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祭祀的成立
（一）武帝的五岳
秦与汉初的山川祭祀格局中没有五岳的痕迹。至汉武帝时，“五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皇帝的祭祀活动中。《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封元年（前110）祭祀西岳华山后，明确地称嵩高为“中岳”[201]：
春正月，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驳麃，见夏后启母石。
除了中岳与华山外，武帝也亲至于其余数岳：
〔元封二年〕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汉书·武帝纪》）
〔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汉书·武帝纪》）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史记·封禅书》）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汉书·武帝纪》）
〔太初〕三年春正月，行东巡海上。夏四月，还，修封泰山，䄠石闾。（《汉书·武帝纪》）
〔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还幸北地，祠常山，瘗玄玉。（《汉书·武帝纪》）[202]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丙戌，䄠石闾。（《汉书·武帝纪》）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
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䄠石闾。（《汉书·武帝纪》）
《史记·封禅书》在武帝朝的记载中也格外强调“五岳”的概念[203]：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
武帝朝对“五岳”的强调，颇异于前代。此时，“五岳”概念在祭祀活动中逐渐凸显，与前代不同的山川祭祀体系随之形成。
（二）武帝南岳考
武帝采纳了以嵩高为中岳的五岳说，五岳名单为：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常山、东岳泰山、南岳霍山。武帝唯独对南岳进行了重新确认，这一举动在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史记·封禅书》载元封五年（前106），武帝“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204]。“号曰南岳”可理解为，武帝正式确认了天柱山作为“南岳”的地位。因此，元封五年可以看作五岳正式进入国家祭祀的时间点。
西汉南岳为庐江潜县之天柱山，又名霍山。先秦文献中多载南岳为江南衡山。因此，霍山、衡山与南岳的关系在后代一度混淆[205]。学者或以为霍山不得为南岳，或以为衡、霍本为一山，或以天柱山的别名为衡山，聚讼纷纭。
衡山与霍山，古来别为两山，不曾共用一名。先秦秦汉之霍山，多指今山西省境内的霍山，又名霍太山。《史》《汉》所载武帝之南岳皆称“天柱山”，《尔雅》《说苑》等书方称之为“霍山”。旧注以为天柱山即霍山，如《风俗通义》指明霍山庙在庐江潜县[206]。后代史籍中，霍山一名更为常用。《史记·楚世家》“吴伐取楚之六、潜”，《正义》曰：“潜城，楚之潜邑，在霍山县东二百步。”[207]是唐代“霍山”已成为县级区划的名称。衡山之名，多见于《禹贡》以来的先秦典籍。不过，早期文献中不见记载衡山别名霍山者，至《汉书·地理志》犹然[208]。所以，庐江潜县之天柱山又名霍山，衡山自先秦以来从未又名为霍山，应无疑义。
从能见的文献来看，以衡山为南岳的说法起源更早。前文所列先秦的三种五岳说中，有两种记载南岳为衡山。《周礼》九州九镇中也有衡而无霍（天柱）[209]。《尚书·舜典》孔《传》：“南岳，衡山。”[210]司马迁作《封禅书》、郑玄注《周礼》皆以衡山为南岳。南岳为衡山当为先秦成说。
经典儒家文献与汉以后的南岳皆为衡山，在一些经学家与研究者看来，《尔雅》所载与武帝所祭的霍山（天柱山）就与经典相悖。因此，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弥合异说。有学者认为衡、霍本为一山，如《尔雅》邢昺疏认为位于长沙的衡山本别名霍山，西汉时才将天柱山更名霍山[211]：
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故汉以来衡、霍别耳。
