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祠
《说文》曰：“祠，春祭曰祠。”[58]以祠为春祭专名。《公羊传》桓公八年：“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59]《诗·小雅·天保》毛《传》说同[60]。在秦汉时代，“祠”已成为祭祀的通称，如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可以攻军，入城及行，不可祠”等语[61]。《史记·栾布列传》也有栾布“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等[62]。在这些语境中，“祠”作为祭祀活动的通称，并没有明确的场所、规格或方式的指向。
就本部分研究的主题而言，“祠”首先可作为秦汉时代祭祀场所的泛称。《史记·封禅书》云[63]：
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
太祝主持祭祀的雍四畤、陈宝祠、西畤与畦畤可总称为“祠”，“不领于天子祝官”的郡县地方祭祀也可被称为“神祠”。《史记·封禅书》录汉文帝诏书有“及诸祠，各增广坛场”之语[64]，“诸祠”泛指国家祭祀中的各种祠庙。《封禅书》还有“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之语。可见，上至国家最高层次的雍地诸畤，下至郡县地方祭祀的场所，都可以“祠”呼之。这里采用《封禅书》的称呼，将这些有特定祭祀对象、地点固定的祭祀场所通称为“神祠”。下文即对这些神祠作简单的分类。
（一）附属性神祠
秦汉神祠可以附属于其他建筑存在。《史记·封禅书》记载了汉高祖初立国时在长安设立的一组神祠[65]：
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
上引文中“某巫祠某某之属”，与“河巫祠河于临晋”文义相近，是神祠的一种，可称之为“巫祠”。诸巫祠皆“岁时祠宫中”，虽有固定场所，但并无专属祭祀建筑。
附属于宫殿的、名为“祠”的祭祀场所，还有武帝的长陵女子祠、寿宫神君祠、宣帝新立诸祠等。《史记·封禅书》载“是时上（武帝）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蹄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武帝〕厚礼置祠之内中”[66]。后来，武帝又于甘泉宫祠祭“寿宫神君”，所谓寿宫神君即指上郡之巫。武帝置其于甘泉宫居室帐帷之中，后又专门“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67]。《史记·孝武本纪》《集解》引服虔曰：“立此便宫也。”又引臣瓒曰：“宫，奉神之宫也。”[68]寿宫、北宫是附属于甘泉宫的宫室，即服虔所谓“便宫”，主要功能是用以祭祀。此外，宣帝也在未央宫设立了四祠，祭祀白虎、随侯、剑宝等[69]。
武帝所设长陵女子祠，宣帝所设随侯、剑宝等祠，皆是在甘泉、未央宫中专设祠室，以奉其神主。这些祠室依附于宫室而存在，并非独立的建筑。寿宫的主要功能为进行祭祀活动，但本身并不称为“祠”。这类未建造单体建筑、依附于宫室存在的神祠，或可称为“附属性神祠”。附属性神祠的祭祀对象多非国之重祭，而与皇帝个人喜好及祸福关系更为密切。
地方及民间祭祀中也有类似于附属性神祠的祭祀形式。《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70]《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白起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71]黄石祭祀与张良墓合而为一，未另起祠室。秦人对白起的祭祀则与乡邑里社之祭相结合。《史记·栾布列传》曰：“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72]栾布曾两度为汉初燕国国相，燕齐人民立私社以祭祀之，与白起祠情况相似。此外，《汉书·宣元六王传》[73]：
哀帝时，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
东平国瓠山有大石侧转直立，东平炀王刘云“治石像瓠山立石”，颜注引苏林曰：“于宫中作山象。”[74]刘云不仅亲至瓠山祭祀，而且在宫中立石象之，后者形式与前文所论高祖所立巫祠相类。
以上所举数种祭祀，皆在固定地点对固定对象重复发生祭祀活动。其祭祀场所并无有专属建筑，或附于宫室、或附于民间私社而存在。
（二）常规神祠
前文已叙，在秦汉，几乎所有的祭祀场所和活动都可被统称为“祠”。其中仅可被呼为“某祠”的独立祭祀场所，可称为“常规神祠”。这类神祠是西汉祭祀场所中最常见者。如《史记·封禅书》载雍“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75]。从形制看，常规神祠可分为坛场类、楼阁类和组合祭祀建筑群三种。
第一类为坛场类。西汉以“祠”为名的祭祀建筑中规格最高、形制也最为清楚的是汾阴后土祠。《史记·封禅书》曰[76]：
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
以司马谈与祠官宽舒的规划，汾阴后土祠在脽丘之上，设有五个祭坛。后代汾阴仍有后土祠，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曾在汾阴“获古砖，长九寸，篆书‘千秋万岁’字及‘长乐未央’字”[77]。李零认为这可能是汉代万岁宫的用砖[78]。《三辅黄图》卷三曰：“万岁宫，武帝造。汾阴有万岁宫。”[79]《水经·河水注》载万岁宫所在，云：“《魏土地记》曰：‘河东郡北八十里有汾阴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曰脽丘，上有后土祠。’……又有万岁宫。”[80]万岁宫与后土祠相去不远，应为皇帝祭后土时驻跸之处。“后土祠”不包括万岁宫之类的行宫在内，仅与汾阴脽丘之上的五坛相关。可见神祠可以是坛场类建筑。
“祠”也可以不设坛场。《史记·封禅书》载有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81]越祝祠“安台无坛”，即直接于土台上祭祀，不设坛式建筑。除祭祀外，还辅有卜筮活动。
