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与致神：宣帝朝祭祀的新发展
宣帝对祠庙的调整方向比较清晰，可归结为两个方面：消解东方与强调首都。
先说“消解东方”。仅从数量上看，宣帝时代东方神祠的分布仍较为密集，但其构成与武帝朝已有显著不同。宣帝对封禅、巡狩兴趣有限，泰山及其周边的明堂等高等级祭祀不被强调。常规修封或仍由祠官代理，但皇帝从未亲巡，泰山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此外，宣帝合祀八神于曲城，在实质上消解了原八神祭祀的结构。自秦始皇至汉武帝，东方祭祀皆由泰山祭祀、八神祭祀、仙人祭祀（求仙候神）三部分构成。此时，前两种祭祀都逐渐被淡化。今山东地区留存的主要祭祀为山川祠、日月祠、四时祠等自然崇拜，以及逢山石鼓等异象崇拜，重大祭祀显著减少。
回顾秦及西汉前半段国家祭祀发展的历程，东方地区祭祀的地位往往由皇帝巡狩维持。除求仙外，秦始皇的东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镇抚原东方六国的土地。武帝朝东方祭祀的兴盛，与武帝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和个人偏好密切相关。昭帝不曾巡狩，宣帝也从未亲至关东。一则此时汉王朝的统治已较为稳固，王国问题在武帝朝已得到解决。其次，长距离巡狩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经武帝一朝的消耗，频繁的长距离出巡在宣帝朝并不现实。再者，宣帝所期待的瑞应与武帝颇有不同，这一点将于后文详述。总之，宣帝朝的东方祠庙数量不减，但结构与性质都与武帝朝有所不同。泰山的功能与意义大为弱化，东方失去了可与甘泉泰畤并提的祭祀中心。
至于“强调首都”。如前所述，宣帝新立的祠庙大多集中在长安附近，相当一部分就在未央宫中。除上文所述几处外，《汉书·郊祀志》载“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爪牙，上为立祠”[34]。白虎祠的具体位置史籍未载，显然也在长安城中。宣帝热衷在首都附近立祠，与他对祭祀与祥瑞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帝王对“祥瑞”的热情久已有之，并非宣帝新创。武帝朝就曾频现祥瑞之兆，有白麟、九茎灵芝，以及祭祀时“神光三烛”等瑞应。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幸雍获白麟后作《朝陇首》一篇，其歌曰[35]：
朝陇首，览西垠，雷电尞，获白麟。爰五止，显黄德，图匈虐，熏鬻殛。辟流离，抑不详，宾百僚，山河飨。
此篇歌诗主要是描述获白麟时的情状，并以为白麟可震服匈奴、辟除不祥。有司以之为虔心祭祀的瑞应，即所谓“肃祗郊祀，上帝报享”[36]。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幸东海得赤雁，作《象载瑜》一首，也仅言“神所见，施祉福”[37]。至宣帝追溯武帝功业，言及武帝朝祥瑞时，则曰：“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38]“符瑞应”三字值得玩味，武帝时人认为白麟之获是敬祀上帝的报享，而宣帝则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应武帝功业而出现的祥瑞。从中不难读出宣帝对祥瑞特殊的偏爱[39]。
神爵元年（前61）宣帝首次亲祭泰畤、后土祠后，降诏曰[40]：
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惧不能任。
这道诏书历数宣帝即位以来的祥瑞：嘉谷玄稷、神爵、九茎金芝、九真奇兽，白虎威凤。这些都是太平之世的祥瑞符应，如《封禅书》载管仲劝谏齐桓公所提及的祥瑞有凤凰、麒麟、嘉谷[41]。《春秋繁露·王道》云三王之世：“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42]神爵元年的诏书中，这些祥瑞都曾出现。白虎更是宣帝朝始见的新祥瑞。《宋书·符瑞志》载“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就以宣帝元康四年获南郡白虎为历代白虎祥瑞之第一例[43]。除了白虎与其他珍禽异兽并至，宣帝祭祀时也屡见神光交错之象，更兼甘露频降、醴泉滂流[44]。不过，宣帝一朝最引人注目的祥瑞，还是凤凰、神爵频频来集。
宣帝执政二十五年间，凤凰来集近二十次[45]。见异禽而使人祭祀，是先秦以来的惯例，如《国语·鲁语上》所载著名的海鸟“爰居”之例。《国语·鲁语上》[46]：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
