朝的国家祭祀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祭祀管理对皇帝亲巡的依赖性，一个更易控制的单核心祭祀体系逐渐形成。
宣帝朝祭祀格局的变化，其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宣帝与武帝对祭祀的理解不同。武帝惯于将神圣祭祀与世俗事务结合起来，建立具有多重意义的祭祀中心，以此展现王朝的控制力量。宣帝虽也豢养了一批方士，并新立了相当数量的祠庙，但他并不借助祭祀中心施政。对于宣帝而言，祭祀建设不再是建立“汉家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设祭祀主要为辟祸求福，整顿祭祀则是为规范与管理。武帝试图通过祭祀达成的，是神人和辑的太平之世。但在宣帝的设想中，祥瑞并见、神致京师，即是证明治下太平的证据。甚至可以说，此时祭祀对于国家政治的意义事实上有所收缩。再者，武帝与宣帝处于王朝不同的历史阶段。西汉一朝的历史中，武帝以开创者与改革者的身份出现。《汉书·武帝纪赞》曰[68]：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䄠，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正如前章所论，祭祀制度的重构与改革是武帝诸多改革措施中的一项，是建立汉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开创者，武帝建立了一个开阔复杂的祭祀系统。也因为他对祭祀的极度热情，造成了祭祀对象过多过滥的弊病。宣帝对自己的定位是“循武帝故事”[69]，在内政外交上都因袭武帝的政策[70]。就祭祀体系而言，宣帝关心的并非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而是条理化与规范化。原样维持武帝经营的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已十分困难，遑论全盘效仿。要言之，对于汉家祭祀体系的建构，武帝是开创者，宣帝所做的则是清整收尾，使之定型，并便于操作。
宣帝时代的国家祭祀格局，是有秦以降国家祭祀不断演进的结果。秦帝国在发扬故秦国祠畤祭祀的同时，把东方诸国的祭祀对象纳入帝国祭祀体系，将承认异国神祇作为统治手段的一种。因此，秦帝国祭祀体系中杂糅了诸种异质的祭祀对象。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尚有限，皇帝必须借助巡狩加以统御。汉王朝在继承秦帝国政治体制的同时，也继承了秦的祭祀体系与其中存在的问题。经过高、惠、文、景几朝的调整，汉王朝东西异制的情况渐趋缓和，帝国行政系统逐渐运转自如，文化风俗开始得到整合，但祭祀体系犹阙然未备。正如班固所云，“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71]。摆脱秦人所立的最高祭祀，弥合国家祭祀运转中的滞碍，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汉家制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汉武帝所做的，即在秦的祭祀框架下进行调整，改编和融合不同来源的祭祀，最终建立起以泰畤—后土祠为核心，兼收旧祭祀中心雍与东方圣地泰山的汉王朝祭祀格局。从战国时代各国相异的祭祀面貌走向帝国所需的统一体系，秦始皇和汉武帝先后迈出了关键的两步。
汉家祭祀体系在武帝朝已经得以建立。接下来所需的，是清整过滥的祭祀，归并祭祀中心的功能，建立一个更易控制的祭祀体系。宣帝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他致神、致祥瑞于京师的愿望，也使得祭祀中心的合并更为简捷。武帝所开创的汉家祭祀体系，在此时规范定型。
这一时期国家祭祀的稳定虽然短暂，但样态清晰。秦所设立的大空间范围、以神祠为主体的祭祀体系，经过不断发展，至此呈现出最为成熟的形态。不过，秦汉以来，国家祭祀变更频仍，不遑暇处，一旦进入相对稳定的形态，其中存在的问题便暴露出来。汉王朝国家祭祀此时最大的隐患可归纳为两点。第一，没有理论支持，对兴设的祠祭对象缺乏解释力。在日益兴盛的儒家学说面前，显得单薄无力。第二，这一祭祀体系的构成较为冗杂。求仙祈福的神祠与国之重祭往往并立，方士所起的作用常与祠官等同。这样的一种祭祀体系内部的脆弱之处在于，如果没有皇权的强力保障，则难以凭借自有理论达成自我辩护。当遇到对手挑战其合理性，就不易维系平衡。在宣帝身后的西汉晚期，汉王朝的国家祭祀体系所遇到的最大对手，便是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