神祠还可以是楼阁屋室。《史记·封禅书》载[82]：
其明年，〔武帝〕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焉。
明年祠，《汉书·郊祀志》作“迎年”，又作“延年”[83]。方士为明年祠规划的形制，模仿黄帝的“五城十二楼”。如是，则明年祠主要以楼阁组成。
以上三种形制不同的祭祀场所都被命名为“祠”，可见秦汉之“祠”并不限定特殊的建筑形式。秦汉神祠的形制虽无一定之规，但不出坛场、楼阁，或二者组合等几种固定形式，此外还有数种形式相结合的，如陈宝祠。《史记·封禅书》载陈宝祠之立曰[84]：
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
《封禅书》原文应读为“于陈仓北阪，城祠之”，王先谦《补注》云：“刘敞曰：‘盖于陈仓北阪上筑城作祠祠之。’下文云‘集于祠城’是也。”[85]刘敞之说正得其意，陈宝祠是一个小型建筑群。上引文中谓陈宝祠之建筑形制为“祠城”，即坛场与祠室相组合的祭祀建筑群。
综上所述，传世文献中记载的秦汉祭祀场所主要有畤、庙、祠三名。“畤”是秦汉时代祭祀天及五帝的专门场所，为土坛式建筑，上或有装饰物或祭祀坑，不包含周围的附属建筑。自东汉起，“畤”之名不再使用。“庙”在秦汉主要指宗庙，神庙数量有限，皆为屋室类建筑。秦汉时代的“祠”是对祭祀场所最宽泛的称呼，没有严格等级规定。上至国家祭天之所，下至民间自发的祭祀，都可通称为“祠”。神祠可以依附于宫室或民间之社而存在。有独立建筑的神祠，其形式主要有坛场、楼阁两种，或以二者相结合的“祠城”形式存在。
史籍中对祭祀场所往往一语带过，难做细考。不过，回到原始文献中，以当时人的称谓为分类原则，考察不同称谓的祭祀场所，或能更为准确地还原其功能与性质，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随着南郊郊祀制的成立，秦汉时代的神祠退出了国家祭祀，却并未丧失影响。东汉大量兴起的墓前祠室，《水经注》中记载的分布广泛的神祠、神庙，都可以在秦汉找到源头。
[1]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9页。
[2] 《说文解字》卷一二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91页上。
[3] 田亚岐较早提出，畤是由秦人独创的祭天、地与五帝的固定场所，又为汉人所继承（田亚岐《秦汉置畤研究》，《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凌纯声认为畤与燕之“祖”、齐之社的形制和功用都相同（凌纯声《秦汉时代之畤》，《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下〕，第1463页）；晁福林认为畤有峙立之义，原为民间田中立石以祭杂神，后为统治者所用（晁福林《战国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汪受宽则认为，畤的形状如种菜的菜畦，中有土堆，畤祭是一种祈求农业丰收的祭祀［汪受宽《畤祭原始说》，《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4] 如凌纯声认为，所谓“畤”是层级状土台，即“西亚两河流域的Ziggurat一词的第一音节的音译”（凌纯声《秦汉时代之畤》，《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下〕，第1483页）。从目前学者对早期祭祀遗址的研究来看，中国早期多祭坛与祭祀坑（参李零《说“祭坛”和“祭祀坑”》，《入山与出塞》，第17—40页）。其形制与Ziggurat不同，二者宜有所区分。
[5] 平帝朝王莽建立南郊郊祀制，曾于长安城外广立郊兆，其中有一些名“畤”的祭祀场所，但王莽所立诸“畤”或已不能反映“畤”的本义与早期面貌。
[6]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4页。
[7]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30页。
[8]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56页。
[9]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956—957页。
[10] 如《周礼·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89页下栏—第790页上栏。
[11]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56页。
[12] 《大唐郊祀录》卷八《夏至祭皇地祇》，《大唐开元礼》附，影印《适园丛书》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82页下栏。
[13] 《大唐郊祀录》卷八《夏至祭皇地祇》：“其从祀总六十八座。坛之第一等祭神州地祇于东南方之□。祀五岳、四镇、四渎、五山、五林、五川、五泽、五丘、五陵、五坟、五衍、五原、五隰于内壝之外，各依方面，俱□向。”《大唐开元礼》，第782页上栏。
[14] 《大唐开元礼》，第782页下栏。
[15] 参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147—148页，注9。渡辺氏认为八角形地丘“也许是北周、隋、唐独有的方坛结构”，我们则认为八角形祭坛可能有更早的来源。
[16] 《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57页。
[17] 上引《旧唐书》文还征引《汉书》，曰：“又按《汉书》，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即认为以八边形神坛祭地的传统来自于汉武帝。汉人以后土祠祭地，《史记·封禅书》载后土祠形制为“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9页），并非八觚坛，《旧唐书》所指实际应是甘泉泰畤。