邢昺将霍山与南岳看作不可分的整体，强调衡、霍别为两山是武帝之后的事，这种说法未见文献依据，并不可靠。也有学者认为，霍山与南岳无关。如《后汉书·班彪列传》“曷若四渎五岳”一句下李贤注“五岳”引《尔雅》文，曰：“太山为东岳，衡山为南岳，华山为西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212]，与前引《尔雅·释山》“霍山为南岳”不同。李贤所引《尔雅》之版本不得而知，唐代五岳中已无霍山而有衡山，李贤作注时可能自然地将南岳与衡山联系在一起，以“南岳霍山”为讹[213]。还有学者以天柱山又名衡山[214]。《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六《南直八》六安州“霍山”条下引《洞天记》曰：“黄帝封五岳，南岳衡山最远，以潜岳副之。……汉武考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故祭其神于此。”又曰：“本名天柱山，亦曰南岳山，又名衡山。”[215]
学者们之所以为衡霍关系争论不止，是因为经典阐释中“南岳为衡”之说具有绝对权威，《尔雅》《史》《汉》所载霍山（天柱山）为南岳又确凿无疑。二者之间的出入，令论者困扰。事实上，包括《尔雅》在内的后代文献中以霍山为南岳的说法，可能多来自西汉实际祭祀之五岳。《白虎通》卷六《巡狩》：
东方为岱宗者何？言万物更相代于东方也。南方为霍山者何？霍之为言护也，言太阳用事，护养万物也。小山绕大山为霍。〔南方衡山者，上承景宿，铨德均物，故曰衡山。〕西方为华山者何？华山之为言获也，言万物成熟，可得获也。……故《尚书大传》曰：五岳，谓岱山、霍山、华山、恒山、嵩也。
方括号中“南方衡山者，上承景宿，铨德均物，故曰衡山”一句，旧本所无。陈立《白虎通疏证》曰：“据《御览》补，此兼明古制以衡山为南岳之义也。”[216]如去掉陈立所补一句，引文中之五岳就与西汉五岳完全一致，即泰山、霍山（天柱山）、华山、嵩山、恒山（常山）。《白虎通》据汉代制度而言，易于理解。后代论者却不能满意，必补足经典的衡山方可。但如在此段中补充衡山一句，一来“五岳”变成了六座山，二来与段末所引《大传》之文不合。《御览》所据之本与陈立所补一句，恐均不可从。对于从《御览》所补之十七字，陈立给出的解释是[217]：
以霍山为南岳，今文家说也。《水经》云：“霍山为南岳，在庐江潜县西南。”《尔雅·释山》“霍山为南岳”，注“即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阔，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故移其神于此。《释山》又云“江南，衡”。注“衡山南岳”者，此周时五岳之制。故《职方》“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汉地志》“长沙国湘南县，衡山在东南”是也。然则《白虎通》自据汉制言也。
虽然陈立指《白虎通》“据汉制言”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天柱山为南岳是今文家说，又认为衡山为南岳是“周制”，皆是强为之说，并不可信。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一〇《山泽》“五岳”条所录之五岳也与武帝之五岳相同[218]：
南方衡山，一名霍山，霍者，万物盛长，垂枝布叶，霍然而大，庙在庐江潜县。
应劭指明南岳霍山在庐江潜县，又称之为衡山，以霍山为别名，此说有误，前文已有说[219]。有趣的是，在这段文字之下，《风俗通义》又引《尚书·尧典》文，并在“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下按曰：“南岳，衡山也。”[220]应劭的处理与陈立相近：虽不得不承认汉制，但仍不放弃南岳为衡的经典旧说。汉代五岳说还见于《说苑》卷一八《辨物》[221]：
五岳者何谓也，泰山，东岳也；霍山，南岳也；华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
《说苑》所载之五岳说应即汉代实际施行的五岳说。同样，前引《尔雅·释山》《白虎通》及其所引《尚书大传》中的五岳说皆受到了汉代国家祭祀中的五岳的影响[222]。
综上，霍山在国家祭典中成为南岳的时间早于衡山，但“南岳为衡”则有时代更早的经典依据。汉武帝接受了儒书中的“五岳”说并微作调整，第一次施行了五岳之祭，并由此影响了一大批文献，使衡山与霍山作为不同时空的“南岳”同时存在于文献记载中。在后代，南岳又迁至衡山，这一变动与经学传统紧密相关，这已超出了本书讨论的时代范围，此不赘言。
既然在《尚书》等儒家典籍中，以衡山为南岳的说法更为通行，武帝没有选择衡山为南岳的原因就很耐人寻味。古书中对此有一些解释，前引陈立《白虎通疏证》中的解释概括了古代注解家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衡山过于遥远，其二是认为其中有纬书的影响。以纬书为解，恐不足信。不过，武帝选定天柱山，不会是随意指定，当另有所据。前引《读史方舆纪要》引《洞天记》，载黄帝以潜岳为南岳之副。武帝迷信黄帝，假如方士果以此言游说，当颇能动武帝之心。但史传无载，也就无从确证。武帝选定天柱山的原因，只能付之阙如。现在仅能对武帝何以不选择衡山略作推测。
首先，皇帝的祭祀路线，以及与路线相关的皇帝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因素皆需要考虑。衡山地处江南，不但与长安相距辽远，且无其他名山大川相佐。武帝在位期间多次出巡，从未行至衡山一带。天柱山位于东方，交通较为方便，更与东方其余名山川相去不远，便于一并祭祀。从这一角度来讲，将重要的南岳设置在辽远的衡山极不经济。
