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的巡行与祭祀中心

一、武帝的巡行与祭祀中心

与秦始皇相似，武帝热衷巡行，在位五十五年，他的各类出游、巡行达三十余次。元封元年，武帝甚至整年在外巡游，未归长安。武帝巡行所及的范围，与秦始皇差相仿佛，但他出巡次数之多、之频繁，可谓空前绝后。武帝的出巡，多为亲行祭祀，是国家祭祀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帝巡行的路线，有四个交会中心：长安、甘泉宫、雍、泰山。其中长安为汉帝国的行政中心，不承担祭祀功能。武帝时期祭祀活动的地理中心有泰山、甘泉宫、雍三地。从出行次数来看，武帝东行共11次，其中至泰山8次，幸甘泉13次，幸雍10次，三者大致持平。

除了上述三处，武帝时代的最高等级祭祀还有汾阴后土祠。武帝分别于元鼎四年（前113）、元封四年（前107）、元封六年（前105）、太初二年（前103）、天汉元年（前100）五次亲祭后土。元鼎四年后土祠初立，武帝亲至汾阴，并顺道东行，至于荥阳^[366]。元封六年与太初二年两次出行目的仅为祭祀后土，并分别祭祀首山与介山作为配享^[367]。元封四年，武帝祠五畤、巡察西北边境，最后“自代而还”，后土祭祀即是这次巡行的终点^[368]。从地理位置看，后土祭祀较为孤立，除配享的小山川外，周围没有其他祭祀地点。汾阴地处河东，自长安需渡河方能到达，亦不在武帝东行的必经之路上。除单独祭祀外，后土祠较少被纳入长距离巡行之中。

前文已述，天汉元年，武帝首次于正月郊泰畤、三月祠后土^[369]。汾阴后土祠在祭祀流程上与甘泉泰畤成为整体，这一举动开启了后世的传统，武帝以下至于成帝皆行礼如仪。太一与后土之祭制度化之后，无论是从祭祀流程，还是从祭祀性质上，泰畤—后土祠之祭都相互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甘泉泰畤、泰山及雍，则因祭祀性质与地理位置的不同，承担着不同的功能^[370]。

（一）泰山：东方的圣域

自元封元年（前110）封禅后，武帝开始频繁巡幸东方。他东巡路上的重要落脚点是位于中原的缑氏（今河南偃师市南缑氏镇）。在对泰山地区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缑氏略作考察。

《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前111）武帝东行路线曰“行东，将幸缑氏”云云^[371]。武帝此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地就是缑氏。巡行后，他于缑氏设缑氏仙人祠。武帝此次东至缑氏以及仙人祠的设立，皆与公孙卿有关。《史记·封禅书》曰^[372]：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公孙卿宣称见仙人迹于缑氏城，使得武帝亲至缑氏查看。缑氏仙人祠就作于此事后不久。这一神祠用于候神与祭祀，规模相当可观。《汉书·地理志》称缑氏神祠为“延寿城仙人祠”^[373]，所谓“延寿城”应是一座大型祠城，即公孙卿所言“缑城”。《封禅书》曰^[374]：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

武帝模仿“缑城”作蜚廉桂观与益延寿观，可见公孙卿设计的缑氏仙人祠是多层楼阁建筑。《封禅书》《索隐》引《汉武故事》曰“作延寿观，高三十丈”^[375]，也可为佐证。武帝名缑氏祠曰“延寿”，可见他设祠时的期待。武帝于长安、甘泉修造的致神之馆，都以缑氏神祠为模板。甘泉宫所作之益延寿观，命名可能也是模仿缑氏之“延寿城”。

据称有仙人下临，是缑氏城进入武帝视线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缑氏对武帝的祭祀规划也具有其他意义。缑氏地处中原交通要道，有辕故关。《战国策·秦策》张仪曾为秦惠王画策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376]《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栾盈过于周，周西鄙掠之。……〔王〕使司徒禁掠栾氏者，归所取焉，使候出诸辕”^[377]。辕是栾盈东行路上最重要的隘口，周灵王特命候人送他出于辕而东行。辕关就在缑氏左近，《史记·曹相国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辕故关在洛州缑氏县东南四十里。”^[378]《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载辕山在缑氏县东南四十六里^[379]。元封二年，武帝又行经缑氏，《汉书·武帝纪》曰：“〔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380]《封禅书》载此年^[381]：