[18] 参李零《中国方术考》第二章“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第88—176页。
[19]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20] 此外，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M1出土式盘两件，M1N:29为木胎，外髹黑漆，圆角正方形地盘，上有圆形转盘，中心有轴孔，底盘上沿转盘周围等列八个长方形针刻条框，框线上再勾以朱砂，框内朱砂书干支，干支以顺时针方向排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仅从图像上来看，虎溪山M1式盘与泰畤颇有相像之处，都是正方形的底盘上有八边形结构，只是这八个长方框是画在地盘之上的。
[21]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续汉书·祭祀志》《注》曾详述元始仪祭坛之形制，曰“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续汉书》志第七《祭祀上》，第3158页），即认为元始仪的祭天坛也为“八觚”。但是，祭坛的形制不可能同时做到“圆”和“八觚”。王莽元始仪重要的理论来源是《周礼》，《周礼》明确提出祭天于圜丘。《续汉书·祭祀志》谈及光武洛阳郊祀，云：“采元始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续汉书》志第七《祭祀上》，第3159页）可知元始仪中的祭天坛为圆形，开八条通路，即“八陛”。八边形的祭天之坛，仅泰畤而已。前引《续汉书·祭祀志》《注》理解有误。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唐代长安城圜丘遗址，其坛上有十二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7期），这种做法即源自早期祭坛的形制。
[22] 参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第五章“天圆地方：寰宇秩序的大框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7—132页。
[23] 姚生民《关于汉甘泉宫主体建筑位置问题》，《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第95页。
[24] 林梅村《西汉帝国大型石雕艺术的发展》，《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116页。林梅村并引《续汉书·祭祀志》所载光武封禅制度“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续汉书》志第七《祭祀上》，第3164页），认为二者形制有相似之处，都是祭天坛。但两种石块体积差距较大，二者之间有无关联，仍待查考。
[2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6—1377页。
[26] 对早期祭坛的研究，可参李零《说“祭坛”和“祭祀坑”》，《入山与出塞》，第17—40页；井中伟《我国史前祭祀遗迹初探》，《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27] 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杭州西北部汇观山清理出良渚祭坛一座，此祭坛建于山顶，为长方形三层覆斗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汇观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2期。
[28] 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也分三层筑成，建筑在凌家滩墓地最高处，呈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祭坛落差约1米，上层表面有三个长方形祭祀坑。因祭坛表面有若干用途不详的大型石块，发掘者认为祭坛顶部可能本有建筑。祭坛东南方有面积约40平方米的红烧土遗迹，发掘者认为有可能是埋葬或祭祀时使用火的地方。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
[29]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3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59、1367页。
[31] 田亚岐《秦汉置畤研究》，第110页。
[32]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31页。
[33] 《汉书补注》，第531页下栏。
[34] 《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582页中栏。
[35]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66页上栏。
[36]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66页上栏。
[37] 《周礼正义》，第1427页。
[38]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31页。
[39] 林梅村就认为，现在甘泉宫遗址内1.4米长的火烧痕迹就是汉武帝燎祭天神的火坛。林梅村《西汉帝国大型石雕艺术的发展》，《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115页。
[40] 雍山血池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竹宫”二字，如是，则竹宫非泰畤所独有。参《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第40—41页。