其二，衡山不在“天子郡县”。前文曾提及，史书强调武帝时代“五岳皆在天子之郡”。武帝十分看重对于五岳的掌控权，因此当济北王主动献出泰山旁的城邑时，武帝十分满意，欣然接受。长沙国此时本是小国，也没有撤销或省并的理由。在诸岳皆在天子郡县的情况下，武帝应不会特别将南岳设置在诸侯王国所在。如此，舍衡山而就天柱山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三，衡山位于长沙国。在西汉，处于长江以南的长沙国因其卑湿多瘴、气候恶劣而为人厌弃。如贾谊迁为长沙王太傅，遂自伤不已，以为“寿不得长”[223]。又如《汉书·景十三王传》载长沙定王刘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224]。刘发之母地位卑下，又不为景帝所喜，因此刘发被封往“卑湿贫国”长沙。“卑湿”的长沙或许与岳神的身份不符。
（三）武帝朝五岳出现之原因
“五岳”概念在武帝朝受到重视，并最终进入国家祀典，取代秦始皇的东西二分格局，过程十分顺利，未见阻滞。山川之祭的地位仅次于天地之祠，也必得更除秦人旧制、改用汉家法式，其实施只是时间问题。武帝之所以选取“五岳”而非其他系统，与儒家思想的影响及当时政局的变迁都有关系。
在早期文献中，与五岳相关的主题较多出现于儒书，特别是礼书中。至西汉初年，载有五岳说的各种礼书已有广泛流布。《礼记·王制》曰[225]：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
儒书中，五岳祭祀是级别最高的山川祭祀，专属于天子。武帝时期儒学开始得到重视，儒生地位渐有提升，朝廷立五经博士传习儒家经典，毋庸赘言[226]。五岳说的兴起，与此时儒家学说地位的逐渐上升有关。
在儒家文献中，与五岳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上古帝王的巡狩封禅故事。武帝追慕上古帝王，常有效法圣君之意，《汉书·董仲舒传》即载[227]：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武帝所问，皆为传说中的圣贤帝王事迹，颇有自比之意。武帝的巡狩、封禅等活动都可见儒书中所标榜的上古帝王的影响。他对“五岳”概念的兴味也接受了同样的暗示。在武帝之前，五岳归属已有成说，五岳中嵩高、泰山、华山等旧有尊号，皆有久远的祭祀传统。武帝采纳五岳说，无须像秦始皇那样建立一套与前代完全不同的名山大川序列，只需承认这些山岳的特殊地位即可[228]。
山川祭祀也往往与政治格局相呼应。自文帝开始，统治者已着手解决东西有别、郡国异制的问题。武帝施行推恩令，诸侯王国层层分封，权力渐被削夺。至武帝朝，王国已难形成如景帝时七国之乱那样的反叛势力，政治大格局与前朝不同。除削夺诸侯王权力外，武帝还打压控制关东的豪杰势力。《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夏，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将郡国中难以管理的豪杰富商徙至长安附近，“内实京师，外销奸猾”[229]。陈苏镇指出，“武帝这一举动针对的不仅是郭解，也不仅是关东豪杰，而是整个东方文化，是与汉朝法律仍然抵牾不合的关东旧俗”[230]，切中肯綮。武帝将中央政府的法度直接推行至关东地区，使关中和关东不但在政治上共同臣服于中央王朝，同时也完成了风俗与文化上的整合。
对关东地区控制的逐步加强使汉武帝有能力改变西汉初年的“关中本位”政策。在此基础上，武帝又向东徙关[231]。辛德勇认为，武帝通过元鼎年间的徙关缔造了一个新的“大关中”，将函谷关和太行山东侧一线都划入中央王朝控制的核心区域[232]。此时，自先秦一贯而下的东西分立格局有了质的改变。在这种情势下，很难想象武帝还愿意接受天下名山川以函谷关为界东西二分的格局。
除了加强对关东地区的控制之外，武帝还大兴对“四夷”的征伐。建元年间，武帝两次出兵闽越。为加强对南越的控制，又经营西南夷，设犍为郡。元鼎六年（前111）冬武帝灭南越，元封元年（前109）灭东越，元封二年出兵击败滇王，同年又出兵朝鲜。在北方边境上，武帝更与匈奴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这些动作说明当时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边境，更说明武帝有强烈的愿望，建立一个同一的大一统帝国。五岳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以五岳代表五方，成为大一统王朝的象征。《礼记·王制》[233]：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在这段文字中，五岳是王朝的地理标识，也是衡量帝国疆土的准星。此时汉武帝的政治理想与其开创的局面，与五岳观念所指向的格局完全契合[234]。
