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阴后土祠祭祀及其意义
元鼎四年，武帝于汾阴立后土祠[232]。此后，后土成为汉家郊祭礼中的祭地之典。泰畤成立后，甘泉太一—汾阴后土渐成西汉王朝的最高祭祀，皇帝按时亲祭，与雍五畤更祠。
（一）后土的由来
在谈及“后土”的来源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太史蔡墨的一段话常被称引[233]：
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以蔡墨所论，以共工氏之子名句龙，为土正，其神名为后土。所谓土正，即五行五官中主土行之神。杜注曰：“土为群物主，故称后也。其祀句龙焉，在家则祀中霤，在野则为社。”孔颖达《正义》曰：“贾逵云：‘句芒祀于户，祝融祀于灶，蓐收祀于门，玄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今杜云在家则祀中霤，是同贾说也。”[234]杜注以为句龙、后土、社（社神）概念相同，相似的说法也见于《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235]。贾逵和杜预还认为，后土之祀在家即为五祀之一，在野则为社。
郑玄则反对上说，认为社非句龙，其身份是“土神”。《周礼·春官·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郑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贾《疏》曰[236]：
其实社是五土惣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为后土耳。……故郑答赵商云：句龙本后土，后迁为社。……郑又答田琼云：后土，古之官名，死为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龙为土官，后转为社。世人谓为后土，无可怪。……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也。
要言之，郑玄以社为土地之主，句龙配食社祭，但并非社神。郑玄的看法与贾逵、马融、王肃等人皆不相同。后土与社的关系，以及社祭的具体对象，是经学史上聚讼千载的问题之一。这一争论的论据与结论，更应放入经学的框架中观照。此处不必详论[237]。
“后土”一名，最初可能仅是对地的美称。《左传》僖公十五年[238]：
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
引文将“后土”与“皇天”并举。此处后土之“后”应训为“大”，与“皇天”之“皇”对文，是大地的美称，并不特指某一神祇。从上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传文中可知，后土自先秦即开始与地神相关联。《左传》文公十八年太史克亦曰：“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杜注曰：“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239]也是将后土作为主地之官。后土与句龙之间的关系，可暂置而不论。东周时期的“后土”，可简单地看作地神之名。
作为神名的后土，数见于先秦文献。但其中鲜有将后土纳入祭祀序列者。前引《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后土”，是地祇的一种。《周礼·夏官·大祝》：“建邦国，先告后土，用牲币。”[240]《周礼》中的后土，并非最高等级的地祇。到《司马法·仁本》中，后土才具备了这一身份[241]：
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
《司马法》以后土领起四海、山川、冢社等神，可见为地祇之最高者。
近年不断出土的楚卜筮祭祷简，则反映了东周楚地祭祀后土的情况。楚简中的后土，常常与“太”同时出现，紧随“太”之后，祭品等级略低于“太”，与司命、司祸等神并列[242]。楚简中的后土祭祀记录，与社、地主等地祇有别。后土并非唯一的地神，也不是其中地位最高的[243]。除后土外，楚简中尚有地主、宫地主、野地主、社等土地神，这些神明出现于不同场合，祭祀规格与作用也各不相同[244]。
总之，从现有材料来看，先秦之后土并非地方性的神祇。战国以来，后土为地位较高的地祇，至少是关东诸国的普遍认识。楚简中的“后土”祭祀，是“祷尔乎上下神祇”一类的贵族常规报神之礼，并非国家地神祭祀。秦的最高国家祭祀中没有祭地礼，对地祇祭祀仅梁甫禅礼及八主中的地主祠两种。从东方传统中吸纳后土神进入国家祭祀，奉为地祇之最高、为设专祠，肇始于汉武帝。
（二）后土祠的祭祀与汉家郊祭
元鼎四年，武帝于汾阴立后土祠[245]：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
《封禅书》载其事曰[246]：
其明年（元鼎四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
武帝立后土祠的直接原因，是“礼不答也”。颜注曰：“答，对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一曰，阙地祇之祀，故不为神所答应也。”[247]颜注第一义近是。武帝郊雍归来，以为天神既已享祭，而地神无祀，礼仪不能匹配，故有祀后土之议。“礼不答也”这一表述，值得关注。自秦以来，郊祭始终只有祀天神之礼，无祭地之仪。武帝第一次提出了祭地神应为郊礼的一部分[248]。在西汉乃至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发展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变化。
武帝“礼不答也”的认识来自何处，文献不足征，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不过，在武帝考虑祭祀后土时，祠官云“天地牲角茧栗”，又云“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前者与《礼记·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相同[249]，后者与《周礼·夏官·大司乐》“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则地示皆出”似有关联[250]。现属《礼记》与《周礼》的某些篇章，或单篇流传，或杂于其他礼书，为当时的礼官所用，是完全可能的。既然祭祀后土的仪式与建筑形制，都来自礼书，武帝祭地祇以答上帝的想法，很可能也来自儒生编纂、传习的礼书。唯在泽中圜丘立“五坛”之举，颇无着落，不知“五坛”是否与雍五畤相对应。
武帝准备祭地时，并未泛称“地祇”，而是直接提出了“后土”这一神名。前文已述，后土作为最高地祇，在关东诸国是较为普遍的认识。武帝“后土”此时以之为最高地祇之名，可能就是受到战国以来关东传统的影响。