[41] 《三辅黄图》卷三《甘泉宫》，《三辅黄图校释》，第206页。
[42] 〔清〕沈钦韩等撰《汉书疏证（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1页下栏—第442页上栏。
[43]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58页。
[44] 《汉书·礼乐志》：“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45页。
[45] 《汉书·武帝纪》颜注引臣瓒曰：“《汉仪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5页。
[46]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68页。
[47]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九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46页上栏。
[48]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5页。
[4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2页。
[5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3页。
[51]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57页。
[52]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60页。
[53]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81页。
[54]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68—1569页。
[55]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76页。
[56]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50页。
[57]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9页。
[58] 《说文解字》卷一上《示部》，第8页下栏。
[59] 《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218页中栏、下栏。
[60]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公事也。”《毛诗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412页中栏。
[61]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乙种》，第233页。
[62] 《史记》卷一〇〇《季布栾布列传》，第2734页。又如《史记·赵世家》：“〔程婴〕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785页。词例甚多，不必赘举。
[63]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6—1377页。
[6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1页。
[6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8—1379页。
[66]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4页。
[67]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8页。
[68] 《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460页。
[69] “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70]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8页。
[71] 《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第2337页。
[72] 《史记》卷一〇〇《季布栾布列传》，第2734页。
[73] 《汉书》卷八〇《宣元六王传》，第3325页。
[74] 《汉书》卷八〇《宣元六王传》，第3326页。
[7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5页。
[76]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9页。
[77] 〔宋〕王溥《唐会要》卷一〇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13页注。
[78] 李零、唐晓峰《汾阴后土祠的调查研究》，第9页。
[79] 《三辅黄图校释》，第216页。
[80] 《水经注校证》卷四《河水》，第105页。
[81]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0页。
[8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3页。
[83]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以候神人执期，名曰迎年”。又曰：“用事八神、延年。”颜注曰：“延年，即上所谓迎年者。”第1246、1247页。
[8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59页。
[85] 《汉书补注》，第532页。