武帝对五岳的重视，也表现出他对五岳作为地理符号的认同。前文曾引《封禅书》：“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235]所谓“五岳皆在天子之郡”，点出武帝收济北泰山县与迁常山王于真定两个动作的含义。此时，五岳对于武帝的意义正如儒家经典中所宣扬的那样，代表着圣王对大一统王朝四方之地的控制力。因此，他必得将五岳所在之地全部收归中央管理。五岳的理念至此终于在操作层面得以实现。
武帝朝五岳的成立也与武帝对山川祭祀的热衷有关。与前朝相比，武帝时期的山川祭祀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即位之初，武帝就下诏表示对山川祭祀的兴趣[236]。除封禅泰山、多次修封外，他也频繁祭祀其他山川，又派方士于名山候神。《史记·封禅书》载[237]：
〔元鼎五年〕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武帝相信山川可以降神，于是郡国纷纷修治道路，缮治名山祠庙，以备武帝巡行祭祀。在这一风气下，山川祭祀格局的改变顺理成章。
武帝一朝，已不见对秦设定的“华以西”“崤以东”名山大川的祭祀，五岳祭祀事实上在汉武帝时已经成立。但一方面，此时的五岳祭祀未成制度，仰赖君主巡幸；另一方面，武帝时的祭祀活动过于频繁，因此五岳并不格外突出。一直到宣帝时，五岳四渎“常祠”得以定立，五岳四渎祭祀作为一种制度才真正稳定下来。
（四）作为制度的五岳四渎祭祀
神爵元年（前61），宣帝重新规划天下山川[238]：
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潜山于潜，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
神爵元年诏中并未一一申述五岳四渎祭祀，仅提出江海“阙焉无祠”，令祠官岁时致祠。武帝时五岳祭祀虽颇为兴盛，但四渎却少被提及，唯《封禅书》云武帝“遍于五岳、四渎”。武帝时“四渎”或未作为一个整体被祭祀，只是礼书中以“五岳四渎”为常说，故顺带提及。至宣帝时，四渎祭祀才成为制度。
宣帝对一些小山川的祭祀也有增减调整[239]：
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
即墨无太室山，《郊祀志》之“太室”应为“天室”之讹。《汉书·地理志》即墨有天室山祠，即宣帝所立，王先谦已有辨正[240]。《汉书·地理志》载下密有三石山祠，王先谦认为《郊祀志》之“三户山”应从《地理志》改为“三石山”，其说甚确。蓬山石社、石鼓不知所祭何神，《地理志》齐郡临朐有逢山祠，或与此相关。至于之罘山、成山、莱山祠所在的腄、不夜、黄三县，本是齐地八神祠之阳主、月主、日主之所在地。宣帝将散布于山东半岛的八神祭祀合于参山曲城，而将原八神祠改为山川祭祀。由此，以五岳四渎为主干，辅之以小山川的祭祀等级建立起来。神爵元年的“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既标志着西汉王朝山川祭祀格局的最终确立，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祭祀中五岳四渎之祭的正式开始[241]。
宣帝还再次确认了山川祭祀的规格。《史记·封禅书》对秦代名山大川的祭祀规格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汉初的一段时间也延续了这个标准[242]：
春以脯酒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圭币各异。
《汉书·郊祀志》颜注曰：“塞，谓报其所祈也。”[243]名山大川的祭祀频率为每年三次：春秋按时令祈祷，冬天还报其祷。祭祀以牛为牺牲，瘗埋玉器，与东周的山川祭祀礼仪仿佛。
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祭祀制度又有变更[244]：
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此年山川祭祀规格稍有下降，平时用马祭者改以木偶马代替，唯君主亲巡时用马。武帝封泰山后多次修封，泰山的祭祀规格及附属建筑等级不同于其他诸岳。再如前文曾引《汉书·郊祀志》所记武帝封太室并立崈高县事[245]：
〔武帝〕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上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崈高，为之奉邑，独给祠，复，无有所与。
因为在登山过程中听到有人高呼“万岁”，太室山祠得到了武帝格外的重视，特设崈高县，专供太室山祭祀。
至宣帝时，山川祭祀的规格终于稳定下来。西汉中后期的五岳四渎祭祀应皆沿用神爵元年确定的标准：“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246]武帝之后的西汉君主不再亲巡名山大川，五岳四渎由中央政府派出使者按时致祭。黄河与泰山规格最高，一岁致祭五次，即除四时外还有岁首的祭祀，江水一年四次致祭，四时皆有常规祭祀。余皆“一祷而三祠”，即每年春夏秋三祭，兼冬季之“塞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