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

武帝两次赴东莱，皆先至缑氏而东行，可见缑氏是联结长安与东方的重要节点。

缑氏受重视的另外一个原因，与太室山祭祀相关。元鼎五年，武帝拜公孙卿为郎，遣其“东候神于太室”^[382]。不久，公孙卿便汇报有仙人出现在缑氏，使武帝亲巡。元封元年，武帝“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383]。可见缑氏之盛与太室祭祀关系紧密。自长安至太室山南侧，缑氏是必经之路。今中岳庙在太室山之南^[384]，武帝登山也是从山南崈高县而上^[385]。

总之，武帝在缑氏修造了大型祠城。备受宠信的公孙卿长年驻扎于此，为武帝汇报名山与海上仙人的踪迹。缑氏也是武帝至太室与东海的必经之途。武帝在缑氏经营祠城，既可在东巡途中驻跸，也可以此为节点，联结其他关东祭祀。

除缑氏与太室以外，武帝东行的重点在今山东省境内。他的祭祀活动主要有三类：泰山封禅与修封、八主祠祭祀、海上求仙^[386]。

武帝绝大部分东巡的祭祀活动，都以泰山为中心展开。武帝东行11次，除第一次（元鼎六年）仅至缑氏外，其余10次中有8次至于泰山^[387]。这些祭祀，主要与封禅和修封有关。《史记·封禅书》云：“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388]武帝行幸泰山分别在元封元年（前110）、二年（前109）、五年（前106），太初元年（前104）、三年（前102），天汉三年（前98），太始四年（前93），征和四年（前89）。《史》《汉》中明确记载武帝修封泰山的年份有元封五年^[389]、太初三年^[390]、天汉三年^[391]、太始四年^[392]、征和四年^[393]，凡五修封，大致遵循了“五年一修封”的原则。武帝封泰山、礼祠梁父地主、禅肃然山，修封泰山时或禅高里、或禅石闾。

除封禅及修封外，武帝对泰山的重要建设，是修造明堂及相关建筑。《封禅书》云^[394]：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玊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元封四年，武帝作明堂，于明堂中祭太一、五帝，又祀后土于下房。元封五年，武帝“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395]。太始四年，明堂又增祀景帝^[396]：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

至此，明堂既有最高等级的祭祀，又有先祖配享，地位不同寻常。不仅如此，明堂的建立，还与武帝改正朔有密切的关系。

《太史公自序》曰：“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397]司马迁明确指出，太初元年的明堂祭祀，与改历有直接关系。太初改历，为何要“建于明堂”？《太史公自序》中的“诸神受纪”四字，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索隐》引虞喜《志林》云：“改历于明堂，班之于诸侯。诸侯，群神之主，故曰‘诸神受纪’。”《集解》则引韦昭曰：“告于百神，与天下更始，著纪于是。”^[398]二者对“纪”的解释不同。纪，此处应解为计年的单位。《史记·天官书》：“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399]“一纪”是四分历中的概念，为1520年。《天官书》以1500年为一纪，是举其约数。这里的“纪”，即指太初改历所代表的新纪。所谓“诸神受纪”，即指明堂中的百神都于此接受武帝的新历。

武帝颁行《太初历》，之所以要远赴泰山，告于诸神，首先是因为，太初历所代表的是全新纪元的开始。《封禅书》载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又载武帝赞飨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400]既称“本统”，又曰“周而复始”，说明武帝和当时的“推历者”都认为，《太初历》的颁行代表着新时代的开始。在人间全新纪元之始，须知会群神。太初改历，与黄帝有关。《史记·历书》载武帝改历后诏曰：“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诏书明白提及黄帝，《集解》引应劭曰：“言黄帝造历得仙，名节会，察寒暑，致启闭分至。”^[401]改历所得的“周而复始”，与宝鼎神策所预言的“周而复始”相应。因此，武帝告于明堂诸神时，还要特别“敬拜太一”。