汉代国家祭祀中的后土，以最高的地神的身份出现，主要功用是化育百谷，以祈丰年。武帝立后土祠不久，后土祠附近出鼎，《史记·封禅书》[251]：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
武帝所云“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之语，将祭祀后土的目的说得十分明白。西汉后土基本继承了先秦的形象，是生养万物的地神。《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武帝诏书云：“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252]武帝《郊祀歌》十九章有《景星》篇，为元鼎五年得鼎于汾阴而作，亦曰：“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253]《太平御览》引《汉颂论功歌诗》，云“后土化育兮四时行”[254]，也可为一证。
在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后土祠何以立在汾阴？战国与秦，汾阴未见重大祭祀[255]。西汉前期唯一与汾阴有关的祭祀，即文帝在汾阴黄河畔所立之庙。新垣平鼓吹落入泗水的周鼎应求之于黄河，这一传说在武帝时显然仍在流传。元鼎四年十月，武帝祠雍五畤。十一月，武帝渡河幸汾阴、立后土祠，与之同时，武帝还至洛阳，求周后，封为周子南君[256]。当年六月，后土祠即得宝鼎[257]。群臣之议，皆以为此鼎即失落于泗水的周鼎[258]。如此，武帝于汾水旁立后土祠，又于途中求周后两个动作，都是为了在汾阴求鼎[259]。
后土祭祀成立后，成为汉代国家祭祀中事实上的祭地大典。后土祭祀“上亲往拜，如上帝礼”，皇帝三年一亲祭，与郊天规格相当。武帝于汾阴祭后土凡五次，分别于元鼎四年（前113）、元封四年（前107）、元封六年（前105）、太初二年（前103）、天汉元年（前100），大约为三年一祭[260]。唯元鼎四年与元封四年之间相隔五年，不知是否史官失记。除祭后土于汾阴外，泰山也是重要的后土祭祀场所，武帝元封元年封禅泰山，祭后土[261]，太初元年至泰山修封，“䄠高里，祠后土”[262]。
至于后土祠祭祀的仪式，《史》《汉》所言有限。仅前引《封禅书》曰：“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汉书·礼乐志》载《后皇》一篇，开篇曰：“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颜注曰：“服，祭服也。”[263]则祭后土服色为玄、黄两色[264]。至于祭仪的其他细节，只能暂时付之阙如。
汾阴后土祠成立之初，是为了与雍五畤所祭的上帝相配。武帝元鼎四年冬十月幸雍祠五畤，春三月即幸河东祠后土[265]。再如武帝《郊祀歌》十九章中之《帝临》篇曰[266]：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绳绳意变，备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数以五。海内安宁，兴文匽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优游，嘉服上黄。
上半段言天神，下半段言地祇，与后土对举者为“帝”，或即指雍五畤所祭上帝。不过，在泰畤成立之后，汾阴后土祠就成了专门与泰畤相配伍的祭地之所。
汾阴后土祠成立一年之后的元鼎五年，甘泉泰畤落成。自此，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成为一对固定的祭祀搭配。武帝诏书中常将汾阴后土与甘泉泰畤对举，祭祀活动中也并称太一与后土。如《郊祀歌》十九章之《惟泰元》，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267]“泰”者，太一之谓也。前引《帝临》篇称后土曰“后土富媪”，则“媪神”即为后土。后土与太一相配明矣。再如《史记·封禅书》武帝封禅泰山[268]：
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
封为祭天，禅为祀地，武帝封泰山用甘泉泰畤礼，禅肃然山用祭后土礼。显然，泰畤—后土祠已经成为当时天地之祭的标准。此外，《封禅书》还有“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269]。武帝又于泰山下建明堂，“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270]，皆可为证。
总之，甘泉泰畤与汾阴后土祠的成立时间虽略有间隔，但二者为武帝新创的汉家天地祭祀。这一点，以《封禅书》所言最为明晓[271]：
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
《封禅书》特别强调，甘泉泰畤与汾阴后土祠是武帝构建的全新郊祭场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祭祀的建立，有两点重要的意义。其一，重新定义了郊礼。与秦代乃至先秦以来的传统不同，汉家郊祭礼中增添了祭地祀典。其二，武帝使后土祠与泰畤相配伍，事实上降低了雍五畤的地位。雍五畤的上帝之祭本与后土相配，是最高天神之祭礼。但泰畤的成立，使雍五畤祭祀不得不退居其后。秦代最高祭祀的地位与构成，都为武帝所改变了。
武帝设计的汉家郊祭之礼，在其身后更为规范。武帝于天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272]。武帝之后，皇帝正月郊泰畤、三月祠后土遂成定制。宣帝“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273]。元帝黄龙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永光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建昭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274]。成帝建始元年徙泰畤、后土祠之祀于长安南北郊。成、哀之际郊祀改革中，争论双方也往往将泰畤及后土祠并提。
秦王朝原有郊天之礼，在雍五畤举行。汉武帝设立了后土祠，在郊祭礼中增添了祭地之典。继而，他引入了全新的至上神——太一，为之建立甘泉泰畤。两种祭祀相互配合，与雍五畤祠一同构成了汉王朝的郊祭礼。
泰畤—后土祠在后代往往并称，这是汉武帝对帝国祭祀体系最为重要的革新。东方传统改造了最高国家祭祀对象，秦人旧祭退居其次。随着至上神被重新定义，国家祭祀中心也发生了变更。可以说，武帝朝国家祭祀的大变革，是被泰畤—后土祠的建立领起的。
至此，对武帝所立新祠的讨论，大致已经结束[275]。这些新立的祭祀对象，指引着我们理解武帝朝的祭祀改革，及其思想与历史背景。由新设的高等级祭祀凝聚而成的祭祀中心，则承担着多重职事，带动了祭祀格局的大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