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不越望：疆界认同与拓展
群望是一国中最为重要的山川，也与一国疆域关系十分密切。《左传》多言鲁之“三望”，郑玄据《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淮、海、岱为鲁之三望[51]。《春秋公羊传》则认为鲁三望为“泰山、河、海”[52]。钟文烝试图弥合二说，云：“公羊高，齐人，盖据齐法。齐地在岱阴，又东至于海，西至于河也。”[53]钟氏以齐国三望为鲁国三望，不可信，杨伯峻已有驳正[54]，《公羊》说亦不确。海、淮大致可看作鲁国东南两界的地理标识，泰山则是齐鲁边界的重要地理标识，郑玄之说近是。鲁国之“望”与其疆界密切相关。《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事[55]：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章，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
楚昭王病后占问，卜人认为是河神作祟。但昭王拒绝祭祀黄河，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即祭祀范围不能越过本国之“望”。楚国的“望”是长江、汉水、雎水、漳水四条河流[56]。“望”与本国的地域范围联系在一起，成为某种不可逾越的边界。以山川为分域标准是春秋战国以来流行的做法。顾颉刚曾指出，《禹贡》最明显的特点是“每州只举出两三个名山大川作为分界点”[57]，以之为划定九州界域的标识。在对山川形势的描述中，又以水道走势为九州分界的界限，如“济河惟兖州”“海岱及淮水惟徐州”等。以群望为国家边界的认识，当与这种习惯有关。
群望与国家疆域的关系，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左传》僖公五年[58]：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
晋灭虞国且“修虞祀”，杜预注曰：“虞所命祀”，孔颖达疏曰：“谓天子命虞，使祀其竟内山川之神也。”[59]虞国被灭，其山川也被并入了晋国祀典。此外，《尔雅·释山》有：“梁山，晋望也。”[60]梁山在少梁，本属古梁国，后归秦国。鲁文公十年（前617），晋伐秦，得少梁地[61]。当晋国的边界扩展到梁后，梁山也被纳入晋国群“望”。可见，山川祭祀不但与君主的权力有关，也有昭示国家疆域的涵义。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将别国山川纳入本国祭祀中，即宣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将原属别国的山川纳入本国诸“望”的行列，更是明确地扩张本国疆域。《左传》昭公十七年还有一例[62]：
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
晋顷公准备攻伐过于亲近楚国的陆浑之戎，便以祭祀雒水与三涂山为幌子，意图暗中接近戎人地域，趁其不备发动进攻。“三涂”，古注有两说，杜预认为“在河南陆浑县南”，即今河南嵩县西南的三涂山，又称水门。而服虔则谓太行、
辕、崤渑，总名曰三涂[63]。二者相较，以杜说为上。三涂应与雒水相去不远，二者才便于一并祭祀。三涂与雒水都不是晋国之“望”，而在成周地界，晋国本无权祭祀。因为晋国的盟主地位，周王室被迫同意晋国祭祀自己疆域内的名山大川。不过，晋国仍须先向周王室提出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进行祭祀。
综上，对一地进行山川祭祀的权力，与一国对此地的主权密切相关。“望”成为一国疆界的地理标识，对群望的祭祀可以宣告君主对此地的控制，昭示权威、明确疆域。可以说，山川成为地理与权力的双重符号，这正是山川祭祀在东周国家祭祀中的意义。正因为此，才有“国主山川”之说。《左传》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64]成公五年，绛人曰[65]：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
山崩川竭是灾异之象，预言家们认为这与国家的运数密切相关。这种思想正来源于山川与国家权力间的密切关系。了解及此，便更易理解文献中反复强调山川与山川祭祀的原因[66]。
与西周相比，东周山川神的地位更为明晰，山川祭祀与其他天神或自然神祭祀明确区分开来。东周的山川祭祀已摆脱了单纯的山川崇拜，也不仅仅以调节水旱或祈求君主健康为目的。此时，名山大川祭祀的主持权与君权及其正当性直接相关。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山川——“望”，在东周负载着双重意义，既是自然地理的象征，更是国家权力的符号。群望既勾勒出一国的地理疆界，成为国家的地理标识，同时也代表着国家对这一疆界的掌控。《左传》成公五年“国主山川”之说，是对此时山川与山川祭祀地位的最好概括。
在东周，山川祭祀的形态、内涵与其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已基本定型。秦始皇与汉武帝重组天下山川，构建王朝的地理标识序列，可以看作对东周时代“望”的涵义的继承[67]。秦之“名山大川”与汉之“五岳四渎”的基本内涵，都脱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