总之，武帝太初元年在泰山明堂将“天历始改”一事告于上帝百神。而泰山明堂的建设，自元封四年就开始准备了。对武帝而言，“明堂”是百神毕集、可达天听之所。武帝于明堂上设楼，名之曰“昆仑”，“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以“昆仑”命名，显然取义于西方的昆仑神山，暗示明堂可以通天，其意义与前文所述甘泉宫通天台相似。

武帝之所以在泰山修造明堂，可能是因为相传泰山有旧明堂遗址。《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孟子“人皆谓我毁明堂”云云。赵岐注曰：“谓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之处，齐侵地而得。”^[402]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降，坐明堂”，应即齐人侵鲁所得的“明堂”。颜注引臣瓒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即此所坐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403]其说甚是。武帝在另立明堂之前便已莅古明堂降诏，可见他早有建设明堂的想法。汉儒一直力倡建立明堂，文帝时贾山便建言：“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404]武帝初即位时亦欲用申公说，治明堂于长安城南郊而未成。元封四年，武帝终于建立了汉王朝的明堂。只是，奉高明堂与儒生们的构想并不完全契合^[405]。此时的“黄帝明堂图”由济南方士公玊带所上^[406]，武帝明堂的形制、布局一本公玊带之图。有一殿而四面无壁的所谓“黄帝明堂”，形制与儒书设计的明堂全不相同^[407]。其图名托黄帝，与儒生好谈周制的风气也不契合。与武帝时代其他重大祭祀的成立相似，明堂的成立，也是由儒生提供思想资源，方士最后成事。

明堂作为武帝亲自营建的另一神圣空间，集中了天地神祇、汉朝先祖，可通神、可告朔。其基本概念取自儒书，而实际的设计和内涵则远超儒书中对明堂的限定。明堂的设立，进一步提高了泰山地区在国家祭祀中的重要性。

泰山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已成为东方地区祭祀的地理中心。武帝在泰山封禅、修封、立明堂等举，带动了对周围梁父山、石闾山、高里山等一系列小山川的祭祀。以泰山为中心，又辐射至山东半岛的一系列祭祀点。这些祭祀点，主要为八主祠与仙人祠。试将武帝行于海上的路线整理如下^[408]：

〔元封元年〕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神仙人以千数。

〔元封二年〕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人采药以千数。是岁旱。天子既出亡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

明年（太初元年），幸泰山。……东至海上……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几至殊庭焉。

明年（太初三年），东巡海上。……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名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犊黄焉。

后五年（太始四年），复至泰山修封。东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云。

后五年（征和四年），上复修封于泰山。东游东莱，临大海。

引文中的八神，即八主，为齐地旧祀，多分布于沿海。武帝东行11次，有9次至海上，按“过则祠，去则已”的原则，对八主全体或其中之一应皆有祭祀。武帝的求仙也有两个重点，一是东莱，二是蓬莱。东莱有莱山，武帝至东莱，有明文记载的共三次^[409]。元封二年，武帝甚至为见东莱山神人而执意东行，却未得其遇，只能以祷万里沙为解。武帝望祀蓬莱也有三次^[410]，冀遇海上仙人而不得。

武帝频繁巡幸海上的同时建立了大量祠庙。求仙海上是秦始皇以来的传统，于沿海设立祠庙，则始于武帝朝。武帝元封二年所祷之“万里沙”即为一座神祠，在东莱曲城^[411]。太初三年，武帝又设迎年（又称明年、延年）祠。此外，《汉书·地理志》载琅邪郡不其有“太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412]。不其作为东海一县，祠庙分布如此密集，应与武帝太始四年见仙人于不其有关。《汉书·武帝纪》：“〔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413]因偶于不其县望见仙人，武帝便在当地大兴仙人祠，又设交门宫、明堂等建筑。武帝频频临幸东方，对东方祠庙建设、行宫兴造及道路修治的刺激可想而知。当时东方沿海仙人神祠的实际数量，或过于《郊祀志》《地理志》所载。