相似的例子还有《左传》昭公十九年子产不许国人祀洧渊之龙[47]。《左传》《国语》力主不应祭祀祀典以外的对象，正说明当时的一般做法，是在异象出现的当时当地进行祭祀。昭帝始元三年（前84）曾有一次凤凰来集：“冬十月，凤皇集东海，遣使者祠其处。”[48]昭帝朝遣人至凤凰所见之处祭祀，就是因循这一惯例。
至于宣帝朝，朝廷回应凤凰翔集的热切程度大增。可举一例，昭、宣二帝即位之初都曾出现过鸟雀之瑞，两位君主的处理却有不同。昭帝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有“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寿”，主政者的回应是“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49]。同样，在宣帝初即位的本始元年（前73）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朝廷极为重视[50]：
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
这当然可以看作皇帝初即位的德政，不过，西汉诸帝即位后的惠政都未及这一力度。这不能不使人揣测，宣帝对此次应时而来的祥瑞颇为满意。
宣帝对凤凰的热情不难理解。他在元康元年诏书中曾引《尚书》：“《书》不云乎？‘凤皇来仪，庶尹允谐。’”[51]这道诏书道出宣帝格外醉心凤凰的原因：有凤来仪才是太平盛世的征兆。孔《传》曰：“立政以礼，治成于乐，所以太平。”[52]颜师古引申曰：“信皆和辑，故神人交畅。”[53]颜注的阐发平实允当，宣帝热爱凤凰，正是因凤凰象征着政权蒙神之佑、稳固太平，上以御下、和谐畅达。
宣帝表现出的对祥瑞的热情，本身就是一种号召，很快就引起了地方上的回应。本始四年（前70），“凤皇集北海安丘、淳于”[54]。地节二年（前68）四月，“凤皇集鲁郡，群鸟从之”[55]。宣帝为此再次大赦天下。在这场节节升温的“有凤来仪”运动中，宣帝元康元年三月的诏书意义重大[56]：
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皇来仪，庶尹允谐”。
在这样的暗示下，甘露三年凤凰集新蔡时甚至有“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皇立，以万数”[57]的报告。就这样，宣帝朝自上至下营造出一片太平盛世、祥瑞并臻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宣帝初期的几次凤凰来集，发生地点都在帝国东方。元康元年诏书下达后，瑞鸟逐渐“飞入”关中，频繁出现在京师或京师近县。元康元年（前65），首次有神爵集雍，元康三年（前63），又有“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58]。元康四年三月，有“神爵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59]。神爵二年（前60）更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60]。元康元年后各类祥瑞共十六次，有十三次出现在首都或近郊宫苑。这似能说明，宣帝更乐于见到祥瑞神显出现在王朝的政治中心。
除了凤凰之瑞，王褒致金马、碧鸡之事也十分典型。《汉书·郊祀志》载：“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61]《汉书·王褒传》所载大致相同[62]，《汉书·地理志》越嶲郡青蛉“有禺同山，有金马、碧鸡”[63]。以《地理志》所载，当地并无金马、碧鸡祠庙，宣帝使王褒远赴越嶲，其目的是“醮祭而致”，即致金马、碧鸡之神于京师。《水经·淹水注》载，青蛉县“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马、碧鸡，光景倏忽，民多见之。汉宣帝遣谏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鸡、马”[64]，也认为宣帝是派王褒将金马、碧鸡二神请到长安。
《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李善注引王褒《碧鸡颂》，其辞曰：“持节使者敬移金精神马、剽剽碧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来翔兮，何事南荒也。”[65]王褒道出了宣帝致金马、碧鸡之神的用意：金马、碧鸡是与白虎、黄龙一样的祥瑞之物，在太平盛世应致其于京师，而不应流落南荒。金马碧鸡之神虽因王褒中道病亡而未能得致，这一动作则与“祠南郡白虎皮牙爪于京师”的性质相同，是从远方致于首都的“祥瑞祠”。
以上种种都表明，宣帝的兴趣与武帝不尽相同。他无意维持一个广阔的祭祀圈，收集祥瑞、致神于首都才是他的关注点所在[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