从武帝巡行示意图亦可知，以泰山为中心，胶东半岛形成了一个祭祀圈，武帝多次巡行周遍。泰山地区作为东方祭祀中心的意义，在此得到了最好体现。

此外，泰山祭祀也可以看作武帝时期五岳祭祀的中心。武帝自封禅之年开始祭祀五岳，元封元年祭华山、嵩高，元封五年祭潜县天柱山，天汉三年祭恒山，五岳祭祀都在武帝封禅或修封泰山的途中完成。武帝的五岳祭祀是有规划的，《尚书·舜典》用四岳说，叙巡狩之礼，曰^[414]：

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

《史记·封禅书》仍沿用其说，只是添加了中岳嵩高，并强调说“皆如岱宗之礼”^[415]。武帝既然建构起五岳祭祀，实践与其密切相关的巡狩制度，也应在武帝的出巡计划之内。武帝从封泰山之年开始巡行五岳，《郊祀志》记此事曰：“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416]《汉书·武帝纪》更是明确记载元封五年的出行为“巡狩”：“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417]两条材料都可证明，武帝所遵行的，即《尚书》所言的巡狩之礼。他将五岳祭祀都安排在祭泰山的途中，五岳祭仪也皆如岱宗，表明了泰山在五岳中的中心地位。

泰山有封禅修封之礼、上帝明堂之祭，西连缑氏、东笼渤海，为五岳之尊、巡狩之始。整个关东地区的祭祀，都被这一核心辐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武帝还于泰山治诸侯邸^[418]，朝诸侯王、列侯，并分别于元封五年^[419]、天汉三年^[420]受计于泰山。可见，泰山及其周边的祭祀场所除了承担神圣的职事以外，也与世俗政事保持密切的联系^[421]。武帝也是借祭祀之机，亲至东方地区处理政事、考查官员，进行最直接的管理。如果说甘泉宫是武帝处理夷务的重镇，那么泰山及其周边便是武帝管理东方事务的施政中心。泰山，藉由神圣与世俗两条通路，在武帝时的国家祭祀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

（二）雍与甘泉：新旧祭祀中心的不同功能

同处帝国西部，雍地与甘泉宫的功能略有不同。武帝在位期间共幸雍10次，与甘泉、泰山基本持平。不过，武帝幸雍的路线相对简单。元光二年（前133）、元光六年（前129）、元狩元年（前122）、元狩二年（前121）、元封二年（前109），武帝都仅“幸雍，祠五畤”，除完成常规郊祭外并无巡行活动。其他几次巡行雍地的路线则值得稍作分析。

雍地常作为武帝西北巡行的起点。元鼎四年，武帝幸雍后至汾阴，立后土祠，而后继续东行，幸荥阳、洛阳。次年即元鼎五年，武帝在立甘泉泰畤前先祭雍五畤，继而向西北行进，“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所谓“陇”，应劭注曰：“陇阺坂也。”颜注曰：“即今之陇山。”^[422]武帝越过陇山，抵达空同山。空同，又名空桐、崆峒，多见于史籍。《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423]“鸡头”与“笄头”通，是崆峒山的主峰。《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原州平高县下有笄头山^[424]：

笄头山，一名崆峒，在县西一百里，即黄帝谒广成子学道之处。……《汉书》曰幵头山，在泾阳西。

《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泾阳，幵头山在西”^[425]，幵头、鸡头、空同为一山，即今甘肃省平凉西郊12公里的崆峒山。秦始皇二十七年也曾登鸡头山，武帝、秦始皇在祭祀路线中都特别安排了鸡头山／空同山一站，应与黄帝学仙于空桐的传说有关^[426]。武帝此次出巡，最西到祖厉河。《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祖厉县^[427]。《水经·河水注》：“河水东北流，径安定祖厉县故城西北。……又东北，祖厉水注之，水出祖厉山南，北流径祖厉县而西北流，注于河。”^[428]今祖厉河在甘肃靖远县与黄河交汇，东有屈吴山，海拔较高，主峰高2858米，武帝之行最终很可能到达了这一带。

自关中往陇西，最为便捷的道路是回中道。文帝十四年，匈奴骑兵深入汉地，直抵甘泉一带，回中宫毁于此次战火^[429]。此后，虽然匈奴回撤，但回中宫直至武帝元封四年（前107）才得以重建。《汉书·武帝纪》载^[430]：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

此次武帝祠五畤之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即为通回中道。《史记·封禅书》特记此事曰：“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431]武帝自雍出发，沿回中道自陕西陇县进入华亭，由此北出萧关。独鹿、鸣泽二地地望不详，《汉书·武帝纪》颜注引服虔曰：“独鹿，山名也。鸣泽，泽名也。皆在涿郡遒县北界也。”^[432]如服虔注不误，武帝应是沿着长城一路东北行进，直至涿郡，而后折向西南，历代郡、太原，以河东之汾阴后土祠为这次长距离巡行的终点。此次巡行，一则通回中，一则巡北边，其目的是部署和视察对匈奴的防御。

自元封四年之后，雍地祭祀常与防御匈奴联系在一起。征讨匈奴是武帝一生的事业，武帝于元封四年打通回中道后，多次至雍，走回中道，巡幸西北^[433]。他于太始四年“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434]，“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435]。这两次巡行皆自回中道出萧关，至安定（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北地（治所在今甘肃省庆城县西北马岭），而后自庆阳东沿马莲河谷南行，至长武、灵台一带，东南折回长安。

甘泉泰畤成立之后，有遮蔽雍地、成为辐射整个关中地区的祭祀中心之势。不过，将武帝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前期，雍地仍是不易的祭祀中心。武帝中后期雍五畤祭祀稍见疏离，但因其与回中道和西北边境的密切联系，地位并未衰降。从这两个方面考虑，雍地仍可视为武帝朝的祭祀中心。

秦皇汉武都热衷巡狩，武帝的巡行范围，并未超出始皇。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其巡行目的皆不外乎巡察西、北边境，祭祀名山大川及海上求仙几点。武帝巡行与秦始皇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出行目的更为单纯、泰山地区地位的提高，以及祭祀地点分布更为均匀。

始皇五次巡行曾两次经过长江流域：二十八年封禅后巡行南郡，自武关归咸阳；三十七年自武关至于云梦，一路沿长江而下。武帝巡行这一地区仅有元封五年一次^[436]。楚地是秦王朝的心腹大患，秦始皇频繁地穿越故楚国疆域显然带有威慑、巡察及观兵耀威多重意味。而武帝对长江流域并没有显示出如秦始皇那样特别的关注。经过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楚地已没有与中央进一步对抗的政治、军事力量。武帝无须再用武力震慑南方和关东地区。他的巡行，是以祭祀为主要目的的“巡狩”。

武帝与秦始皇都热衷于东行，封禅、礼祠八神、海上寻仙，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与秦始皇不同的是，武帝在东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泰山不仅是封禅、修封之处，更设有明堂等高级别的祭祀建筑。在沿海地区，武帝还大兴仙人祠。由此，今山东半岛以泰山为中心，成为武帝所经营的宏大的国家祭祀框架中的一部分。泰山与泰畤—后土祠、雍五畤分担不同的功能，维系着王朝祭祀的流畅运转。

再者，在秦始皇自西向东巡游的路线中，除起点咸阳与终点泰山滨海外，路线中段的祭祀点有限。武帝时的景况则大为不同。除秦代已有的祭祀外，自西向东的巡游途中，华山、汾阴后土、嵩山、缑氏等几个重要的祭祀场所，皆为武帝着意经营之处。正是这些新建祭祀场所，使得国家祭祀地点的分布均匀而连续，东西二分的局势不复存在。

以上三点，构成了武帝朝祭祀格局与秦代最大的不同，也宣告着全新的汉家祭祀制度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